明代南京“西华门”考
李新峰
题要：
明代南京的皇城，西部外门为西安门，内门为西华门。但明代中期以来，学界多记外门为西华门，现代民间亦称西华门。学界与民间，为何长存与官方条文记载相反的“谬误”？本文梳理明中期以来学界记载的来龙去脉、明代各类叙事对西部外门的称谓，发现：明人在官方场合的用语与条文吻合，平时则俗称西华门，并非清代或现代讹改，明代陈沂、现代朱偰皆尊重俗称反致抵牾。明人首先视皇城为内城加瓮城之一体，而非内外两重，遂以皇城西门的传统名目，径称皇城西部外门。南京皇城之内外一体程度强于北京，“西华门”遂沿用不移，甚至导致内部西门一度讹称西安门，已可视为行用更广的本名。
明代南京的皇宫城池，分内外两重。内城东西两门，为东华门、西华门，外城东西两门，为东安门、西安门。
[1]
此既见《洪武京城图志》，又有《明太祖实录》、北京皇城等为证。但明清以来，诸多文献记载称外城西门为西华门，影响深远，直至二十世纪，南京当地尚称外城西门遗址所在为西华门。学界就此多有辨正，外城西门本名西华门，已无异议。但是，皇宫城池，是明代南京最显要的建筑，为何存在这么多与权威本名相反、与“事实”矛盾的记载？南京居民为何长期使用“错误”的俗称？尚容细究。与此“西华门”相关的文献记载，可分两类：专门记载南京皇城规制者，与叙事涉及外城西门者，以下分别讨论。
一、规制条文中的“西华门”
记载南京皇城规制者，既有明朝官方颁行的正式条文，也有地方志、私人著述等官方色彩较淡的描述。列举城门时，官方必重权威本名，民间或录现实称呼。明代的官方记载，来自三种官方文献。《明太祖实录》记明初内城初就、改作大内时，两次系统介绍殿宇门楼：
新内成。正殿曰奉天殿……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
改作大内宫殿成。阙门曰午门……左顺门之外为东华门……右顺门之外为西华门。
[2]
《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年间三次设置皇城门官、门吏：
置门官，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奉天门……各设门正一人、副一人。
置皇城门官，端门、承天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门设正，正七品，副，从七品。
置午门、端门、承天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门吏，各四名。
[3]
洪武二十八年（
1395
），朱元璋命礼部颁行《洪武京城图志》，其中混合列举内外诸门：
奉天门……午门……东华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东安门……西华门……玄武门……以上皆宫门。
[4]
至明末天启年间，《南京都察院志》载：
皇城各门：承天……午门……东安门、东华门，西安门、西华门，北安门、玄武门。
[5]
这三节文字，内“华”外“安”，内容、理念高度一致。清代中期，《明史》保留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其中《舆服志》载“宫室之制”，
[6]
基本照录了上引《实录》前两节。
1933
年，葛定华列举《洪武京城图志》与《明史·舆服志》记载，判断内“华”外“安”为确。
[7]
1986
年，叶骁军指出，《明史·舆服志》所载来自《明太祖实录》，内容正确。
[8]
但是，从明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主流学界极少采用这三则原始资料，而另有记载与研究。
（一）学界记载
《洪武京城图志》刊行百余年后，正德、嘉靖年间，陈沂三刊著述，再识规制。正德十一年（
1516
）初，陈沂刊行《金陵古今图考》，称“若夫本朝之详，则有《京城图志》在焉”，作“国朝都城图”标皇城四门为洪武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
[9]
并称：“其西安门以北宫墙，即古都城之故址，东出青溪桥处也。”
[10]
“西安门以北宫墙”，指外城西门北的皇墙。可见陈沂认为，诸“安”门为外城门，同《洪武京城图志》。嘉靖十五年（
1536
）左右，
[11]
陈沂主编的《南畿志》刊行。其中“都城图”同前，正文却与地图矛盾：
皇城……正南门曰洪武……东近北曰东华门……西近北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京城图志》）。
大内，六门，正中曰午门……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京城图志》）
。
[12]
在嘉靖十六年（
1537
）刊行的《金陵世纪》，陈沂沿用此意。
[13]
此称“皇城”即外城诸门为东、西华门，“大内”即内城诸门为东、西安门，与前引所有记载，恰好相反。
陈沂在《南畿志》凡例中称：“都城宫阙山陵台省苑囿，必因地以昭其盛，直据《一统志》《京城图志》，不敢有所作也。”
[14]
《图志》将内外城视为一个整体，各述四方，每方严循内外之序。明代中期，对皇宫城池内外一体的认识观念，开始向内外两重观念转变。
[15]
陈沂或受新观念影响，将《图志》所述理解为内外两城，见洪武门而以为下述外城。
[16]
此勉强可通，但毕竟与此前著述抵牾。“不敢有所作”，似有不得不曲解之隐情。
陈沂之后，万历《应天府志》《上元县志》，皆称体例有禁，不记宫室规制。
[17]
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录上引《南畿志》，又称：“皇城自长安左、右门北，又东、西安门，北玄武门。”
[18]
可见继承了陈沂的认识。《洪武京城图志》于弘治六年年（
1492
）重梓，此后未再刊刻。
[19]
顾炎武广搜地志，《利病书》《肇域志》皆未录《图志》原文，可见明末流传已稀。此后，地理著述多径采《南畿志》，如傅维鳞、余宾硕、康熙《上元县志》，或基本照录，或缩写成文，或改换归属。
[20]
至《明史·地理志》，摘写全段入史。
[21]
《地理志》初稿的作者徐乾学，
[22]
可能直接采用舅舅顾炎武原文，而删去标识出处的“（《京城图志》）”。而《舆服志》大段摘录历朝《实录》，应属倚重《实录》的万斯同自撰。万斯同或许碍于总裁，备存二说。但是，关于皇宫城池规制，《地理志》的影响力远在《舆服志》之上。至乾隆《江南通志》，全录《南畿志》，收入《四库全书》，
[23]
具备了钦定资格。此后同治、宣统诸志，又分录或调整，更行纷纭。
[24]
（二）学界研究
清代地理著作，多机械地处理前代文献，沿袭《南畿志》误读《京城图志》形成的文字。这既非学术研究考察或文献整理，也不体现当时真正流行的俗称。但三百年间，仍有极少数例外。康熙前期，略晚于顾炎武的顾祖禹，未受《南畿志》那两段文字影响：
皇城奠焉（在京城内之东偏，当钟山之阳），正门曰洪武门（南直正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其西安门以北宫墙，即古都城之故址，东出青溪桥处也）。
