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史料，看看人就醉了
文 | 李辉
中年杨伯峻。
杨伯峻著作《古汉语虚词》。
杨伯峻著作《文言虚词》。
知道杨伯峻先生的名字，始于一九七八年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古汉语时。他编写的《文言虚词》(后再版改名为《古汉语虚词》），有些日子常在书包里。它与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一样，是我在开始学习古汉语时翻阅得最多的书。
说来惭愧，进大学前，没有读过多少古文，也没有背诵多少唐诗宋词。对于我，古汉语与英语一样，几乎都可说是从零开始。在复旦中文系，讲授古汉语的是周斌武老师，他别出心裁地用数学公式来演绎,妙虽妙，可对没有功底的我而言，却如同看天书，到了也没有记住。
但有一景难忘，周老师讲授孟子“无耻之耻无耻矣”一句时，围绕不同位置“耻”字的不同词性，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他如醉如痴地讲，我傻傻地看。只恨自己小学、中学光阴虚度，没有文化童子功,想恶补，也无济于事了。许多年过去，别说写作时引经据典捉襟见肘，哪怕陶醉山水时想吟诵一下古人相关名句，常常不是苦于肚子里缺货，就是似乎记得某句，但到了嘴边就是出不来。奈何？
与杨伯峻先生从未见过面。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的侄子，其学术研究受到叔叔的影响，他的更重要、更显功力的著作被认为是《论语译注》、《春秋左传注》等。他的研究领域与著述，我因学识肤浅而敬而远之，从没有下决心走进去认真研读一番。心想，假以时间和精力，如同浏览风景一样看看它们也就知足了。
虽无渊源关系，不过，有一年，却意外获得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春秋左传注》两本书的史料，颇为高兴。这些史料，与五十年代《论语译注》的出版、“文革”后期《春秋左传注》的编撰直接相关，其中含冯友兰推荐信、作者信、出版社审稿意见与批示等。这些资料，呈现出那一时代学者之间、学者与出版社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当代学术史与出版史的难得史料，看一看，人就醉了。
《论语译注》：冯友兰鼎力推荐与辗转出版
《论语译注》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冯友兰推荐杨伯峻《论语今译》（出版时为《论语译注》）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冯友兰先生给科学出版社负责人写来一封信，郑重推荐杨伯峻的书稿《论语译注》：
科学出版社负责同志：
兹送上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著的“论语今译”稿本，《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有些地方从义理方面看还有可以商酌、讨论的地方。但是《论语》这部书将来要有很多的翻译本。杨先生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工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议由你们出版。此致
敬礼
冯友兰
一月十日
科学出版社系中国科学院的出版社，出版分工调整后已不出版古籍整理之类的图书，但冯友兰的推荐，颇受他们重视，迅即处理。经过一番考虑，科学出版社决定将《论语译注》推荐至古籍出版社（即中华书局）。一份“科学出版社稿件决定单”表格，记载如下：
科学出版社关于杨伯峻书转古籍出版社的资料之一。
书稿名称：论语译注；估计字数：134000；来源：计划外
著者：杨伯俊
通讯处：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由冯友兰先生转来
来文日期：57年1月14日
原稿：247页
编辑室意见：我意不出此类译稿，但是《论语》，又系冯友兰先生介绍来的，请总编考虑。
总编辑批示：因为出版任务繁重，不拟接受，建议向古籍出版社联系。57年1月23日
在总编辑一月二十三日做出批示后的第二天，科学出版社由第四编辑室的刘荔生先生执笔，致信古籍出版社并将书稿送呈：
科学出版社转古籍出版社的资料之二。
科学出版社就杨伯峻书稿致古籍出版社函。
古籍出版社：
我社收到北京大学语文系杨伯峻教授所著“论语译注”稿本。此稿系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友兰先生介绍来的。我社就出版分工考虑，特将此稿送请您社处理。随函奉原稿三册并抄录冯先生来函，希迳向著者联系，并将处理结果惠示为荷。
通信地址：杨伯峻——北京西郊中关园北大宿舍236号
冯友兰——北京西郊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
此致
敬礼
刘荔生
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
