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逝世，老先生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本文来源：综合自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新民晚报、新京报、京华网、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等

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前一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

有人说：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周有光2005年写下的百岁寄语：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

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

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周老用古音朗诵李白《月下独酌》：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老，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或许就是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为无数人解决了识字阶段最初的烦恼。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有光先生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

周有光夫妇和“连襟”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至今提起，老先生还乐不可支。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辈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2013年，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他还幽默地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

2015年，周有光迎来了110岁大寿。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在接受采访时称赞周老“心态很好”。他表示，老人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周有光先生

有人将周有光的一生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启蒙思想家。

1933年4月，周有光与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来源：央视新闻

张允和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家曾是安徽望族，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人物。而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是民国初年的富商，深受新思想影响。“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姐妹四人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合肥四姐妹”美名远播。叶圣陶曾经这样评价：“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合肥四姐妹合影（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来源：京华时报

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个幸运的人。张允和热情奔放，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两人热恋之后，到了该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踌躇起来。张家是大户人家，张允和是货真价实的名门闺秀，而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

1930年的张允和。来源：长江日报

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于是，他们最终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允和的三妹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执著地写情书给她。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我顽固地不爱他！”不过，在张允和等人的“助攻”下，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著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周有光和沈从文也成为连襟。

1946年，三连襟在上海（左起：顾传、沈从文、周有光）。来源：人民网

抗战期间，周有光工作在身，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逃到重庆。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在张允和的回忆中只有寥寥数语：“这种生死关头，有光又出差在外。命运为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可以想见，其身体及精神所受之苦，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一次周有光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战争也给周有光夫妇留下了一道终生难以弥合的伤痕。1941年，他们6岁的女儿小禾突发高烧，一个普通的阑尾炎终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很少写诗的周有光在小禾去世后，写了一首《祭坟》，最后的一段至今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周有光与张允和相敬如宾。

张允和曾自称，与周有光每日都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几十年如一日。

晚年的张允和挂在嘴角的一句话，是：“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中，周有光谈起过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他回忆：“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小辈们笑他们两老无猜。

晚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来源：人民网

2002年，张允和离世。这给了一向从容的周有光不小的打击。他将昔日二人喝茶举杯的几椅换成沙发，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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