东府城（在皇城西安门外青溪桥，东南临淮水）。
青溪（郡志：……南流入旧内，又出西安门外之竹桥，入濠而绝）。
[25]
第一段前后部分，来自《大明一统志》
[26]
和上引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原文，介绍四门者，为顾祖禹自撰。第二段来自《太平御览》引《晋书》旧文，
[27]
“皇城西安门外”为顾祖禹增入。第三段来自万历《应天府志》，
[28]
“西安门外”亦顾祖禹所加。此皆以东、西安门为外城门。这些见解，后代方志、著述不乏改写、转引者，但无人深究。
嘉庆年间，《新修江宁府志》的纂修者姚鼐等人，认为内城门名为东、西华门，质疑当时外城门之“西华门”俗称。
[29]
但于外城门之本名甚至有无，仍囿于文献记载，或慑于条文权威，而含糊其辞。至
1933
年，葛定华初综文献，考察遗址，访求故称：“清代明宫已毁，俗人难辨，故混称东、西华门为东、西长安门。口碑固有时不足征也。”
[30]
葛氏严格区分本名与俗称，挑选可靠的专记规制的文献特别是《洪武京城图志》，以探讨明初本名，第一次明确指出：这个“西华门”是俗称，是错误的。
从顾祖禹到葛定华，明代皇宫城池的内外西门本名，逐渐回归原貌。
1936
年，朱偰系统研究考察了南京古迹，出版《金陵古迹图考》，却令这个问题回归混沌。在书中，朱偰强调《洪武京城图志》“最可靠”，却称明代外城门为东华、西华、玄武门，内为东安、西安、北安门
[31]
，与《南畿志》正文一脉相承。至
1955
年，朱偰修正了见解：
当年皇城凡二重，外重……西为西安门（今存，在逸仙桥，俗称西华门），东为东安门，北为玄武门。皇城之内为宫城……为西华门（今废）……为东华门（今存，在午朝门东）……为北安门（即后宰门，地名尚存）。
[32]
此时，朱氏似乎在东西两面接受了“正确”解读，改称明代外城门为东安、西安门，内为东华、西华门。但是在北面，仍认为外城门称玄武门，内城门为北安门。按，将东安、西安、玄武并列，亦见上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南京宫殿”段。但《利病书》所述，乃顾炎武心目中宫殿所在的内城诸门，非朱氏所称外城诸门。此折衷各说，实不合乎任何记载。朱偰为何既舍《图志》、又舍陈沂，出此下策呢？
外城西门“俗称西华门”，没有动摇朱氏对外城西门称西安门的抉择。但是，内城北门“即后宰门，地名尚存”，或令朱氏认为：此地既非大名鼎鼎的玄武门，就只能是陈沂解读中的内城北门北安门了。换言之，朱偰与葛定华稍异，虽重视规制条文对本名的记载，亦重视当地俗称。当本名一目了然时，俗称自然退后。若本名不明，俗称又契合记载，就影响甚至主导推测。俗称与记载，遂曲为折衷。此后学界，于朱氏前后观点、乃至后期观点的正文或附注，各有所取，一度令这个问题陷入了空前混乱。
陈沂与朱偰，是明初六百年以来最究心南京古迹、最熟稔南京风物的两位专家。可恰恰是他们二位，在南京最显赫古迹的最基本的名称问题上，犯下大错。陈沂的曲解被广泛接受，衍生出诸多对外城东西门名的矛盾记载，人烟辐辏的外城西门称“西华门”，导致各种对历史的认知困难。朱偰欲调和俗称与记载的歧异，反而错上加错，可见“西华门”“害人不浅”。关于“西华门”缘起，有各种推测和传说，如清初改建外城西门致讹说、清代来自西安驻防者改称说、近代西华门湮废导致西安门借称说、民间泛泛讹称说等。这些从当地生活角度出发的说法，皆认为“西华门”属清代以来现象。而为西安门遗址正名的文化各界，又注重陈沂以来学界的错误理解。但是，《洪武京城图志》并非文意奥古，如此低级的误读，发生并保持数百年，实在不可思议。有无可能，明代已有俗称外城西门为西华门的现象，陈沂正如四百年后的朱偰，乃直面文献与俗称的歧异，而调和折衷呢？
二、明代叙事中的“西华门”
专记规制的文献及其衍生研究中“西华门”、“西安门”，仅存在于制度条文语境或学者的观念世界。它与明清以来当地居民事实上使用的俗称，并无必然关联。官方的本名、学者的结论，既不一定制约、也不一定受制于俗称。但是，若非专记规制，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类著述，叙事当不必对照、遵守规制条文或学界认识，而会使用作者习以为常的称呼。若明清著述指称外城西门为“西华门”，是书写、刊刻之误，还是作者理解粗浅、知识错误所致，还是体现了当时当地的民间真实称呼？明代史料述及内外城西门，尤见关乎玄津桥、皇墙、关卡、木厂、“旧丞相府”、内守备府的记述。以下按照各地“西华门”在明代文献中首次出现的顺序，依次辨析。
（一）玄津桥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
1370
）：
命建驸马都尉李贞第于西华门玄津桥之西。
[33]
按，明初逐步兴建皇宫，吴元年（
1367
）建成“皇城”即内城，有西华门等四门，洪武六年（
1373
）修筑“内城”即外城，十年（
1377
）底设西安门等门官
[34]
，乃外城西门首见记载。杨国庆据此判断，西安门等在洪武十年（
1377
）方建成，洪武三年（
1370
）尚无西安门，此乃西华门与玄津桥相接
[35]
。
玄津桥横跨杨吴城濠，东通皇宫，正对外城西门。
[36]
今西华门、玄津桥遗址皆存，两者相距一公里。以西华门体现修饰玄津桥的位置，太过辽远。按，明初两京的皇宫城池，可视为内城加四面瓮城的结构。明初十分重视瓮城防御，吴元年（
1367
）修成的“皇城”，不太可能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内城，一出西华门即面对闹市通衢。西部瓮城，即从东华门到西安门由高墙重门围成的狭长城池，颇可能与内城、南方瓮城同时建成，至洪武六年（
1373
）方以各瓮城顶端为基准，增筑外城。
[37]
换言之，洪武三年（
1370
），可能已建后来的外城西门西安门。它虽然不如永乐三年（
1405
）后那样紧邻玄津桥（详见下文），毕竟比西华门近得多。所以，此“西华门”虽难确定所指，仍可能是当时对外城西门的俗称。
景泰《寰宇通志》和天顺《大明一统志》皆载：“竹桥、土桥、玄津桥，俱在西安门外之北，跨青溪。复成桥，有二，一在西安门外。”
[38]
明人记南京街衢津梁，只及皇宫外城之外者。此西安门外，指外城西门外。
嘉靖十六年（
1537
），陈沂《金陵世纪》载：
大中桥，东通西长安街、崇礼街，西通里仁街，西南大中街，东北西华门街，南通通济街。
玄津桥，在复成桥北、西华门之前。
[39]
此二“西华门”，不见以往记载。大中桥是明代全城交通枢纽，沟通旧城和皇城。其“东北西华门街”，若直抵西华门，必有皇墙阻隔。“东北”应指向北偏东，通往外城西门西安门，也就是玄津桥在“之前”的“西华门”。不过，当时确实存在从大中桥到西安门的大道吗？
《洪武京城图志》载：“大中桥，即古之白下桥也……长安街，在皇城西长安门外，即旧白下桥东。大通街，在大中桥东，南接通济门，北通竹桥。里仁街，在大中桥西。”
[40]
可见从大中桥出发，有向东的长安街、向西的里仁街，和桥东向南、向北的四条道路。陈沂所记六街中，长安街、里仁街相同，崇礼、大中二街系东西向新增，“东北西华门街，南通通济街”这对应《洪武京城图志》“南接通济门，北通竹桥”二路，似无疑义。但是，陈沂在二十年前《南畿志》介绍八条大街和“小街二十”，