在致信古籍出版社的同时，刘荔生又给杨伯峻写信通报书稿处理情况：
科学出版社转古籍出版社的资料之三。
科学出版社致函杨伯峻。
伯峻同志：
大著《论语译注》已由冯友兰先生转来。由于我社在出版分工方面最近不承担古籍今译这一类的书刊，已将大著原稿附冯先生介绍函转送古籍出版社（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请迳向该社编辑部联系。
此致
敬礼
（部章，四室刘荔生拟稿）
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
古籍出版社同样非常重视《论语译注》书稿，仅仅二十天，就决定接受出版，并致信科学出版社：
古籍出版社回复科学出版社函。
科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月二十九日转来杨伯峻先生所著《论语译注》稿本，我们已审毕，决定接受出版，特此告知。此致
敬礼
古籍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九日
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按照当年出版程序与周期，这一出版速度算得上较为快捷。
《论语译注》正文前有一“例言”，杨伯峻注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写迄，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增改”，当是在书稿移交至古籍出版社之后完成增改。在“例言”里，杨伯峻未提及冯友兰的推荐与科学出版社的移交，但特地提到了冯友兰等人的审阅与帮助：
本书初稿曾经我叔父遇夫（树达）先生逐字审读，直接加以批改，改正了不少错误。其后又承王了一（力）教授审阅，第二次稿又承冯芝生（友兰）教授审阅，两位先生都提了宝贵意见。最后又承古籍出版社童第德先生提了许多意见。著者因此作了适当的增改。对冯、王、童三位先生，著者在此表示感谢；但很伤心的是遇夫先生已经不及看到本书的出版了。
《论语译注》甫一问世，即获学术界好评与读者欢迎。初版时间为一九五八年六月，不到一年，一九六二年五月第五次印刷，印数七万八千多册。半个世纪过去，《论语译注》仍被视为最佳版本之一。君不见，在杨伯峻先生的国学研究成果面前，所谓“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屈原今绎系列，顿时黯然失色，哪里可以同日而语？
杨伯峻致商务印书馆信。后面批示”可不送校“的“瀚”应是陈翰伯。
编辑关于杨伯峻第一分册校样的意见。
《春秋左传注》：1975年的窘状与学术梦
《春秋左传注》。
《论语译注》的成功，奠定了杨伯峻译注经典的重要学术地位，他也由此成了中华书局的重要作者。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为《春秋左传》做注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便成了他的另一项工作。忽然，“文革”爆发，文化荒芜，走到一九七五年，年届六十七岁的杨伯峻，虽受工作室乃至稿纸之困，但完成译注《春秋左传》课题，却是他从未破碎的学术梦想。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杨伯峻给中华书局领导递交一份《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从行文看，在六十年代杨伯峻已离开北京大学，调至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室亦由中华书局安排，方便其译注工作。
杨伯峻在请示报告递交中华书局二编室，正文之前他写道：“二编室负责同志请转党委：今将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奉上，请予批示。”
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整理春秋左氏传的请示报告
过去情况与成果
杨伯峻1975年关于《春秋左传注》的信函之一。
（一）我于62年整理《春秋左氏传》，当时这样设想：①有个较长的前言，除论证《春秋》《左传》的来龙去脉外，还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批判。②把《经》、《传》本文重新校订。③注释要博览群书，零星资料，纵是沙里淘金，也不放过，但只摘取菁华。遗留和纠纷问题，独立研究，务求正确解决。行文简洁，深入浅出。既要在学术上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又要明白易懂。④编写《春秋左传词典》。⑤附以参考或者引用书目。
（二）自62年初至66年初，已取得下列成果：①把数十种《左传》专著，加以剪贴或抄写，分别纳入有关文句下，汇成长篇三十多厚册。②用阮元《校勘记》以后所发现的《左传》古抄本，重把原书校勘一遍，订正若干文字。③完成自鲁隐公至成公八个公的注释草稿六大册。
待做的工作
杨伯峻1975年关于《春秋左传注》的信函之二。
（一）全书注释初稿完成后，再写前言。
（二）《左传》本文约十九万多字，已注释的不足九万字，还有十一万字等继续注释。
