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0日下午，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的操场上正在召开学生总会。超过1900名学生出席，约占在校生的30%，会议开始时间推迟了约40分钟。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对“男女共学转型”和“校长直选制”两项议题进行举手表决，在场学生高举印着“2024民主同德学生总会”字样的投票纸来完成投票。

最终，在“男女共学转型”的议题上，1973名参与者中，1971人反对、2人弃权，反对率达99.9%。“校长直选制”议题则获“通过”。

因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以及大学的无序扩张，不少韩国大学正面临着招生危机。女子大学也难以置身这场结构性变化和生存竞争之外，开始陆续尝试专业调整、院系合并以及男女合校转型等“自救措施”。

针对这些“补救”措施，2024年11月11日以来，同德女子大学的一千余名学生发起抗议，谴责校方单方面推进男女共学转型讨论。从象征性的“科系夹克”示威、占领主楼、摆放哀悼花圈和喷漆涂鸦，到多所女子大学联合抗议，这些场景构成了韩国近年来少见的校园全面抗争。

11月21日上午11点，投票结果在总学生会与校方的面谈中正式传达。约3小时的会谈之后，此前坚称“共学转型尚未列为正式议题”的校方决定中断男女共学的讨论。

“男女共学转型关系到女子大学的核心身份，不应该是一个轻率提出的想法。虽然已经有些晚了，但我们依然需要提出关于‘为什么女子大学是必要的’这一讨论。”淑明女子大学法学系教授洪成洙在一次采访中说。

▲2024年11月14日，韩国首尔，同德女子大学校园内，学生张贴标语抗议男女同校 图/视觉中国

一个全是女生的学校，“现在不是了”

同德女子大学位于首尔市城北区，自11月抗议活动开始以来，红、蓝、白等颜色的喷漆涂鸦，铺满地面和教学楼的墙壁上。此外还有各种大字报，写着“民主同德”、“反对男女共校”、“宁可消失也不开放”等标语。

校门旁的一百周年纪念馆前，摆放了四十多个写有“坚决反对在学生不知情情况下推动共学转型”等字样的哀悼花圈。就连学校创始人赵东植的半身雕像也未能幸免，除了被喷漆涂抹，还沾满了鸡蛋、番茄酱等污渍。

根据在校生的说法，11月7日，有人在网络社区“Everytime”上发布了“在课堂上有教授提到过男女合校转型相关言论”的帖子。同德女子大学总学生会会长随后针对这一传闻与学校有关部门通话。当天，总学生会发表公开声明，确认了该事项在大学内被提及和讨论，并强烈要求大学本部尽快通过正式渠道进行对话。

11日下午，与校方负责人约定进行会谈的总学生会代表在会议室门外等候。然而到了约定时间，只有学生处长一人到场，本应出席的教务处长和企划处长迟迟未露面，理由是“因其他会议延迟，无法及时出席”。

“学生们一开始便为和平解决提出了沟通请求，并与学校约定面谈，但学校方面未履行这一承诺。”同德女子大学的学生赵美珍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学生们通过示威要求学校实现沟通与运营上的透明的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具备正当性。”

当晚，首尔钟岩警察署一共接到五起关于同德女子大学发生噪音和财物损坏的举报。警方调查后称，其进入大学主楼时，目击到抗议的学生们正用棒球棒和灭火器等物品击打大楼墙壁，于是要求学生停止暴力行为并解散。

在大批警察到场的同时，下午面谈失败的学生正聚集在校长办公室门前的走廊上，要求里面的教职员工“走出办公室，参与对话”。“警察对我们施压，说学生‘监禁了员工’，简直荒唐。”一位在场的学生回忆道。

在短暂遵从警方的指示之后，学生们仍自发占据了学校主楼，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在操场上，继续进行集体抗议。

12日上午，罢课和示威活动正式开始。约200名身穿黑衣、戴口罩的学生站在主楼前，手里举着写有“撤回共学转型”的标语。在她们面前，数百件不同颜色的院系夹克整齐排放着，从主楼一直延伸到文艺复兴厅，长达一百多米。其中不乏淑明女子大学、诚信女子大学等其他女子大学的校服。

同日，同德女子大学发布校长声明称，9月27日，大学愿景创新推进团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设计学院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发展方案。11月5日，经过各学院教授的讨论，设计学院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发展方案在推进团的会议上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了男女共学转型的相关议题。

按照同德女子大学的决策流程，相关意见需要报告教务委员会才能成为正式议题，之后再进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收集。因此，声明中强调“该议题尚未成为正式议案，甚至教务委员会尚未召开”，然而“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然发生”。