[41]
上述六街中独无此二路。在《金陵世纪》介绍十三条大街和“小街二十”，独无此向北一路。
[42]
《洪武京城图志》正文载：“竹桥，跨清溪水上，在皇城西，南对柏川桥，北通太平门。柏川桥，在通济街。”“街市桥梁图”则标明，通济门、柏川桥、竹桥之间是一条南北通衢。
[43]
观柏川桥所在，此路南段可能因处通济门内而名通济街。不过，上引《图志》载南北道路是大通街，陈沂载，大通街“南北横过长安街，为绰禊立四面”，
[44]
规格很高。在杨吴城濠以东的御河上，自西向东有柏川、乌蛮、会同、大通四桥，大通街最可能经过乌蛮桥，
[45]
即与通济街紧邻并行。洪武末年，外城西墙尚未西拓（详见下文），与杨吴城濠间有大片空地，宜有南北大路。永乐西拓皇墙后，墙濠之间应存南北道路，但偏东的大通街向北路段必受影响甚至取缔，则大中桥东的南北交通，可能西移。陈沂增为六街，却不提著名的大通街，介绍数十街，却不列大中桥所出的“西华门街”，很可能因为：此时大中桥东，早已改沿外城西墙北上“西华门”，旧路不与，而新路名尚不著。
万历五年（
1577
）的《应天府志》，和万历二十一年（
1593
）的《上元县志》皆载，玄津桥在“复成桥北，西华门之前”。
[46]
它们本应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保持一致，却在叙事中改“西安门外”为“西华门之前”，与陈沂相同。二志虽大量采录陈沂著作，但并不盲从，而多有重要修订。如陈沂在《南畿志》《金陵世纪》载御河诸桥，万历《应天府志》补充了大通桥别名、会同桥与大通桥位置关系、乌蛮桥精确位置，
[47]
皆据实详辨，非机械抄录。故此“西华门”，可能是万历时期对西安门的俗称。
（二）皇墙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
1405
）六月，“（招）〔拓〕西安门外地，改筑西华门外皇墙。”七月，“徙府军右卫治于鼓楼之西。旧治在西安门外，以拓皇墙故徙之。”
[48]
在明代非专述规制的著作中，这是唯一同时提及南京西安门、西华门者。
明代南京皇宫的外城，西部宽于东部，似即西拓结果。《洪武京城图志》载，西部内外城之间，比东部多出一道西中门。
[49]
则洪武时期所建外城，西部可能本来就宽于东部。但如上引《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
1391
）各方诸门设门吏，东、西、北三面皆设中门，不独西中门。《洪武京城图志》刊行时，或东、北中门已废，然此已不能证西部独宽。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
1373
）筑皇宫外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为步五千一百四十三，为里十有四。”
[50]
梁庆华等换算为
8288
米，将西部宽度按东部计，将南方瓮城直至洪武门计算在内，合乎实测。
[51]
明朝官方测量北京皇宫城池周长时，确实计长方形城池加瓮城。
[52]
则洪武外城西部的宽度，确本同东部。
万历十六年（
1588
），礼部屡奏灾异，称：“南京旧西安门脊、钟鼓楼各兽头及牮杆等，俱被雷毁。”
[53]
文献中常见南京西安门，此“旧西安门”必漫漫称呼“南京旧皇宫”的西安门，应即洪武时期西安门遗址。所以，上引确应理解为拓城改门：在原西安门以西改筑新的西安门，在新西安门南北筑墙，正是内城“西华门外皇墙”。
永乐十五年（
1417
），明太宗居南京，斥汉王高煦居山东乐安州。《明太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皆载，此前“褫其衣冠，囚系之西华门内”。
[54]
明代各种史籍、笔记，于此皆无龃龉。或曰，内城非系囚之所。《明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
1426
）俘虏汉王，押往北京，“新作馆室于西安门内，处高煦夫妇男女。”
[55]
其他明代记载亦同。参此，永乐时期的“西华门内”，或为南京新建的西安门之内。不过，汉王被囚南京时，乃单人囚禁，在北京则与家人同居。而后来汉王被擒，单独囚禁在北京时，仍位于西华门内逍遥城。
[56]
则此南京“西华门内”，仍指内城。
（三）关卡
《明英宗实录》载，宣德十年（
1435
），“妖贼缘旭林……夫妇至南京……入东安门，为守卫者所诘，旭林等以刀剑伤之。官军追至东华门外，擒获。”
[57]
缘旭林等时欲“入”城，而非外逃，当在外城东门关卡与守军冲突，最远到达了内城东门附近。东安门、东华门之名，与规制无异。
正德《大明会典》载：“凡每月三次，该南京江东宣课司抽分活猪三十五口，于西安门并本寺良醖署支糟糠等物喂养，充本寺大官署支用。”
[58]
按，“本寺”指南京光禄寺，位于“内城西”，
[59]
即外城西门之内。《会典》所载，至少为正德六年（
1511
）刊行之前状况，甚至明初已然，必早于前引陈沂所有著述。
上引成化十四年（
1478
）火灾不久后，王恕转述南京给事中所奏：“内府各衙门军民匠役人等数多，又有接拨旗军力士，约有七千余名，俱由东安、西安、北安等门早晚出入。”又述南京兵部述上工人匠言：“各役常日进内上工，天未大明，俱到西安等门伺候开放点验牌面。”
[60]
支料养猪、盘查出入工匠的西安门，必指正对闹市区的外城西门。
万历二十四年（
1596
），一伙儿小偷儿两次潜入南京皇宫盗铜，事发：
正月二十二日晚……进西安门、西上门，由阙右门过阙左门，至走更桥下干水洞内，扒进禁城内东宫殿上……至二十三日五鼓，仍往水洞扒出，由西安门至费朝家……至二月二十八日五更时分……由旧路潜入东宫里……先约王銮、陈太等，亦带烧饼酒肉，在于东华门外北第十铺地方竹园内躲住。候至三更时分，各贼放下麻绳，将銮等所带酒肉烧饼系上城，吃毕，亦将铜用绳系下，藏放空僻金水河内。至二十九日五更时分，仍出水洞，由东安门出。
该日守把东华门奉御张进、把总指挥翟凤、百户周纪、阙左右门小火者赵进诚、把总指挥丁应时、百户刘誉、西上门把总指挥马元、千户王相、西安门把总指挥张云鹏、百户张应奎、东安门把总指挥许宗、百户蒋芝，既司守卫，漫不防闲……将内外守卫官员及查该日军人一并提问。
[61]
第一次，小偷们进西安门，经西上门，绕过西华门，经阙左、右门，从内城南偏东处进内城，原录返回，出西安门。第二次，原路进入，期间有人在“东华门外北第十铺地方竹园”接应。这并非城外居所，而是外城之内临近内城东墙处，便于接头。故诸侠得于月黑之夜，欢宴于内城墙，后出东安门。两次作案过程中，西安门、东安门是皇宫城池的最外围关卡。案发后，涉案各关卡的守卫官员皆受处分，由名单可知，其中仅东华门、阙左右门有宦官把守，显然性质偏“内”。在此奏疏中，内“华”外“安”，绝无混淆。
崇祯十七年（
1644
），福王入南京登极。弘光元年（
1645
），文震亨载：
恭闻……从朝阳门入，至东华门，步行过殿陛，行谒奉先殿，出西华门，暂以内守备府为行宫。
[62]
内守备府，是南京守备太监的衙署。天启《南京都察院志》载：“内守备衙门，柏川桥转字铺。”