（三）以前完成的注释六册，前五册用文言，后来考虑，还是用白话好。自成公后改用白话，以后继续用白话，那么，前五册的注释应改写。
（四）初稿完成后，还要浏览千种以上书籍，补充并修改初稿。
（五）编写词典和书目。
困难问题
杨伯峻1975年关于《春秋左传注》的信函之三。
杨伯峻1975年关于《春秋左传注》的信函之四。
杨伯峻1975年关于《春秋左传注》的信函之五。
我今年六十七岁，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一艰巨工作，庶几稍稍作些贡献。若不完成，可能前功尽弃。余生有限，不能不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强度和工作效率。要这样，固然取决于自己的主观能力和身体状态，而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关系。
有些工作条件是容易做到的，如希望有一种稿纸，天地头和行距较宽，格子较大，便于日后补充修改；有中缝，能对折，便于书写。也有希望领导考虑的，如有一两位得力助手。最困难的是工作空间问题。
62年到65年下半年，我在家编写，当时卧室西边有两间工作室，由书局承租，供我专用。室内有合并摆拢的四张书桌，三面尽是书柜书架，常用书籍，取放方便。晚间工作，经常持续到午夜，不妨碍家人和邻居。在那三年多内，完成大量工作。后来上班，每日工作实际不够八小时，因为资料都在机关里，每晚和假日都不能编写。因之，在那一年多内，仅仅完成一本注释。相比之下，工作效率和劳动强度大约是三比一。
目前，我原有的工作室二间，已由房管局收回，另租他人。我自己的书，除上架者外，因再无空隙，只好装箱在床下和走廊上。自己书桌，桌面不大，大则无地可容，摊开三四本书，执笔空间便不够了。我自72年回北京以后，早想主动继续注释《左传》，就是由于没有工作空间，只得作罢。现在要继续注释，由于长编散失不少，不可能再行汇辑，必须有更大的空间，同时摊开更多的书。若说每日上下班，于个人固有困难，于工作尤为不利。生前完成任务绝不可能。若说住在机关，但身多疾病，随时需要家人照料，也不是好办法。在家工作虽好，缺乏工作空间，又无可奈何。千思百想，不得解决。如实反映，敬请考虑
以上汇报，是否有当，鹄候批示。
杨伯峻 75．11．17
对杨伯峻的请示报告，中华书局相当重视，各环节很快做出批示：
春秋左传是应该重点进行整理的一部史籍学，杨伯峻积累了大量材料，做了许多工作。我意，在党委领导下，应让他集中精力，把工作做到底。请熊国祯、金沙同志批。吴 75.11.17
同意树平同志意见。请金沙同志批。熊。75.11.18
同意。党委应认真研究一次，如何解决杨伯峻同志提出来的问题，请国祯、树平同志先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75.11.19
75.12.30下午熊、赵、吴在与金沙同志谈工作时，研究决定：①房子可自行联系对调，由单位出证明。②组内派张忱石协助借书等工作，张的工作仍以组内工作为主。③稿纸由编辑部解决。已请示金沙，不必再向党委写报告了。吴树平12.30
杨伯峻校对稿之一。
杨伯峻校对稿之二。
从以上批示可见，在当时情形下，杨伯峻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理解与支持，这才使得他的译注工作得以继续，并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告完成了四卷本《春秋左传注》，了却二十年的心愿，为经典诠释再添力作。
《春秋左传注》初版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在“前言”中，除感谢周恩来对这一项目的关心、沈雁冰（茅盾）为该书题签、何乐士通看全书外，杨伯峻还特地向中华书局批示中提到的张忱石表示感谢。他写道：“中华书局张忱石同志在工作上也替我借书还书，魏连科同志给我补充了几条金文材料，还有史树青、周绍良同志或借或赠我罕见书，都应在这里表示谢意。”
对《春秋左传注》初版本，杨伯峻并不满意，故在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在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夜所写的“修订小记”中，他这样说：
此书初版初印本以各种原因，错字衍文以及脱夺倒转之文字语句，几乎数不胜数。既不愿求全责备于人，亦非过尽在我。愧对读者，内疚实深。重印时，又限于纸型，不能尽如己意，加以订正。幸而未尝三印，读者或能谅此苦心。
晚年杨伯峻。
六年之后，一九九二年，杨伯峻先生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重读这批出版史料，可见冯友兰对杨伯峻的欣赏，可见出版社之间曾有过的良好关系，更可见杨伯峻与编辑们的严谨。如此出版景象，恐怕现在无法复制。
还是那句话，难得的珍贵出版史料，看一看，人就醉了。
修订于二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看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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