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样》杂志和几位法国知识分子去中国的想法，源于马丽娅安多尼耶塔·马基奥奇，后者非常感激索莱尔斯与杂志社给予她的支持。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这样讲述：
“拉康也非常高兴：
他认为这位女士是‘令人惊愕的’，他立即决定重新学习汉语。
索莱尔斯负责办理一切手续。
”拉康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同去。
马基奥奇本人被中国官方拒绝发给签证。
因此，一组人减少到了5人：
包括自定为领队的索莱尔斯，还有克里斯蒂娃、普莱内和两位同情者——巴特与瓦尔。
这次旅行是在《原样》杂志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组织的：
蒂博多与里卡尔杜（Ricardou）因被排挤而辞职；
古与德里达因无任何亲中倾向而与他们疏远。
索莱尔斯很在意巴特作为朋友表现出的忠诚，他需要他。
在巴特方面，他为自己出现在这次出行之中，又不承受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牵连而感到十分轻松。
此时，他正着迷于阅读佛教书籍，他对于作为日本文化和日语之基础的中文产生了兴趣。
通过与《原样》杂志的合作，他发现了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所作出的重大研究成果，而且他认为，李约瑟这一名字就像葛兰言的名字一样，代表着一种不可否认的科学保证。
1972年春天，《原样》杂志第四十九期向这两位伟人致以崇高敬意，并建议重视对汉语诗歌与写作的研究。
从中国返回后，第五十九期曾发表过对李约瑟所做的热情访谈。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这种浓厚兴趣是真实的，应该听凭对于这次旅行的宣传。
像拉康一样，克里斯蒂娃提前学习了汉语，而索莱尔斯对于象形表意文字非常感兴趣，他曾在《数字》（
Nombre
）一书中特别地用过汉字。
这其中还有一种智力的、也许还是精神方面的寻求，这种寻求，无须辩白，提供了另外的可满足政治狂热的方向。
在发表于1981年3月份《原样》第88期上的自我批评《为什么我曾经是中国人？
》的谈话中，菲利普·索莱尔斯强调了对于这一事业所形成的思想之未来的考虑：
“此外，大约在1966年和1967年两年间，发现了李约瑟的重大研究成果，这种发现使得名为《中国科学与文明》这一出色成果成了百科全书。
当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绝对是某种前所未闻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在我们的知识之中又出现了某种全新的参照曙光。
李约瑟对我们说，他认为，‘从今以后，中国进入到知识的历史之中，将来所起的作用，绝对可比之于古希腊对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作用’。
”索莱尔斯的热情，完全像是在对于道教传统方向的一种研究那样，也在这一点即在那里有着思想和想象之宝库的想法上征服了巴特的信仰，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中，巴特产生了有点被迫入伙的感觉——尽管他是自愿的。
索莱尔斯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可怜的巴特！
他58岁了，我多少有点强迫他参加这次旅行，他正处于享乐主义和纪德主义阶段，他曾在日本随心所欲，现在突然落入了完全的混乱之中，落入了相反的细枝末节之中。
”那个时候，巴特正处在竞选入职法兰西公学教授活动之中（实际上，他第一次尝试进入该501公学正是在1974年），有些朋友曾极力挽留他呆在巴黎。
他在当年4月4日的记事簿上这样写道：
“商谈放弃去中国”；
4月6日，当得知签证已经送到大使馆，他写道：
“叫人沮丧”。
不过，他还是准备着出行：
他购买了纳热尔导游手册《纳热尔导游手册》（
Guides Nagel
），看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部电影在几周之后激怒了其中国对话者，而他则以自己的记录与该电影做了对比。
从1月份到3月份，他拜访了多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或被认为是中国研究专家的一些人：
1月26日与马丽娅安多尼耶塔·马基奥奇见面；
