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开：我的语言学之路（上）

谢谢陈国华教授对我的介绍，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有机会同大家见面谈谈我的语言学之路。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主要的是向诸位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想我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讲讲我的经历，第二个我谈一下我的困惑和探索 。

我是1942-1945年的时候，那时抗战，我在贵州，跟家里逃难，到清华中学上学，念高中。当时的情况是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周诒春 ^① 担任我们学校的董事长，我们的老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且很多都是研究生毕业的，教我们中学，当时应该说我在这个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受到了这样的熏陶。因为周诒春这位老先生，对怎么样办学他有一套他的理念，而他这套理念在清华大学都没有完全实现，在我们学校得到全面的体现，所以我受到了清华精神的教育，这要谈起来要谈很多。有时候我跟年轻人谈我中学的生活，他们都感到我非常幸运，能够受到这样良好的教育，我的确也是终身受益无穷。你比如当初我的英语老师就是周姗凤老师，她就是周诒春的女儿，是北京大学基础英语教学的王牌教师，已经去世了。她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当时她刚从美国回来，回来以后她的爸爸周诒春就对她说，你只能从初中教起，教ABC。周老师那时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一上课，先有10分钟的quiz（测试），这10分钟的quiz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时候dictation（听写），有的时候就光考一些vocabulary（词汇）。我的英语基础应该是在清华中学就打下了。我是清华中学7级的，我的导师叫索天章。索老师后来在复旦大学教Shakespeare（莎士比亚），他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研究生，英语专业的。所以我很幸运，能得到这样的老师给我打下基础。

1946一1950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外文系本科，当时的系主任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学者吴宓先生，是原来清华大学的英语系主任。当时我非常幸运，我1945年进武大的时候，吴宓先生担任我们的系主任。吴宓先生对我一生影响太大了，我记得我当时freshman（新生）去注册，当时注册就是选什么课，因为当时的大学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是欧美的教育思路。像外文系有required course（必修课），也有选修的，只要满学分你就可以毕业。选课要经过系主任签名认可。我去第一年刚进入学校，我就去找吴先生给我注册选课单上签名。我给他鞠躬以后，他看了我一下，他说你是不是清华中学的，因为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我说是的。他说你以后就搞语言学（笑声），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叫语言学，我一个中学毕业生，都没听说过什么叫语言学。但是吴先生说你以后就搞语言学，就这么一句话：搞语言学。我说怎么学呢？他说你多学一些外语。所以我在武大学了四年法语、三年德语、三年日语、一年俄语，我还自学了世界语。这是吴先生要求的多学习语言，以后就搞语言学。就由于吴先生这样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搞语言学（笑声）。所以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吴宓先生对我的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而且我至今不后悔。我觉得我这一生是很值得的，就由于吴先生给我指引了这样一条道路：以后 就 搞语言学。

然后我1956年到1960年考取了北大副博士研究生，我进入中文系，因为当时我的导师是高名凯先生，而高名凯先生是在中文系。高先生本来大学是学哲学的，在燕京大学，后来到法国去进修语言学，他主要是搞普通语言学。我很荣幸的是能够考取北大中文系做高名凯先生的学生，他指导我。应该说是吴宓先生指引了一条路，就是说我要搞语言学。而高先生呢，把我带进门了。所以我进了北大才知道什么是语言学，尤其什么是理论语言学，也叫普通语言学。因为高先生是哲学系毕业，所以他非常重视哲学，他跟我说你要搞理论语言学，你必须有哲学和外语一一那时吴先生让我们学了好几门外语。他说你有了这两个基础就等于有了两个翅膀，不然你飞不高。这个对我一生影响也很大。我知道要搞理论语言学，你没有哲学和丰富的外语知识那你是没有条件去搞的，所以我从高先生那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育。然后我1961年毕业以后就分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直工作到现在。

青年时期的赵世开先生

可以说，如果从1956年我进北大开始算真正搞语言学，到今天我已经50年了，我已经在语言学这个园地耕耘了50年，我深深地感谢我的老师吴宓先生、高名凯先生，还有我到语言所去以后具体指导我进行研究的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当时是我们的所长。吕先生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小事吧。