同德女子大学“反男女共学转型全力应对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力应对委员会”）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学校声称男女共校的提案尚未正式成为议题，却始终拒绝学生“不要再讨论男女合校”的要求。“这种态度表明学校对学生的不屑和轻视。”全力应对委员会的代表学生说。

至于学校将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定义为“暴力行为”，全力应对委员会认为，“学生们采取集体行动前，学校已经积累了太多问题。多年来，学校行政一贯的沟通失灵才是真正的暴力。”

赵美珍的社交媒体上还列举了同德女子大学此前在多项重大事务中未充分听取学生意见而单方面决策的情况，包括：单方面废除女性学专业、将女性学中心的“再生厅”转作他用、合并或取消学科等。此外，2024年暑假，媒体报道了6名外籍男生以本科生身份入读同德女子大学的新闻。

对此，一位同德在校生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学校一直是女生占100%，但现在不是了，刚刚得知学校已经有男同学。”

除此之外，学校的财务不正之风也加剧了学生们的不满。另一位在校生金智雅在采访中表示，同德女子大学的设施非常老化，“有时天花板会突然掉落”，运动场也无法正常使用。

“捍卫女子大学的价值和对学校不民主态度的愤怒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当前的局面。”全力应对委员会在采访中说。

▲2024年2月19日，韩国首尔，淑明女子大学2024年度开学典礼，图为新生合影留念 图/视觉中国

在女校上学是一种什么体验？

“创校理念”是同德女子大学的学生和学生组织在不同场合发表看法时反复提到的词。

总学生会会长崔贤雅接受采访时解释，“同德女子大学是基于‘通过女性教育实现教育振兴’的创校精神而成立的。”在她们看来，为了应对招生难而推进共学转型，无视了学校的传统精神和独特价值。

在韩国国内，有学者建议，重新讨论女子大学共学转型的意义之前，不妨借此次事件，深思女子大学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以及它们应被定位为怎样的教育空间。

文文喜欢用“松弛感”来概括在梨花女子大学就读的感受。在这里，“怎么舒服怎么来”，她可以自由地穿瑜伽裤，不化妆也不会有人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在梨花女子大学的标志性建筑ECC里，有一个木板铺成的长方形区域，文文经常来这里午休，“鞋子一脱，就躺下睡了。地板很硬，但是睡得特别安心。”她认为这是在全女环境特有的安全感。

2017至2018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蒋莱曾前往美国知名女校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访学，并将在此期间的观察写成论文与书。在题为《女子院校：女性领导力的“孵化器”》的文章中，她写道：“许多情况下，女子院校提供的不止于安全保障。更多是一种校园氛围，促进女性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学习。”

小怡是2024年9月入读梨花女子大学服装产业专业的新生，她的高中时光在男女共学的学校度过。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一些课程的小组讨论上，她发表想法的时候总会被打断，“有些男同学认为我们根本不擅长理科方面的东西。”

这种歧视文化有时表现得十分微妙。在高丽大学传媒专业就读的研究生依依有一位工科专业的女性朋友，朋友告诉依依，她所在的班级男女比例悬殊，只有2-3个女生，因为做实验需要体力，每次有实验的时候教授不太会安排给她们几个女生。“这看似是一种照顾，但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倾斜。”依依说。

“这种日常的、无意识的歧视行为堆积起来就像‘成吨重的羽毛’，形成一种普遍的负面环境，影响女性的自尊、学术表现和抱负。女子学院的单一性别环境则保证了女性不会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和其他男性主导的学科中成为少数，更容易摆脱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刻板印象。”蒋莱写道。

在蒋莱看来，推动性别赋权也是女子院校的作用之一。“从诞生之初至今，女子院校一直扮演着为女性、女性研究和性别平权运动提供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家园的角色。”

小怡这个学期的两门必修课有大量讨论女性主义的内容。在一门大英课上，她和同组的韩国同学用了一整节课的时间讨论体育运动中的性别不公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小怡开始明确当代女性究竟需要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女性主义有何区别。入学时，她立下的“为女性事业做贡献”的目标也逐渐明晰起来——“在我的专业领域做到最好，成为表率，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友好的职业环境。”

同德女子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会的一位成员接受采访时说：“同德女大开设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通识课程，比如‘女性与劳动’、‘女性心理学’，学生们在课程中可以自由地讨论女性话题。而在男女共学大学中，这样的通识课程可能连开设都很难。”

这种女性教育还关照着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文文记得，在梨花女子大学新生说明大会上，学校的安全教育讲座不仅告诉学生女性的求助渠道，还教她们如何在恋爱关系中保护自身安全。

同德女子大学的抗议爆发后，淑明女子大学等其他韩国女子大学的学生会迅速声援，表达联合抗议的立场。短短几天内，诚信女子大学和光州女子大学也相继爆发反对男女共学的校内抗议行动。