他拜访过维维亚娜·阿勒东（Viviane Alleton），她是汉语语法教授，在“我知道什么？
”（《Quesais-je?》）丛书中出版关于汉字的书籍；
2月7日，他见了中国大使馆的多位官员。
在索莱尔斯家，他认识了三位中国留学生；
3月18日，他见到了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经济学同事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这位同事极力赞同毛泽东关于工业组织的转换论述。
但是，这种加紧的准备在巴特身上产生的重负让他感到疲劳。
一切都过于协调一致；
“组团”旅行、没有了独处、与个人的时间安排脱节、写作的中断，这些也都让他感到不安。
4月11日，这5个法国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对于在航行过程中感觉到的困扰，巴特是容易动情的：
空乘小姐的态度，乏味的饭菜，像是动物一样被限制在座位上的其他乘客。
在差不多3周的旅行过程中，他无数次地发火动怒。
与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关系变得尤其困难。
这时的索莱尔斯，在《中国行日记》中已经成为多次不愉快思考的对象：
巴特被他待人的热情和劝人的执着搞得不知所措。
“［索莱尔斯完全无视对立的左派。
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当个人中心主义的：
整个报界都是根据其使《原样》承受的禁令来被人理解的］。
”在巴特看来，索莱尔斯的修辞学都靠近他们的中国对话者极其频繁的修辞学：
“［菲利普·索莱尔斯也是通过发动大家来进行，这一点令人讨厌：
他总是一个时期接一个时期地不停地攻击同一方面，每一次都用有所变化的实际例证、玩笑等。
现在，便是攻击作为宗教和唯心论者帮凶的拉康，等等］”在乘“小面包车”行走的无数行程之中，他总是领唱革命歌曲，领唱《国际歌》等。
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与他一起分享友情，例如在西安博物馆，当“我们不无赞赏地谈论梅尔维尔的时候”，但是，他意欲知道一切的倾向和好为人先的表现带来了旅行的疲惫。
简言之，“唯一需要我对其有点耐心的人，肯定是菲利普·索莱尔斯”。
罗兰·巴特传
[法]蒂凡尼·萨莫约特 著
怀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巴特从出发的那一天起，就摆脱不了自始就有的疲倦。
他是这一组人中的最年长者，这一点也许使他欠缺灵活性。
他不无讽刺地写道：
“‘我总是（一队人中的）最后一个’。
那位可爱的女向导用正确的句子对我说，因为您老了。
”偏头疼几乎每天都袭上身来，他时不时地感到恶心。
他所感受到的，似乎只有各种限制。
实际上，那些限制是非常重的。
一组人完全由旅行社负责安排，旅行社制定了每一个小时的时间表和参观表，旅行社提供笔译兼口译译员和决定对话对象。
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从上午9点开始，这一组人通常就开始参观了：
印刷厂、医院、大学、博物馆、造船厂等，这些参观都是不断介绍毛主席的改革所带来的恩惠或者是揭露以林彪为首的党内右派路线罪恶的机会。
这场为反对林彪和孔夫子而一起进行的运动，使得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被当作反动问题而弃置不顾了。
人们安排他们从北京到上海游览，然后又让他们上火车去南京；
从南京，他们又去河南省的洛阳，然后又去陕西省的西安，最后在北京度过收尾的几天，在北京，他们会见了《世界报》驻北京的记者阿兰·布克（Alain Bouc）以及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克里斯蒂安·蒂阿尔（Christian Tual）。
必须做记录，工作总是有的。
巴特继续关心他们在此行中有点趣味的东西，即连环画，“丁丁在苏维埃”，这便是某些带讽刺意味的评论所指出的东西：
“《原样》杂志和它的朋友们在中国的工厂里受到了欢迎。
”各种限制妨碍了对于这个国家的理解：
“由于旅行社领导持续的、寸步不离的在场，禁止、查封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
”即便这种事情可能在其他情况里出现过——尤其在美国（但不是以这样的程度），对于他来说，旅行不是对于日常工作重负的解脱，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对于写作，他并不给予这样的谨慎，因为所写内容可以由对于古怪性的诱人观察来构成。
