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读书 傅杰 专栏 八卦碎片
朱季海（1916－－2011），名学浩，孔文子，苏州人。当代国学大师、学者。16 朱季海 岁时师从国学大师、朴学大师，著名学者、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因聪明过人而十分用功，深为章太炎器重，称其为“千里驹”。
一九八六年六月，从浙江省政协到杭州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我参与会务，第一次见到了朱季海先生。
一来这样的纪念会肯定不能不请他光临——他是为数不多的章门弟子之一，而且是章先生晚年最器重的弟子；二来因为他传承老师的衣钵——脾气与学问成正比，不甘屈于人下，让天性受羁束，所以据说他一生任公职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年，有时饱腹都成问题，有了供吃供喝的会议，从关心他的友人到敬慕他的后辈都会邀他参与。
只是传闻尽管被待若上宾，会上他依然出言不逊，于是有的主办方就渐渐对他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了。
朱先生头发稀疏，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十四日在杭州饭店举行纪念会开幕式。下午去馀杭仓前镇参谒章先生故居，我的任务就是随侍朱先生。走进章著陈列室，朱先生举起拐杖指向当时已经出版的几种《章太炎全集》，对我--但却显然是用不只想让我一个人听见的大音量开始发声：
"这里面破句很多，每本都有错误。所以专家专家，先得钻进去，起码先把句读问题解决。"
我偷眼暗数，屋里至少站着四位参与点校者。
纪念馆请代表留墨宝，以朱先生的德高望重，大家请他先写，但他摇头拒绝。于是代表中能题字以及不能题字的、配题字以及不配题字的都纷纷蘸墨挥毫。
其间有后来者又请朱先生动笔，他依然不答应，只在一边冷眼旁观。直到桌前人越聚越多，观众基本饱和，朱先生的表演欲终于被激发起来，在众目睽睽下写下一幅狂草。
猜他写的什么？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在给老师的故居题字吗？
这就是在给老师的故居题字。
后来的瞻仰者也许会瞠目结舌，不明白门徒居心何在。而还原出当时的观众群，就可知这的确不是学生给老师的献词——而是鹤对鸡的训词。
对他眼里根本是外行的某些所谓章先生研究专家的不以为然，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继续发酵——一位比他年长的知名学者力褒章先生的文学，作为对比而恶贬其高弟黄侃，当场遭到朱先生的驳斥。
亮夫师因染疾住院，只在开幕式上作了简短发言。会后我陪朱先生去浙江医院探望，亮夫师即致憾：哎呀，老师的纪念会，我偏偏生病去不了。
朱先生朗声接口：
"去不了好——免得徒增耳垢！"
章太炎先生曾在信中抱怨，晚年的这些学生程度比他早年的那些学生差太多了。但至少因为发现了这个自己慕名跑来听他演讲的十六岁初中生，让章先生眼前大亮。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致"与季海相提互进"的门人潘景郑的信里，章先生以罕见的热情对最小的爱徒夸不绝口：
季海以仔肩国学自任，其学识又足以副之，真所谓千里驹也。
过去了半个月，兴奋仍不稍减，反而愈益升温，十一月十四日再致潘景郑：
若季海只须平进，十年以后，便当绝伦超群。
但极口称赞的同时，也极度不放心，因他"用力过勤"，要求同学劝他不要过于"锐进"。我问朱先生：那会儿您还是少年，为什么章先生为您的健康如此担忧，要一再关照您别太用功？
朱先生说："章先生救了我的命。那时候我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看德文的席勒传，说他一天工作十八小时，我想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一天工作二十二个小时，所以一天最多只睡四个小时，以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每次都会一个多月剧烈头痛。要不是章先生，我可能早就死了。"
朱先生与亮夫师颇不见外，贾捷女士《朱季海学术年表》载："与同门姜亮夫先生私交甚密，因学术而常有往来。"