一个就是当时我们编了一个美国结构主义专号，因为我到语言所之后，吕先生就跟我提出个要求，说你把这个Martin Joos编的那个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语言学选读》）这本书每天都要看，因为这是精选的。而且他希望我将来能够写一本美国语言学的专著，这是吕先生给我的期望。后来我们出了一个结构主义专号，主要从美国Martin Joos的书中挑选了一些（读物），然后组织一些人翻译，然后出了一个专辑，当时叫《语言学资料》，你们图书馆一定有的。另外这个专辑后面的index（索引），terminology（术语），就是terms（术语）。Index（索引）编的时候大概我们是按alphabet（字母表），ABCD这样下来，然后A里边也还有个次序问题，那就看看第二个字母是在前面的排在前面，然后如果两个一样的话还要考虑第三个字母、第四个字母。大概编过index的都知道这是一个规矩。我当时有大约两三个比如在F字母里，有些个次序我有点颠倒，这时候忽视了后面的那个字母的次序。吕先生很仔细，他看出来了。他把我叫去了，他说世开，你这个为什么把次序搞颠倒了，我说我没注意。他说搞科学研究如果这样一些小的问题上你都没有做好，那你将来上面的那些东西都站不住的，也就是说你groundless（无根据）。你下面这样的次序都搞颠倒了，你上边的理论的结构我怎么能相信你，说明你工作态度是不行的。这个对我一生影响很深，这是个严厉的批评，当然他说话是很客气的，但对我来讲我感到这样一种严厉的批评和要求，是我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当中需要注意的。这是很小的事。

“文革”以后，我有一次在所里头碰见他。吕先生说，世开，你是本科念外文系，研究生在中文系，我觉得你有条件可以做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他说我也想做，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做了，我希望你去做。那么，因此我“文革”以后开始做英汉对比研究，他给了我很多具体指导。所以我现在有两本著作，一本是《美国语言学简史》，一本是《汉英对比语法的问题》。这个就是吕先生要我做的，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那也是在吕先生的要求和指导下我做的，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辜负吕先生对我的期望。我做了，但做得好坏我要请大家来批评。我是努力的，我去做了。

我为什么谈这些，就是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如果没有我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今天赵世开。要是吴先生不给我指出，要我去搞语言学，我不会去搞语言学，因为我不知道语言学是什么。而且当时，也不是当时，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英语系的传统是重文学轻语言。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想恐怕也还有这个传统，大家对文学很重视，对语言不是很重视，而且觉得语言学非常枯燥，干巴巴的。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干吗要搞语言学，文学多好啊，你搞novel（小说），poetry（诗歌），prose（散文），太有意思了。语言学什么verb（动词）、noun（名词）、adjective（形容词）、vowel（元音）、consonant（辅音），太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有兴趣，这个verb、adjective（形容词）里面学问大了。至今，我们还没法回答“what is language”，语言是什么？因为100个人有100个answer（答案），到现在为止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学派，就这么个问题 ，几百年下来，到现在我们仍回答不了。你能说你已经全面回答了吗？美国有个语言学家叫Bolinger，他就说我们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你摸到一个鼻子就说象就是一个鼻子，摸到腿就说象就是那条腿，不是这样的。

语言学究竟是什么？至今回答不出来。最基本的东西，而且也就是语言学要回答的问题，你管他Chomsky也好，Jespersen也好，再早一些语言学家都想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至今没有回答，没有一个科学的、权威的回答。所以我很想谈一下师恩，在我的语言学之路当中，老师的恩惠我将永远不忘。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也不要忘记老师对你们的教诲，给你们的恩惠。现在有很多学生离开老师，把老师给忘了，这个将来你也当老师，你当老师以后如果你的学生把你给忘了，你会有什么感受？ 老师是要影响我们一生的，我就是在老师的教诲下走了这么一段路，这是我讲的我的经历的一部分。

我的经历的第二部分，我想谈自从我进入语言学这个园地以后，至今没有后悔过 。 在“文革”期间，在科学院很多搞研究的人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因为看不到前途，不知道将来要搞什么，很多人都打沙发、做大立柜，研究人员去干这个事，改善生活条件，去买几个木料在家里搞这个。我从来没有打沙发，也从来没有去打大立柜，我继续看语言学的著作。当然我很幸运，因为我在“文革”当中没有被揪出来当成什么反动，没有批斗，我有条件可以去看。我当时照样看美国Language（《语言》期刊），照样看Journal of Linguistics（《语言学杂志》）。“文革”一结束，我们所里当时编的那个《国外语言学》，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写的《美国语言学的10年》，恰好就是“文革”这10年当中美国语言学的发展。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转向，这个transformational - generative grammar（转换—生成语法），所以刚才陈教授讲当时就听我讲过乔姆斯基。