学生的抗议行为被韩国一些舆论视为“性别冲突”、“基于厌男情绪的行为”。全力应对委员会表示，这种解读“令学生们非常痛苦”，她们只是致力于保护女子大学这一必要的女性空间。“在女子大学，学生们能够突破自身的限制，拓宽对世界的视野。这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情感上的宝贵体验不应该被轻易抹杀。”

▲2023年3月2日，韩国首尔，学生和游客在梨花女子大学校园里散步 图/视觉中国

女校存在的意义

试图进行男女共学转型却遭到强烈抵抗的，同德女子大学并非首例。

2015年，德成女子大学前校长李元福曾推动男女共学转型，淑明女子大学也考虑将其研究生院转为男女共校，但都因在校学生甚至校友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功。

韩国现存的女子大学在男女共学转型上的多次思考和尝试，与生存压力密切相关。在《月刊朝鲜》杂志披露的一段同德女子大学教授与在校生的对话录音中，该教授表示自己看到过类似“全国可能只有三所女子大学能够存活”的数据。他认为，校方因此有了危机感，并开始思考“我们该怎么办”。

实际上，这种危机并不独属于女子大学。2021年，韩国近198所四年制大学中有162所未能达到规定的招生名额，其中90%以上为地方大学。由于招生人数减少，很多大学尤其是地方大学财政恶化、教师无课可上，甚至面临停办或倒闭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在《韩国大学面临倒闭危机》一文中分析，韩国大学陷入招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韩国生育率逐年下降导致学龄人口减少是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超过100万人，而2000年、2010年、2020年分别为63万人、47万人和27万人。2020年，韩国高三学生的数量为43.795万人，首次低于大学招生总数（47.892万人）。

招生危机实际上是大学数量一度爆发性增长的后遗症。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女性研究院规划研究委员权金贤英在其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分析，随着1990年代毕业定员制的取消和大学设立准则的放宽，韩国四年制综合大学从1990年的107所激增至2005年的173所。由于大学竞争加剧，曾经多达26所的女子大学在1990年代大幅减少，地处首都圈之外、不利于吸引新生的女子大学被迫转为男女共学。

“问题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大学政策带来的首都圈集中和大学排名化，无论是否共学，非首都圈大学都普遍陷入困境。”权金贤英称。

目前，韩国现存四年制女子大学7所，加上汉阳女子大学等专科学院，总计14所，其中12所位于首都圈。尽管资源高度集中的首都圈具有“虹吸”效应，权金贤英认为，首都圈的女子大学也需要反思男女共校转型是否真的能成为生存策略，“女子大学已具备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的特色化优势，转向共学反而可能会丢失女子大学多年积累的宝贵遗产。”

虽然此前的男女共校转型不乏成功案例，比如首都女子学院和祥明女子大学分别转型为世宗大学和祥明大学，但不少专家认为，女子大学转为男女共学应该进行更加严肃的探讨，如果从讨论初期就没有充分采纳各方意见，冲突将会反复发生。

与全球其他女子学校一样，韩国女性教育机构的开设，最初也是为了给女性提供教育机会。如今的韩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自2005年起，韩国女学生的大学升学率（73.6%）甚至超过了男学生（73.2%）。有人因此认为女子大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女子大学无用论”、“废除女子大学”的论调开始浮现。

2024年11月8日，在韩国性别法学会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梨花女子大学的女性学教授李恩娥表示，“女子大学本身并非绝对正确或正当，而应随着其历史、定位和不断提出的新问题，重新赋予意义并持续变化。”

权金贤英认为，韩国依然存在着性别歧视问题，女子大学作为女性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尚未完成。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女子大学的使命不应仅停留在为女性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她建议参考国外的一些实例，重新构建女子大学的现实意义，如孟加拉国亚洲女子大学（AUW）为女性难民提供教育等。“这展现了女子大学在当代的新使命。”

洪成洙也提出，“女子大学不应仅仅是女生聚集的场所，而应在培养少数群体的人权敏感性、维护女性主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近年来，韩国“N号房”和深度伪造等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韩国政府没有认真对待性别平等问题。男女共学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被提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女子大学应当成为公开讨论性别暴力等女性现实问题的空间，并通过这种教育和研究为社会做出贡献。与男女共学相比，如果女子大学能够发挥这些优势，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洪成洙在采访中说。

蒋莱也在文章中肯定了女校存在的意义，“它是两性平等进程的标志，以符号性的方式提醒人们，性别平等尚未实现。”

（赵美珍、金智雅、文文、小怡、依依为化名。报道参考：《韩民族日报》、《朝鲜日报》、韩联社、韩国“Pressian”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