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很偶然地看到朱大可又做“大师”状出来指点江山了。我在十几年前就批过他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点没变。）
很偶然地，在网上读到《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11月24日刊载的陈黎对朱大可的采访《朱大可：这是一个文学叫春的时代》，发现这位据说“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的“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也要来打我的学术打假：
陈黎：你对鲁迅的评论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对你的批驳，仿佛鲁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么看待国内学界对鲁迅的研究？
朱大可：现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鲁迅和上海鲁迅分开；把鲁迅思想和所谓“鲁学”分开；把鲁迅本人和那些鲁学家分开。在没有做到这三点之前，任何对鲁迅的谈论都是扯淡。方舟子对科学界作假事件的揭发，是有重要社会价值的，但他所滥用的大批判话语，把学术清算推向过度的仇恨，反而自残了他的事业。他对鲁迅的维护，无非是要维护那种道德批判的“暴权”。我注意到他对上海社科院某杂志的“诽谤”起诉，那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因为那些对方用来攻击他的用语，正是他本人经常攻击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调制的语言蛊毒。这个怪圈，就是“鲁语”带来的后果。这个“鲁语”，起源于鲁迅，经过“文革”的发酵，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盛大产物，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的学术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醒。（引文完）
我起诉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不是朱大可所说的“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连续三期刊登匿名诽谤我的文章，被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作者“野鹤”是“模仿了方舟子经常使用的笔法和文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朱大可也说“那些对方用来攻击他的用语，正是他本人经常攻击他人的”，可见“现居上海”者，就不难所见略同。且不说法律并不承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合法性，即使“野鹤”真的是在模仿我的文风，那也是东施效颦：我在批评人时，无不尽量做到摆事实讲道理，起码决不会为了制造结论而捏造事实；而野鹤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攻击我有“政治野心”、是“江湖骗子”和“偏执狂”而捏造了大量的事实。
朱大可之所以同情野鹤，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本人就是个捏造事实的高手。我那篇批驳他的文章《淫者见淫－－评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所批评的正是这一点。朱大可为了妖魔化鲁迅，竟然伪造史实说：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我不过是指出了这个事实：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就已开始与鲁迅通信，到当年8月中旬，两人就已定情，而要到第二年3月18日刘和珍才牺牲。因此朱大可这段颠倒了时间顺序的论据完全不成立。这是只要翻翻《鲁迅全集》，看看所谓“鲁学”入门书就可以知道的。朱大评论家却连基本的资料寻找、查对工作都不屑去做，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不正是淫者见淫吗？主题先行是评论家的大忌，不得捏造事实更是学者的道德底线，而朱大可面对这种足以让每个真正的学者汗颜的批评却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再次以己心度人腹大义凛然地攻击、训斥批评者，可知其学术道德水准低到何等程度。不过他既然把道德批判视为“暴权”，和他讲学术道德也不过是对牛弹琴。更奇怪的是，那篇已被证明是建立在捏造的论据基础上的奇文还被不做修改、不加澄清地收入多种文集中，而朱大可也继续当他的“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印证着中国批评界的堕落。
现在中国文学界据说已经进入了用下半身写作的时代，或者用朱大可的话说，叫做“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那么他要顺应时代，也想用下半身写评论，甚至连鲁迅也不放过，要挖掘鲁迅不可告人的性心理，乃至以鲁迅的医生自居凭空想象“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盯着鲁迅的下半身叫春，虽然令人恶心，也是其学术自由。但是学术自由必须辅以学术道德，否则，用“朱语”来说，乃是滥用“大批判话语，把学术清算推向过度的仇恨”、“不幸中了他自己调制的语言蛊毒”。他还好意思装模作样地自勉“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醒。”却不知自己早已掉进了陷阱，而且是自觉自愿、得意洋洋地掉进去的，所以我们也不必假惺惺地希望他“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就让他一直“自残”下去好了。
2003.11.25.
（识别下面二维码购买方舟子著作签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