[63]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载：“两厂，明东西两厂，以阉寺为之，称为内守备。两厂相连，在复成桥东。”
[64]
如上引，柏川桥位于御河入杨吴城濠处，东抵西安门，东抵长安右门外城门。《洪武京城图志》载：“复成桥，在玄津桥南。”位于柏川桥西北。
[65]
复成桥东、柏川桥北之地，扼守皇城西南角，滨旧城区，宜为内守备府所居。福王由内城至此，必先出西华门、后出西安门，南转至此。文氏记福王进东华门后步行经诸殿，应指内城东门，而又东华门、西华门并举，则此西华门更可能指内城西门。
（四）木厂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
1442
）正月，“南京内府西安门内失火，烧毁廊房及簿籍器物以万计。”二月，“命南京工部修治西安门内廊房。”天顺七年（
1463
）正月，“南京西安门木厂火，延烧于皇墙。”
[66]
按，《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八年（
1395
），“置皇城长安、东安、西安、北安四门仓。”
[67]
此西安门与长安诸门并列，指外城西门。木厂不太可能深处内城西门，仓厂则可并置，木厂所在的西安门亦当指外城西门。正统年间的西安门火灾，或亦起自木厂。
成化十四年（
1478
），南京皇城发生火灾。《明宪宗实录》《国榷》分别载：
南京西华厂火，焚竹木等料。
南京西华门厂竹木等料火。
[68]
但当事人王恕有《南京长安右门外木厂内失火参工部官奏状》，载火灾发生在“长安右门外榜房后南京工部堆垛木料厂房”，起因是班匠在厂房内煮饭失火，担责官员是“本部西安厂看守木料办事官”。
[69]
按，明代的长安右门，是承天门外瓮城的侧门，可俗称长安西门、西长安门
[70]
。万历时期，王士性载：“出西安门，长安街掠西南而去。”
[71]
据上引西长安街位置，知明代后期长安右门甚至可称西安门。则王恕所言“西安厂”，是否即西长安门外的“堆垛木料厂房”？
细观担责官员名目，可能由工部分派到“西安厂”即起火地点办事，也可能由工部下属的“西安厂”分派到长安右门外的厂房办事。若失火厂房本名“西安厂”，则王恕在奏状题目与叙事中，可以径称，似不必特称“长安右门外木厂”“堆垛木料厂房”等等。若系对“长安右门外”厂房的简称，则王恕在奏状中，不太可能用易生歧义的西安门，去简称此前已呼为长安右门的西长安门。故此“本部西安厂”，既非厂之本名，亦非长安右门木厂的简称，更可能是天顺年间曾经起火的西安门木厂的常见称呼。弘治年间所修《实录》称“西华厂”，当来自“西安厂”，虽无“门”字，似有将外城西门称为西华门的意味，谈迁或因此径加一“门”字。但王恕言“西安厂”，表明官方明称外城西门为西安门。
（五）旧丞相府
上引叙事中，陈沂之前，无论官方正式叙述，还是普通人在官方场合，一律称外城西门为西安门。陈沂之后，官方叙事如述案情、记典礼，一仍其旧。又如《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三年（
1575
），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上言，议修南京皇宫城池：“系内外出入之防者必修，外围皇城、内围禁城是也……修臣民观瞻之重必修，东安、东华等门也。”
[72]
论出入频繁、事系观瞻，西部远重于东部，故此必涵盖西安门、西华门等。但是，明代中后期，官僚文士偶赴皇城游览，述及城内“旧丞相府”时，纯属“民间叙事”，对外城门的称呼多有不同。
正德十三年（
1518
），黄省曾录南京兵部尚书乔宇观览南京皇宫详情：“道承天右门……入端门，又入午门……循城之东，经八宝库、古今经籍库、东华门内，观太孙宫、东宫……又经武英殿，至大庖……由西华门、西上门以出。”
[73]
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南京皇宫游记。乔宇先入外城南部瓮城，再进内城，由东至西而出。所经之处皆内城殿院，而由西华门出至西上门，说明此“东华门”“西华门”指内城门。
嘉靖后期，何良俊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弃官卜居南京十年，
[74]
曾随大臣拜访宦官：
入西华门，即访丞相府。府在西华门内，北向，规模甚宏壮。
[75]
无论“丞相府”本名为何，一定不是内城建筑，“西华门”成疑。万历十六至十八年（
1588-1590
），王世贞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刑部尚书，
[76]
纪游更详：
入西华门数百步，更入重门，又百余武，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为三门以通。中涓指谓余，此故丞相府也……已而有堂，巍然南向，由堂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后堂也。其壮丽亦可敌诸宫殿……复由堂背入，甍栋逾壮丽。曰，此相府……自丞相府而西数百武，复有门，自西门而又西千武，而始为西门楼，则大内矣……既谓之丞相府，则惟庸妻子皆居之，不应在西华门内……甲士入西华门，门者岂不之觉察？将无丞相府私第，始犹在故西华门外，后西华而广之，并其第录故也？
[77]
何、王记丞相府门“北向”，即在甬道南侧，向北开门，但具体位置难详，“西华门”“西门楼”“大内”“故西华门”云云，更增疑云。万历十九至二十年（
1591-1592
），王樵任南京光禄寺卿，究心故实，
[78]
尤熟稔光禄寺所在外城西部：
工科给事中陈君洪烈到任。故事，内府衙门皆预宴，多不至。予一往焉。出光禄署，入西上门，循皇城而南，入阙右門，会于吏科。
由西华门循池而北，古木交荫，池水深广，内府各监局多面城而列。
大庖在西华门内，尚膳监在西中门内，与御用监相对。御用监，旧丞相府也。尚膳监之左为大烹门，门之内为凉楼，乃造办供进品物之所。凉楼之后为光禄寺，前列四署。
[79]
据第一段，光禄寺在西上门外，即西。据第三段，光禄寺在西中门内的尚膳监之左后，即东北。尚膳监与御用监即旧丞相府相对，即分布在甬道北南两侧。由此，三个衙门位于西中门、西上门之间，尚膳监在西北，光禄寺在东北，御用监（旧丞相府）在南。西中门与西上门，位于外城、内城之间，确切地说，位于西安门、西华门之间。则何良俊、王世贞笔下的“西华门”，确指西安门。
王世贞“更入重门”，应即永乐拓皇墙前的“旧西安门”、西中门等。丞相府北门巍峨，且有三门，但府内建筑南向，需要“由堂背入”，则此北门非府第后门，而是《明太祖实录实录》《洪武京城图志》所载西上南门。《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
1513
），“雷击南京光禄寺大烹门凉楼。”正德十三年（
1518
），“南京工科给事中劾奏尚膳监太监任宣，于南京西上北门乘轿张盖，骄纵无上。”
[80]