自然是因学术而往来，但往来而"常"，则师兄未必没有接济师弟的用心存焉。古籍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在我之前任亮夫师助手的计伟强师兄撰文回忆：
前来拜访先生的还有不少大家，像钱伟长、季羡林都碰到过。最有意思的是先生在太炎先生门下的小师弟苏州朱季海先生，通常每年来一趟，住一阵子，既是看望师兄，也是顺便休养、读书。先生说，他是太炎先生最喜欢的小弟子，一生清贫，但极聪明，精通英、德、日、法语，学问广博。先生让我安排他住在杭大招待所，还算清净。那阵子我天天跟着他讨教学问，真正见识了一位学贯中西、洁身自好的学术奇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训诂大师居然跟我大谈美学和世界美术史，把李泽厚《美的历程》骂得一无是处。
我倒没听朱先生骂过李先生，美术则是他爱聊的话题--他是真正的行家，著作集里有古画论的校注，论文集里有十多篇论书画的专文，还给吴湖帆的作品集、刘海粟的谈艺录写过序，记得他闲聊中特别表达了对今人蔑视四王的不以为然。
师母陶秋英先生既是擅书画、精文学的才女，又出身名门，自是有"架子"的。犹记我本科毕业甫入姜门，去协校亮夫师的巨著《楚辞通故》，第一次跟先生及师母同桌用餐，吃完一碗，站起来要去盛饭，师母一把按住我的手，招呼小保姆：
"阿姨，给傅先生添饭。"
连我这样的后生小子，她老人家都不肯让我自己劳动。而亮夫师的女儿昆武老师告诉我，朱先生来到他家吃饭，一碗下肚，就把碗朝师母推去：
"嫂子，给我添饭。"
昆武老师说：我妈朝他恶狠狠盯了半分钟，而朱先生则举目他视，佯作不知，最后我妈只好气哼哼站起来，盛了一碗饭搁在他面前。
哈哈，师母有师母的架子，朱先生有朱先生的规格——大概他认定由"嫂子"亲自添饭才是他应享的待遇吧。据王宁先生记叙，一九八二年在苏州召开中国训诂学会，会长是她的老师、也是朱先生同门大师兄黄侃的高弟陆宗达先生。她随老师去拜访朱先生，临近朱府，长朱先生十一岁的陆先生却吩咐爱徒不许跟他一起进屋：
老师对我说："朱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年龄比我小，辈分却比我高，我是要磕头的。你进去不好行礼。"颖民师进屋，我听朱先生说："都什么时候了，不要行大礼。"老师才让我进去。朱先生没有看我，也没有站起来，只说："坐下吧。"
"辈分"摆在那儿——朱先生有时的不无狂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学问渊博，而又个性鲜明，朱先生的故事被不同的作者津津乐道，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有采访称朱先生说：他的《楚辞》考释论文——也就是他的名著《楚辞解诂》中的一部分——寄中国科学院，被吕叔湘先生退稿，原因是嫌其不系统，只是"一条一条"的。朱先生当面教训他要看是不是真理、不能只看是不是"一条一条"的，这才使吕先生茅塞顿开，幡然悔悟。有作者更据此发挥道：吕先生晚年自己也出版了"一条一条"的《语文杂记》，也许就是受朱先生影响，云云。
和陆先生一样，吕先生也年长朱先生十多岁，在跟朱先生晤面之前的四十年代，除了《中国文法要略》这样的名著与多篇语法名文，还写了若干以词语考释为内容的"一条一条"的札记，部分收入他五十年代出版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后又收入他八十年代出版的《语文杂记》--这在序言中已交代得明明白白；而吕先生四十年代还出版了尽是"一条一条"的《笔记文选读》，哪里要等朱先生的影响才知道来学写"一条一条"的文章？
朱先生告诉我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办《语言研究》，朱先生择《楚辞解故》部分条目投编辑部，或许因为名不见经传，且赤条条地没有工作单位；或许因为其文征引繁复，论辩深邃，非治校勘训诂的学者不易骤悟，于是遭遇退稿。
过了不久，正好跟语言研究所掌门人吕叔湘先生在沪上不期而遇。
朱先生问：你们办了个《语言研究》？
吕先生诺诺。
朱先生问：请问是内行办的，还是外行办的？
精通语言奥秘的吕先生早已听出来者不善，立即谦称：参与工作的同志或较年轻，有不周之处还请包涵。
朱先生不依不饶：如果是外行办的，你们应该登个广告，就说本研究所没有内行，也好免得别人上当。
吕先生把稿子带回北京，第二期即全文照登。至第四期又发表了《楚辞解故识遗》。
