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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让我们一起
携手顶级财经大咖，
回首2017，盘点重大经济事件；
展望2018，把脉未来商业趋势。
文|貌貌狼 公众号：财经郎眼Daily（ID:cjlydaily）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如今，区位优良的城市先富起来了，城市群的整体发展也应当有所突破。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造就了无数城市建设的奇迹，其中两个区域最为抢眼，一个是深圳，另一个是上海浦东，这是两个由政策推动发展起来的经济区域。
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前，这里还只是一个渔村，上海也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但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城市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比如纽约，它在荷兰人殖民时期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就好像是他们的另一个首都。英国殖民时期才被称为“NewYork（新约克）”，这是一个从殖民时代就光彩照人的城市。旧金山城市群的发展是因为淘金热，东京曾经就是德川幕府的所在地。
世界上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都有悠久的传统。
但为什么是这些城市发展成了大城市？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周边小城市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特大城市吗？它们的机会又在哪呢？
在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城市能够凭借优异的区位因素，先发展起来，人口逐渐聚集在这里，形成了最早的核心城市。
区域城市发展有先有后，不同等级的城市承担着不同等级的功能，相互配合，这是发展的规律。
在生产上，周围的乡村为城市提供丰富的食物，以及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众多原材料，当然还有丰富的劳动力。中等城市则主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小城市又承接中等城市的产业转移。
理论上，城市等级越靠后，城市的产业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但相应的，它的低成本，使它可以凭借集约化管理实现很高的经济效益。
那么中心城市是如何为其它城市和地区服务的呢？
比如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如果生病，他应当去当地的门诊问诊，对病情做一个初步诊断。基层门诊承担了最基本的医疗功能，数量最多，享受这一等级服务的患者数量也最为庞大。如果基础医疗服务满足不了病人的要求，就要到一般城市的医院去就诊，如果这些医院还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则要转诊到核心城市的大医院去。
资源依照城市等级配置，人的需求也依照城市等级层层传导。
这种分层是如何实现的呢？很简单，只要依靠市场就可以。
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疗费用比较高，我们就尽可能少去或者不去；门诊看病便宜，小灾小难就不必跑去大医院。
按照这个理论，看病者尽可能少花钱，而严重的疾病能及时得到治疗，这是城市资源配置的最理想方案。
中心城市的许多资源开始逐渐覆盖周边城市和地区。
德国
城市地理学家
克里斯塔勒
（
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ö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按照这一理论，
城市群会最终发展成为，像蜂巢一样的“六边形嵌套模式”，各个大城市居于正中心，它们的功能呈六边形覆盖周边地区。
当然这是一个颇具理想化的模型，很多时候，市场的调节作用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服务方面，还是举医疗的例子。健康问题比较专业，它的影响反馈的周期又很长，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等。
有的人一有头疼脑热就去大医院，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症状的背后代表着什么。
劳动者作为生产环节的关键一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劳动者数量本来应该根据生产需求进行自发的调节，
但由于某种制度的或是心态上的原因，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也存在错配。
理想状态下的这种主从互助结构，往往变成了核心城市“一家独大”：
它吸纳了周边地区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吸取了周边城乡绝大部分资源，自身产业无所不包，或者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周边城市。
由于区域生产力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更加明显。
市场机制变得粘稠有很多原因，最为主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对等。
所谓外部性，就是进行经济活动时带来的额外的影响，有利影响成为外部效应，不利影响称为外部成本。
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成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急切需要改变经济处境的人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这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外部成本不仅有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如果任其滋长，还会波及经济发展本身。
其次是信息的不对称，就好像患者很难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这种信息缺失会形成恐慌，人口流动也是如此。
而且，外部成本的影响（我们往往将它们归纳为“没有远见”）很多情况下也是由于信息公开不到位造成的。
如果人们真的见到了像电影《后天》里面所发生的景象，也许更多人会重拾对环境保护的紧迫感。
不妨思考一下，在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应当起到什么样的职责？也许不仅仅在于给予一个充满希望的产业多么优惠的政策，不仅仅在于如何运用好金融工具，不仅仅在于制定完善的法律条文，更在于如何形成一个信息对称的市场。
在未来的市场大潮下，政府应当做最高效准确的公益性信息服务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