《洪武京城图志》在皇城西甬道之路北，标有三门，路南仅标一门，偏在东南角。路北偏东者，当为王樵所记大烹门。正中者，当为尚膳监对应的西上北门。则西上南门，当非《图志》所标那样偏僻，而是在西上北门对面。此后，王世贞不是回到甬道，而是站在丞相府向西远眺，看到“复有门”，即来路“更入重门”者，此“西门”再往西很远，则是“西门楼”。明代南京外城西门规格甚高，很可能曾建城楼。
[81]
王世贞所见“西门楼”，应即外城西门，即入“大内”最初穿过的“西华门”。
王樵“循池而北”，得见内府监局面城而列，指内外城之间的监局与内城城墙隔护城河相望，则此西华门指内城西门。按，明代北京西华门内有大庖厨，西华门外为御用监、尚膳外监，与南京相似，唯尚膳监、光禄寺位于皇城东部、南北相邻，异于南京。
[82]
此当因北京皇城西部有太液池，导致地隘，而稍改某些寺监于东，其他格局未变。则王樵述“大庖在西华门内”，当同北京，亦指内城西门。
万历四十五年（
1617
），顾起元《客座赘语》详录家乡名物，提及丞相府、“西华门”：
大内西华门里，内监传，旧丞相府中有五谷树。
大园，如西华门之郭府园、魏公之万竹园。
由笪桥而北，自冶城转北门桥、鼓楼以东，包成贤街而南，至西华门而止。
今传西华门内为丞相胡惟庸府。
[83]
丞相府之“西华门”，与何、王同。府第名园，必在外城之外。城内地标，亦必指外城西门。
谈迁自崇祯十五年至弘光元年（
1642-1645
）入高弘图幕，盘桓南京。
[84]
崇祯十七年（
1644
），谈迁《枣林杂俎》载：“皇城西华门外旧丞相府，有五谷树。”
[85]
此句似录自顾起元，而改“内”为“外”，称内城西门为西华门，又同黄省曾、王樵。
上引诸例，凡官方叙事或在正式场合，用语全部合乎权威本名。成化十二年（
1474
），守卫南京皇宫城池的卫所旗军，由四千余名增至六千。
[86]
如上引，弘治年间有七千工匠频繁出入外城。外城西门正对主城区，应是旗军工匠的主要出入口。南京居民显然知晓外门的官方名称，不可能因“大内”深密而混淆内外。
黄省曾、王樵、谈迁、文震亨叙事，直称内城门为西华门时，未涉及外城西门。崇祯十一年（
1638
），方文寓居南京，诗云：“所恨旧京广，敝庐偏西安。”自注：“予居西安门。”又诗云：“小卜西安门外居，涧云溪水薄吾庐。”
[87]
明确称外城西门为西安门。如上引，谈迁虽在《国榷》径解“西华厂”为“西华门厂”，却在《枣林杂俎》改“西华门内”为“西华门外”，暗示西华门应指外城内门而非外门。可见，诸多明代作者，并未如陈沂所记规制那样，彻底颠倒内外之名，呼内门为西安门。
但陈沂、何良俊、王世贞、顾起元和两种万历方志，明确称外城西门为西华门。陈沂所载，除“西华门”，更有“西华门街”，必非师心自用。王世贞认为，丞相府不应位于“大内”即“西华门内”。所谓“故西华门”“后西华而广之，并其第录”，似指丞相府位于“故西华门”外，永乐西拓皇墙，西华门西移，将丞相府包含在内了。但如上述，西移的是西安门，而非西华门，况且丞相府位于西中门以东，以往的外城西门不可能比这再往东了。王世贞的猜测不能成立，却说明，这位南京兵部侍郎认为，皇宫外城西门称西华门是恰当的。何良俊亲历其地，顾起元更是南京当地人，中会元而辞官长年家居，不可能错认皇城内外。万历方志记诸桥，特意改“西安门”为“西华门”。他们当如普通旗军工匠，知晓内“华”外“安”之制，但同时习称外门为西华门，不以为忤。如此，上引《明太祖实录》“西华门玄津桥之西”，确有可能是现存最早的“西华门”。
总之，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南京居民虽在官方场合称外城西门为西安门，平时却称西华门。则“西华门”，既非书写刊刻文字之误，亦非学者误解条文、知闻狭隘导致的错误认识，更非清代偶然出现的讹传。它是明代长期、普遍的俗称，与官方本名西安门并行不悖。陈沂颇有可能不肯对俗称视而不见，方过于勉强地曲解了《洪武京城图志》。
三、南京“西华门”的“优势”
明代南京除有“西华门”，另有“后宰门”现象。内城的北门玄武门，本俗称厚载门或后宰门，与外城的北安门，内外相对。天顺二年（
1458
），倪谦载，永乐年间，徐惟谦父子“俱至南京，克传家学，赐第北安门外。”
[88]
赐第所在，必在外城门外。万历三十五年（
1607
），葛寅亮载：“兴善寺，在太平门内、北安门后东城地。”
[89]
天启年间，《南京都察院志》载：“兴善寺……坐落北安门。”“第七所，在太平门兴善寺。”
[90]
可知兴善寺位于太平门、北安门之间。但康熙中期，赵吉士引“先曾祖日记”：
天启六年，南京太监二十四衙门与北京太监魏忠贤立有生祠，在后宰门兴善寺傍。
[91]
兴善寺康熙后期改称香林寺，
[92]
遗址今存，远在外城北门之北，必不致与内城北门混淆。则此明代后期“后宰门”，实为外城北门北安门的俗称。同治年间的地方志，或将北安门、香林寺并置于“东北第七甲”，
[93]
或载：
旧庙之略存者，后宰门外香林寺。
[94]
可知清代后期，经太平天国洗礼后，称外城北门为后宰门之习，仍未湮废。
明代北京外城的东、西安门，有俗称东、西华门者，有分称二者为内东、西华门和外东、西华门者。外城北门北安门，也有借内城北门之俗称“厚载门”，而为己之俗称者。这些俗称，入清后仍存，“外东华门”“外西华门”等延续至清代中期。
[95]
内城规格高于外城、“东华”“西华”为传统皇城门名等内崇外卑现象，皆可能导致外城门名“攀附”内城门名。但是，皇宫城池的瓮城结构，导致内外一体的观念浓厚，内外两重观念淡薄。民间视外城为以内城为主体的“皇城”整体之一部，视外城门为以内城门为核心之瓮城的末端一部，应是以内称外的深层原因。
[96]
类此，南京的“西华门”“厚载门”，并非以讹传讹，而是习知其故、行用为常的传统，是元明以来这种普遍现象之一例。
但是，南京“西华门”，生命力比北京强得多。明代后期百年中，北京的“西华门”，曾衍生出“外西华门”“内西华门”等区分内外的名目，流露了一点对真正西华门的“歉意”。南京外城西门的俗称，则只有径称“西华门”一种，正主儿被直接无视了。北京的各种俗称，与权威本名并行，至清代中期逐渐消失。而南京的外城西门，入清后略经重建，官民普遍称为西华门，攘夺了内城西门的权威本名。“西安门”，除上引顾祖禹文，以及乾隆《上元县志》、《江南通志》这类漫引《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包含“西安门”的文字，
[97]
居然绝迹。而这两种著作叙事，提及当时外城西门时，无不呼为西华门。此后诸官私记载，似亦无例外。
南京的“西华门”，为何命运与北京相反，一直沿用到现代呢？如上述，明代北京皇城的城门本名与俗称，或借称或衍生，可追溯至名分高低、规格差异、瓮城结构、内外观念等原因，不妨与南京分别比较。
（一）名分与规格
东华门、西华门，早在东晋、北宋即为皇宫城池东西门名。
[98]
明代以前，它们在北京仅见于元大都时期，在南京则有更绵长的传统。南宋以南唐皇宫为行宫，设东、西华门，
[99]
元代以行宫为江南行御史台，门名依旧。
[100]
《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攻克集庆路后，重用秦从龙，“即元故御史台为府，居从龙于西华门外。”
[101]
此即明代常称的“旧内”。从行宫到“旧内”再到“新内”，东华门、西华门之名，在南京已行用两三百年，久于北京。而东安门、西安门，最早在吴元年（
1367