一九九四年，我在沪上协助王元化师筹办《学术集林》文丛，去北京、南京等地约老师宿儒赐稿，也去了苏州——主要的目标是钱仲联先生与朱先生。
朱先生没有电话，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变的生活规律：每天上午去双塔公园，或自己喝茶，或接受参观；下午则去苏州图书馆看书。
一早坐火车到苏州，直奔双塔。园里冷冷清清，入内并不免费，但朱先生自不用买票，来参观朱先生的人也不用买票——这已是那里的员工习惯的常态。朱先生端着自带的茶缸静坐一隅。我一开口要稿，他说现成就有，让我跟他回家。
我拦了辆苏州街头常见的三轮车，来到他住了一辈子的旧宅。朱先生没叫我进屋，说很乱，让我在院里等。他则自己上楼，一会儿取下来一包稿子，也说很乱，需要整理。
家里很乱无缘见识，稿子很乱则是确实的：由于学问太好——凭记忆顺手引的古籍难免衍脱颠倒；由于书法太好——一气呵成的字迹难免龙飞凤舞。后来我专门请华师大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黄爱梅同学核对材料，重新抄缮，陆续发表了《王仲任尚书说》、《风俗通义校笺》、《韩诗外传校笺》——后一篇长文还是连载的。
朱先生夸《学术集林》办得好——除了以考据为主体的文章，还因为是用繁体字印的，称赞元化师"有胆有识"，说如今"教育部不懂教育，文化部没有文化"。
我建议他写读书与治学的经历，朱先生回答："那个慢慢再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把成果搞出来"。他痛惜十多种语言的藏书及不少文稿都在文革中被抄没，只能整理一些残存的东西了。
朱先生还回忆："五十年代黄炎培以中央行政院副院长之尊来看我父亲，没带警卫员——这还是读书人的好处。那天我在睡觉，听他问起我，父亲叫我见他，我不去，家人推说我出去了。他说只呆一天，让我回来可去旅馆找他。为什么我不去见他？因为他进来就说一切旧的东西都不行了。我想我就弄给你看看。我五十岁去北京，只见了两个人，一个叶恭绰，因为保护文物，跟我有些关系；一个章士钊，是太炎先生的同事，也是前辈。当时章先生说希望你再工作三十年，我做到了，当时我心里说我还要再工作五十年。叶先生说我如日中天。中国文化在我身上，我尽了我的力，把东西写出来了，也传到国外，产生了影响，证明了我的存在。"
中午请朱先生用过午餐，我送他步行去苏州图书馆，路上他再次自信满满地重申：
"我不会死，中国文化在我身上！"
这样的气概也是师承有自的——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信念。从根本说，这自然是妄念，但这妄念所蕴含的，其实不止是这对为中国文化所化的师徒对自己生命的眷恋，而更多是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从局部说，这也不全是妄念，他在这样有时几乎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生存状态中著述不辍，且享九十六岁高寿，我愿意相信，这种信念的力量多少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人的精神可以不死，人的肉身终究是不可能不死的。又过去了多少年，崇拜者们渐感寂寞：双塔少去一景——朱先生不再露面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苏州的友人来电话：中华书局出版《朱季海著作集》，已先印就《初照楼文集》、《说苑校理新序校理》及《石涛画谱校注·南田画跋》，二十七日要在东吴饭店举行小型的发布会，朱先生将亲临，王宁先生等都会从北京赶去，邀我参加。
不巧，那天我安排了去中学演讲。
友人说：朱先生衰老得厉害，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出来活动了。
我终于没能去。听到的好消息是朱先生见了书，非常高兴。
好消息传来不到一个月就传来了坏消息——看书留了下来，朱先生就走了。
而留下了这样的书，朱先生也就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的的确确--他"不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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