被巴特称之为意识形态话语之“砖块”的沉重表达方式即化石般的言语活动，十足地禁锢了人、生活与目光，而这些则只要有可能便借助于多梦、一过的念头、绘画的铅笔、瞬间唤起的欲望来逃避开。
通常，在旅行时，巴特很看重偶然的相遇、随其欲望所至的场所。
“可是，如果不了解性，又靠什么来了解一个国家人民呢？
”在使他感受到剥夺的一种强烈的性欲压抑之中，这就是障碍，而他无法去理解。
他回到法国后，曾长时间地向他研讨班上的学生们讲起这一点：
“身体不像在思考、在计划、在决定这一点或那一点；
无任何身体角色，无任何歇斯底里。
”由此产生的锁闭印象，被完全质疑阐释学的一种观念所推翻：
身体在此不是用来表示意味的，区别也不是用来显现的。
在没有主要能指即教徒和直接能指即情欲的情况下，画面不引人注意和意义出现沉默导致了对于他所见之物的一种纯粹现象学的解读。
既然解释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依靠行为表现、不起眼的习惯和外表。
尽管如此，相对于为其提供了一种形式的著名文章（《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来说，《中国行日记》的价值部分地在于一些脆弱的提示：
在于相对于团组来说，对个人即旅行者的促进；
在于相对于观念来说，对思想的推动；
在于切断烦恼的那些振奋情况；
在于人们有时猜想会抵制（穿衣戴帽和行动中的）一致性；
在于人们喜欢看到的和人们不想看到的东西。
巴特心灰意冷地在寻找能指，但他发现能指不多，而他找到的那些能指，例如开始时的那些儿童，很快就发现其没有价值（“这几个孩子首次被放进很少的能指之中，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成了令人讨厌的人”）。
时尚，几乎不存在，也几乎没有色彩，茶水是乏味的。
只有那些象形文字和食物留住了他；
还有洛阳的牡丹，南京动物园中的老虎。
他喜欢丰盛的菜肴、菜肴中的调料、摆设、肉的切分、鱼的烹饪。
他高兴地为他吃过的东西开列单子：
“晚餐：
头菜，是细心地摆成鱼形的红蓝相间的冷盘。
各种白酒、啤酒。
热炒虾仁，中间有绿色蔬菜。
四川菜：
肉、辣椒、葱头。
味道鲜美，太辣！
宫保鸡丁，竹笋。
鸭肝馅煎饼。
［这一切都非常好吃］。
很大的浇汁鱼，上面有面糊和葱丝。
”他面对人们向他们介绍的现实主义绘画（《孩子们在砖墙上写大字报》《小学老师教写字》）错愕不已，而对一些书法兴趣浓厚，他索要了几幅。
在北京，他购买了毛笔、纸张，为自己的素描做了几张拓印。
对毛泽东的一幅书法的瞩目，尤其成为他与自己的一幅绘画进行比较的机会：
毛泽东的书法“整体上非常漂亮（草书）：
潦草、急促而富有空间感。
我在思考‘边框’问题。
我自己的绘画：
也有些书法板块上的安排，不是画面被切分了，而是板块在移动。
”购物，是他很少表现出的兴高采烈的时刻。
从一到达中国，他就建议他的伙伴们都为自己做一身毛式制服，建议他们都为自己量身订做，而当他们返回时，大家都穿着毛式制服出现在巴黎。
马塞兰·普莱内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感谢“R.B.的快乐倡议，使整个团组都去购买中式制服”。
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感到疲劳，他无心旁顾：
“有时，我很喜欢不流露出感兴趣”。
在这个时候，并不是纯粹的忧伤、背井离乡之情或思想混乱之感触及到了他的生活方式和其语言表达。
“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
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普莱内在他的旅行记录中曾多次强调巴特所采取的立场总是有点例外。
在参观十三陵的那一天，“R.B留在了车上”；
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R.B躲在一旁独自阅读《布瓦尔与佩居榭》，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学习汉语，菲利普·索莱尔斯与我们的向导在玩象棋（中国象棋）”；
在一次由几位观念学者之间展开的争论中，“R.B似乎远远地关注着我们的讨论，他把我们看成一条鱼、一个苹果”。
在5月4日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轻松下来，如释重负，在飞机开始疾跑就要起飞的时候，他对着弗朗索瓦·瓦尔的耳朵说了声：
“可结束了！
”
（摘自《罗兰·巴特传》第13章《巴特与索莱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