）建成“新内”时，方见于南京，永乐时期方见于北京，对两地居民而言都是陌生的新名目。明代南京居民，当比北京稍更习惯以东华门、西华门称皇宫城池东西门，但差别不大。
内城的城墙与城楼，规格高于外城。明代北京的内城，不计城垛高
9.5
米，厚
8
米，顶宽
6.8
米以容守卫。外城高
5.8
米，厚
2.1
米，顶宽
1.7
米，更像一堵外围的墙垣，几乎不足与内城并列。
[102]
南京内城规格不详，现存南京西华门，台基距地面
10.75
米，
[103]
但明代北京西华门的台基原始高度不详。按，《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
1373
），中都初具规模：
中都皇城成，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
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城楼，台基俱高五尺九分。午门东南、西南角楼，台基与城楼台基同。
玄武门城楼，台基高五尺九寸五分，其东北、西北角楼，台基亦与城楼台基同。
[104]
此郑重区分玄武门与其他门，可知“五尺九分”虽琐细，确属精确。中都西华门台基高
4.459
丈，远高于
3.95
丈的城墙，而稍低于
4.545
丈的女墙计有
0.86
寸，合
0.27
米。
[105]
北京皇宫城池，高度不如中都，则北京西华门台基低于女墙的幅度，应稍少于中都的幅度。北京内城加女墙高
3.455
丈，
[106]
合今
10.98
米。则北京西华门台基，当略微高于此数减去
0.27
米所得
10.71
米，正合南京的
10.75
米。由此可知，两京西华门的台基高度相同，内城城墙的规格当完全一致。
今南京外城西门附近的皇墙遗址，潘谷西据其基础宽
3
米估计，墙原高
6
米，顶部
1.8
米。
[107]
所估高度、顶部宽度与北京略同，但厚度大大超过北京。天启《凤书》载，明代后期的中都遗址，“皇城……高二丈……里城……高二丈五尺，上有女墙。”
[108]
王剑英指出，这高度只是时人大略估计，并非实测。
[109]
中都经二百年风雨，城墙或已侵蚀降低，但可略知，当初内外城高相差不大。南京外城是模仿中都规制而建的，高差当类似。
北京的东、西安门，为木构屋宇式，七间三开门，单檐歇山顶，
[110]
远不如东、西华门的重檐高楼。南京的外城西门，为砖砌三洞门，洞门体积、底座雕饰规格，居然超过内城西门。
[111]
因未见正式考古报告，不知门上是否有柱础，但观其厚度，当建有《洪武京城图志》“皇城图”所标单檐城楼。此门系永乐西拓皇墙时新建，但不应大异于洪武旧制。则洪武以来，南京外城西门的城楼，高壮不下于内城西门，且在两边矮墙衬托下当更形巍峨，足以自成一“门”。
由此，南京西华门虽名分崇高、历史悠久，但洪武所建中都、南京皇宫城池的外城规格，并不像元大都、永乐北京那样远低于内城，外城门“攀附”内城门的需求较低。南京“西华门”生命力之强，当别有原因。
（二）结构与观念
北京的皇宫城池，虽承袭南京瓮城遗制，毕竟一次性建成，内外俱备。而南京先有内城加瓮城，后方有附属性质的外城。论视皇城为内外两重的观念，南京较北京更加淡薄。南京的西上南、北门，并非北京那样背后开南北通道的路口地标，而是正规的大门，临甬道两侧而建，与西安门、西中门、西上门构成一个彻底封闭、各门位置均衡的瓮城
[112]
。在洪武初年，这个瓮城以西华门为核心，构成一个独立的“皇城”西门体系，门禁、防御功能较北京更加明确。进入西安门，就是进入了“大内”，整个皇城离旧城区最近的西安门，自可被视为皇城西门，而按传统俗称“西华门”。
洪武六年（
1373
）建外城后，并未另辟外城门，而是由瓮城联通内外城。从城外或内城出发，都要通过瓮城，才能到达内外城之间其他各地。关于王世贞等游览的旧丞相府，钱谦益、潘柽章皆推测，中书省理当在大内附近，可能就是此地。
[113]
按，此地至清代曾为康熙帝南巡驻地，清末尚为江宁将军公署，
[114]
可知建构宏伟、材质坚固，绝非一般建筑。它邻近内城西门，若赴朱元璋早朝听政的奉天门，极为方便，除了明初中书省，无可当者。则吴元年（
1367
）建成“新内”后，中央各官署很可能主要分布在内城外的瓮城之外地带。办公当差者本可径入各衙门，只是要进内城时，需先通过瓮城各侧门进入瓮城，瓮城顶端之门不甚受人瞩目。洪武六年（
1373
）建外城，中书省等被包含在内。官吏军民从西部城区赴衙门办公当差，须先通过原瓮城顶端之门、现外城西门进入瓮城，再出瓮城各侧门到达衙署。从此，外城西门即西安门，为上述人员进出皇城必经。但他们进入西安门，是为了到规格更低的内外城之间的衙署地带去的。内外之序，仍依次为内城、瓮城、内外城之间地带，原衙署地带不可能因外城之包含、进出之所经，得视外城门为自己的外围。西安门没有沦落为纯粹的外城门，而是成为“皇城四门”之西部门体系的标志，“西华门”之名更属自然。
洪武十三年（
1380
）胡惟庸案后，中书省、大都督府等遭取缔，但未见改建五府六部记载。直到洪武十七年（
1384
）、二十五年（
1392
），中央官署全面改建于外城之南。
[115]
此后，内外城之间仅剩光禄寺及内廷机构，近乎元大都的苑囿性质，与后来永乐建北京皇城相同。但此前二十余年间，南京皇宫瓮城的完整结构和明确职能，强化了“西华门”传统，乃北京所无之经历。
永乐十八年（
1420
）迁都后，北京内外城规格迥异，瓮城遗制仍存。故内外两重的观念，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外城开放、君主“退守”内城，才逐渐凸显，入清以后方取代内外一体的观念。
[116]
在北京，随着外城诸门失去门禁功能，东华门、西华门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内”东、西门，以内称外的现象也就逐渐消失了。在南京，万历三年（
1575
），南京工部建议：
系内外出入之防者必修，外围皇城、内围禁城是也。
[117]
万历《大明会典》载，此年准修“皇墙、禁城等垣”。
[118]
可见明代后期，南京官方也存在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但是，南京内城只有空寂的宫殿，外城的内廷机构也寥寥无几，官员、宦官和相应谋生民众，进出稀少。上文所见一般官僚，仅可凭机缘进入外城，可知南京外城一直未向民间开放。工匠旗军入内工作、守卫，亦无需分辨内城西门的本名。对南京人而言，出入“大内”的标志，仍是出入外城西门。南京区分皇宫内外城的观念与需求，远低于北京，也就从无内西华门、外西华门之说，更无令内外二门回归本名的可能。清代以来，南京皇城湮废，改为驻防城，内外之别、权威本名在官方层面失去了意义。最为南京居民熟悉的外城西门，自然沿袭了“西华门”。
总之，洪武以来，南京皇宫城池的外城西门，长期称“西华门”，主要原因并非内城西门名分崇高悠久、规格高壮，而是南京的瓮城结构比北京更明确、内外两重观念比北京更淡薄。外城西门，不是作为皇城外墙上的某个城门，而是作为整个西华门系统的外门，作为面对南京主要居民区的皇城标志，直接攘夺了内城西门的名称。
（三）官名与俗称