很多人奇怪说“文革”这10年你怎么还看了这些东西，居然写出这10年来的学术，包括当时你们学校的许国璋先生他都感到有点surprise（惊讶），他说你居然这10年还在看。我还在看，我一点没有后悔。当时有的人说，语言学还有什么用啊？学什么语言学啊？“文革”大家思想混乱了，后来过了以后又有人说语言学不得了，是最先进的科学。我从来不这么看，我既不认为语言学不得了，没有语言学照样吃饭，但是我 也没有认为语言学没用。所以我觉得语言学是值得人们去探索，从不同的方面你都需要去了解。搞 社会学也好，搞什么心理学也好，搞哲学也好，搞语言教学也好，你都需要了解。所以有一次在武汉开一个国际外语教学会，让我做一个keynote speaker（主题报告人），我就讲了有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他是盲目地在教学，因为他没有语言学的常识。他实际上也有一套东西、一套理论，但他没有意识到，老这样怎么能提高你的教学呢？所以语言学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说语言学就不得了了，也没到这个程度，没有语言学人类照样存在。所以我觉得定位是非常重要，包括做人。你在社会上你要给自己定位，你不要定得太高，因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没有必要把你定得很低，感到很自卑也没有必要。我觉得把它恰当地放在一个位置就行了。我觉得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语言学是值得的，所以我至今感谢吴宓先生，可惜他“文革”当中遭受了很多迫害，最后死得很可怜。我每次看到他这个遭遇的时候，有一些回忆，我会掉眼泪，我非常难过，因为他是我的恩师。所以我就觉得搞语言学至今不悔。

那么我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当时念普通语言学研究生的时候，高名凯先生要求我把中文系的5门课要补上，因为我外语系没有学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方言学和语言学史5门课，跟大学本科生一块学，考完以后及格了，才有资格念研究生的课程。对高先生的指导我受益无穷，不然我对汉语没有一点科学的了解，所以我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以后补了这5门课，受益很大。

这里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总结教训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外文系和中文系总分裂是不对的。现在中文系的活动，拿北大来讲，外文系的活动中文系不知道，中文系的活动外文系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培养不出像语言学界的赵元任啊罗常培这些大师。为什么像罗常培、赵元任这些大师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呢？他们既有很雄厚的国学基础，他们对音韵、训诂、文字这些汉语方面的非常熟，像音韵学、《广韵》什么他们可以背出来，他们对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也很熟悉，那当然就是大师。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外文系的学生对汉语的音韵、训诂、文字不了解，包括我在内。我虽然学过这些课但背不出来，中文系的他们脱口而出，马上就可以给你背出来，他科班，那我不能，我不可能成为大师。而中文系的学生呢，外语不行，看不太懂，一知半解，所以对国外的有的（文献）他吃不透，有时候他误解。我们有好多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如果从内行的人来看，觉得很可笑，要用不好的语言来讲，那就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把人家的书看懂，然后就去评论，否定它，肯定它。你要看懂，好的地方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好，不好的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么不好。你都没弄明白，搞什么研究？

我经常参加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我经常愿意问的问题是：这个书、这个term（术语），how to define（怎样定义）？你给我它的definition（定义）。往往很多学生他弄了些新的术语，他对这个术语什么意思没有吃准，那我们就很难进行讨论了。因为你连最起码的最basic conception（基本概念）你都是错的，我怎么跟你讨论啊？这样的论文严格地讲不能pass（通过）。如果严格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论文pass是太马虎了。所以即使你将来通过论文你不要骄傲，要严格地话你不能pass。不pass你也不要垂头丧气，很可能那个老师没有看到你最精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在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研究生毕业，22年在学校，经过22年无数的考试，我已经发现考试是绝对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的。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什么托福、雅思这些考试我认为都是失败的。中国学生托福成绩比美国学生还好，但中国学生到美国去念博士去，老师指定的那些assignments（作业），他完成不了。这 个礼拜交给他3本书，美国的学生托福成绩赶不上，但他全看完了，讨论的时候他可以提出各种问题。中国学生开夜车看也看不完，看了一半还没完全看懂呢，comprehension（理解）很差。你说那个托福考试说明什么问题呀，有人满足于托福考试，哎呀我考了多少分，不说明你英语好。我们这个外语教学有很多问题。很多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甚至比我小的，都发现里面有问题了，所以考试不说明问题。

作为一个学生千万不要把分数看得至高无上，分数仅仅是个参考而已，而且那个分数只是给老师做参考，对你来讲没多大意义。老师要考虑这个学生今天怎么只考个50分，原来我出的题目他能考80分，说明你教师失败了，这个老师回去好好检讨。学生倒不需要检讨，你回去该吃两碗饭还吃两碗饭，该睡觉还睡觉，因为无所谓嘛，你教我就教了我这些，我就是50分的料，在你这个老师指导下我就这样的50分。所以学生不要计较分数，考了100分得意的不得了。我考了100分，可能you are lucky，靠运气的。我这考了这么多东西，经过这么多大小考试，我太了解了，这分数根本不说明问题了。我们的考试，搞教育的真的要好好研究下，这个考试制度本身是不是合理，值得思考。

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课程的设计存在很大的问题。我搞理论语言学以后，就发现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紧密相连）。计算语言学你起码应该毕业于计算机呀，这些有起码的认识。无论是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应该有所了解。搞心理语言学，你对心理学起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社会语言学至少对社会学要有了解。而这些在我们外文系、中文系都没有这些课程，没有专门开一个心理学，专门开一个社会学，专门开一个什么计算机课程。那你就要自己去补了，我当然后来补了很多课，因为我不补，我连文献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