作为民间俗称的“西华门”，影响了历代学者对规制条文的解读。这些被改造过的规制条文，是否也曾反作用于民间，强化了“西华门”呢？
陈沂因“西华门”俗称而生的错误理解，的确主导了后代学界对规制的认识。但普通民众采用俗称，无需借助规制条文。陈沂除称外城东西门为东西华门，还相应地称内城东西门为东西安门，历代记载条文亦相沿不改。但明代民间，似无受陈沂这种理解的影响，称内城西门为西安门者。清代，内城西门的官方本名已湮没无闻，但位于驻防城内，似亦无人提及。至
1898
年，
Gaillard
《江宁府城图》则赫然标内城诸门为“东安门”“西安门”“后载门”，而将外城诸门标为“西华门”“北安门”。
[119]
此内“安”外“华”，北门却又以“安”为外，不合任何规制条文的记载，而与上引
1955
年朱偰的修正见解，完全相反。观此图所载地物之详尽精确，这些地名当来自实地调查。则清末，内城的西华门，确呼为西安门，简直契合了四百年前陈沂所解。
1933
年，葛定华详历故宫，记录、辨析各地俗称：
自天津桥而东，为明时西华门大街。桥东二十余丈处，有城门三阙，俗称为西华门旧址。
自大街直东里许，又有城门一座，孤立西向，一如西华门，俗称为西长安门。
自内五龙桥而东半里余，复有一城门孤峙，与西长安门相对，即俗称东长安门也。
南京旧图载，宫之北为后宰门，更北为北仪门，均无遗存，但见其地瓦砾遍地耳。
本节所称长安、西华、后宰诸门之名，均依俗称，非明时本名也。
[120]
“南京旧图”之“后宰门”“北仪门”，虽与《江宁府城图》异字，但所指当同为“厚载门”“北安门”。葛氏视为“俗称”，益知《江宁府城图》所载，亦当时俗称。
1936
年，朱偰据实地调查，亦注内城东、西门时名东长安门、西长安门。
[121]
据前引王士性载，明代俗称“西长安门”的长安右门，可简称为“西安门”。则《江宁府城图》载“西安门”“东安门”，究竟是“西长安门”“东长安门”等讹称的简称，还是受陈沂以来规制条文影响，而自“西华门”反向生成的俗称，就实在难以判断了。
明代以来，南京皇宫外城的西门西安门，俗称“西华门”。至清末，内城的西门西华门，俗称“西安门”。尽管无法得知，规制条文是否影响了民间称呼，但民间称呼，的确影响了学界对规制条文的解读和传承。最初，外门借用内门“西华门”之名，内外二门皆可称西华门。后来，外门独占了“西华门”。最终，内门反倒改用了外门的本名“西安门”。在这个从借用、并存到取代、互换的过程中，来自民间的“西华门”是逐步强化的。规制条文中的官方权威本名，生命力不见得高于五百年间曾用、习用的称呼。地名的俗称，无论来自错误解读还是借用讹传，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本名。在学界艰难辨析的历程中，陈沂、朱偰，努力调和官名与俗称的歧异，虽属错解，也展示了长期、普遍存在俗称的珍贵事实。而顾祖禹、葛定华，基于对原始文献的认真解读，坚持己见、廓清原貌，尤其令人钦佩。
本文原刊于《史林》2020年第3期。
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1]
明清以来，对南京、北京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又，今北京，明清曾为北平、北京、京师，今南京，明清曾为京师、南京、江宁等。本文概称“北京”“南京”。
[2]
《明太祖实录》卷
25
、
83
、
116
，吴元年九月癸卯、六年六月辛未朔、洪武十年十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影校本（本文所引明代历朝实录，出版信息略同，以下不注），第
379-380
、
1481
、
1888-1889
页。
[3]
《明太祖实录》卷
44
、
116
、
175
、
220
，洪武二年八月己巳、十年十二月戊申、十八年九月丙寅、二十五年八月癸酉，第
861-862
、
1901
、
2657
、
3227
页。
[4]
《洪武京城图志》“宫阙”，《永乐大典》卷
7701
，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叶
17a
。按，收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点校本，略存遗憾。本文正文取《永乐大典》本，图取影印清抄本，重出者仅以页码标识法区别。
[5]
天启《南京都察院志》卷
24
《巡视九库带点皇城四门职掌·皇城四门·见行事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
2001
年影印本，第
73
册，第
676
页。
[6]
《明史》卷
44
《舆服志》，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1667
页。
[7]
葛定华：《金陵明故宫图考》，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
1933
年版，第
37
页。
[8]
叶骁军：《南京明宫城门考辨》，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3-207
页。
[9]
按，严中已经指出，《金陵古今图考》的《明都城图》标皇城诸门为东、西安门（《玄津桥东城门为西安门不误》，《南京晨报》
2009
年
9
月
1
日）。
[10]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序”“国朝都城图”“国朝都城图考”，《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出版社
2006
年点校本，第
66
、
89-91
页。按，点校本之“国朝都城图”经改补，原图漫漶而略可辨，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6
年影印本，史部第
186
册，第
520
页。
[11]
谢晖：《明嘉靖本南畿志刊成年代小考》，《图书馆论坛》
1997
年第
1
期。
[12]
正德《南畿志》卷首“都城图”、卷
1
《总志·南都纪·城阙》，《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第
24
册，第
43
、
44
页。按，本文所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诸册，仅出版年份略分先后，以下不注出版信息。
[13]
陈沂：《金陵世纪》卷一《纪城郭》《纪宫阙》，《金陵世纪金陵选胜金陵览古》，南京出版社
2009
年点校本，第
13
、
17
页。
[14]
正德《南畿志》“凡例”，第
37
页。
[15]
李新峰：《也谈明代紫禁城的名称演变》，载《故宫学刊》第二一辑，北京：故宫出版社，
2020
年，第
116-118
页。
[16]
按，陈济民已经指出，《洪武京城图志》“由内而外，临近并记”，陈沂误读，误导后人（《为什么是西安门不是西华门》，《金陵晚报》
2012
年
7
月
6
日，
A34
版）。
[17]
万历《应天府志》“凡例”：“志以郡名，宫阙都城台省苑囿，皆不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03
册，第
255
页）万历《上元县志》卷
4
《建置志》：“其城郭宫阙郊庙官署，在邑境者，盖什八九。法不得书，重皇都也。”（《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影印本，第
295
册，第
47
页）
[1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庐州安庆备录·江宁府·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校点本，第
827
、
831
页。按，叶骁军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之自注“（《京城图志》）”，认为《利病书》所载来自《京城图志》，当不如《明太祖实录》准确（《南京明宫城门考辨》，第
205
页）。按，《洪武京城图志》为朱元璋命礼部纂修的专书，应较建文永乐年间成书的《实录》更权威、精确，且内容实与《明太祖实录》相符。
[19]
朱明：《洪武京城图志版本考》，《江苏地方志》
2011
年第
2
期。
[20]
傅维鳞：《明书》卷
84
《营建志·南京宫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39
册，第
131
页；余宾硕：《金陵览古·大本堂》，《金陵世纪金陵选胜金陵览古》，第
316
页；康熙《上元县志》卷
4
《建置志·城守》、卷
14
《古迹》，《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县志》，南京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2册，第382、444页。
[21]
《明史》卷
40
《地理志·南京》，第
910
页。
[22]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
10
《备陈修书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影印本，第
1412
册，第
446
页。
[23]
乾隆《江南通志》卷
30
《舆地志·古迹·江宁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本，第
508
册，第
5
页。
[24]
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4
页。
[2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20
《应天府》《东府城》《青溪》，中华书局
2005
年点校本，第
928
、
937
、
954-955
页。
[26]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
6
《南京·城池·京城》，三秦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本，第
109
页。
[27]
《太平御览》卷
181
《居处部·第》，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第
880
页。
[28]
万历《应天府志》卷
15
《山川·上元·青溪》，第
466
页。
[29]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
7
《山水下·杨吴城濠》、卷
9
《古迹中·明故宫》，《续修四库全书》第
695
册，第
87
、
113
页。
[30]
葛定华：《金陵明故宫图考》，第
4-7
页。
[31]
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92
页。
[32]
朱偰：《南京的名胜古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3-44
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
48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第
957
页。
[34]
《明太祖实录》卷
25
、
83
、
116
，吴元年九月癸卯、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十年十二月戊申，第
379-380
、
1481
、
1901
页。
[35]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
165
页。
[36]
《洪武京城图志》“桥梁”，叶
21b-22a
；《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第
8
页。
[37]
李新峰：《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第
140-142
页。
[38]
《寰宇通志》卷
8
《南京·应天府·桥梁》，影印《玄览堂丛书》，广陵书社
2010
年影印本，第
5198
页；《大明一统志》卷
6
《应天府·关梁》，第
117
页。按，严中已据《大明一统志》所载，证外城西门本名西安门。
[39]
陈沂：《金陵世纪》卷
1
《纪津梁·跨古城濠之桥》，第
64
页。
[40]
《洪武京城图志》“桥梁”“街市”，叶
21a-22a
。
[41]
正德《南畿志》卷
4
《应天府·城社·应天》，第
85
页。
[42]
陈沂：《金陵世纪》卷
1
《纪衢市·国朝大街》，第
32-33
页。
[43]
《洪武京城图志》“桥梁”，叶
21b-22a
；《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第
8
页。
[44]
陈沂：《金陵世纪》卷
1
《纪衢市·国朝大街》，第
32
页。
[45]
参见《洪武京城图志》“桥梁”，叶
21b
；《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第
8
页；正德《南畿志》卷
4
《应天府·城社·应天》，第
85
页；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明都城图”，第
89
页；万历《应天府志》卷
16
《建置志·上元》，第
496
页。
[46]
万历《应天府志》卷
16
《建置志·上元》，第
496
页；万历《上元县志》卷
4
《建置志·津梁》，第
215
页。
[47]
万历《应天府志》卷
16
《建置志·上元》，第
496
页。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