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与厦门岛隔着一道约500米宽的鹭江海峡。图/人民日报
两个多月之后的十一黄金周，厦鼓码头可能会迎来近年最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登船，抢在拉闸限流前登上鼓浪屿，一睹“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随着7月8日鼓浪屿与可可西里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达到了52项，仅次于意大利（53项）。可想而知，未来这个头衔还会为鼓浪屿带来更多的游客和商机，连当地学者都呼吁设立“鼓浪屿学”。
对早已过度商业化的鼓浪屿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是解药，还是催化剂？
多年来的商业开发，已经把鼓浪屿原有的社会形态和产业形态都改变了。原住民陆续搬走，原有的公共机构因为需求不足而被裁撤。现有的公共设施则难以应付大批游客，公厕门前常常大排长龙。游客密集的区域也容易发生窃案，据论文《旅游型海岛的犯罪现象：鼓浪屿案例研究》显示，2009—2013年鼓浪屿六成犯罪是扒手对游客盗窃财物。岛上住宅的租金年年看涨，流动人口唯有租住在商业区，进一步造成商业区越来越拥挤嘈杂。整治前的龙头路，跟中国各地的历史街区没太大区别——满街都是烧烤鱿鱼味。
申遗成功后，鼓浪屿的治安管理想必会得到加强和改善，按“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变得干净整洁起来，衰败的建筑也将焕然一新。只是，那些搬走了的人，可愿意搬回来？
鼓浪屿一角。图/视觉中国
作为中国曾经的两大公共租界之一，鼓浪屿岛上建成的外国领事馆、华侨、官僚、私家庄园等建筑共有60万平方米，约1200幢，曾被冠以“万国建筑博览会”“海上花园”“钢琴之岛”等美誉。由于长期处于非正常使用状态，很多老建筑年久失修，几成危房，如果只考虑使用功能，这些有过辉煌历史的老建筑，几乎成了负资产。
鼓浪屿也许是全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方，其人口结构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超出了老年型社会，是个超老年型的小岛。站在鼓浪屿岛的最高点日光岩上往下看，很多老房子都有风雨飘摇的残破之相，为这个著名的小岛平添了几分衰败之气。
穿梭在岛上的小巷之中，看着那些荒草丛生，或是堆放着各种杂物的老房子、老院子，会让人感慨光阴的力量。这里，在它的鼎盛时期，曾是中国顶级的豪宅区。
岛上的别墅。
人口减法
在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中，75岁的傅先生说自己是里面的年轻人。他们中最大的90多岁了。在雨后的夕阳里，他们彼此用当地话拉着家常。“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傅先生感慨地说，他的5个子女都在厦门市区或是外地，留在岛上的，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其他老人也大多如此。对于岛上的原住民来说，这里，是一片夕阳红。
“晚上7点以后，走在鼓浪屿的小巷里会有点害怕。太安静了，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现年57岁的董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在他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五六十年代），小小的鼓浪屿岛容纳了3万－5万人。但如今，这里的常住人口不到16000人。
10年之间，鼓浪屿的人口以不可控制的速度在逐年减少：从前的6所小学，如今只剩下一所；原本有三家医院，如今只有一个卫生所。原先的四个居委会如今合并成了两个——老人们淡然看着岛上的一切变化。“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年轻人都去市区了。”
鼓浪屿日光岩寺。图/视觉中国
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的赵燕菁记得，当年他为厦门市政府所作的整体规划里，曾提出鼓浪屿要做减法。“那时候鼓浪屿岛上的单位特别多，工厂、学校，各种行政单位，五脏俱全。当时鼓浪屿的人口是两三万人吧，我们的规划是想减到一万到一万五。现在已经达到目标了，但现在有更多的人在不断地往外搬。”
时隔几年回头看，赵燕菁认为当年的这个“疏解岛内人口与工业”的方针虽然符合当时的发展需要，但却过于粗糙，有失片面。“随着我们不断地做减法，把各种单位和设施都搬出来，这种趋势到了一个点会不可逆转地发生恶化，因为这把它原来整个一个社区的生态破坏掉了。”
事态已经开始朝着他们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而去：几年间，不断有年轻人向厦门市区搬迁，鼓浪屿人口减少，已形成了一种加速度停不下来了。
鼓浪屿之外，现代化的厦门。
鼓浪屿应该留下什么人？
对于鼓浪屿的年轻一代来说，没有了工厂和就业岗位，学校、医院、娱乐设施都越来越少的鼓浪屿，与他们渐行渐远，而厦门市区，却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近。2006年，厦门市政府要为市民建廉租房，当地一份报纸提供的一份数据是：鼓浪屿岛上竟然有700户居民提出了申请。
被人注意到的是，厦门市规划局和管委会有关人员描述鼓浪屿的发展时，总是把吸引“高端”游客，留住“高素质”本地人挂在嘴边。“高端”和“高素质”是他们想打造的鼓浪屿环境与居民面貌的关键词。“鼓浪屿不是只能‘一日游’的观光景点，历史赋予它无数丰富的细节和文化内涵，使它如同一件精致的古董，欣赏它，需要一定的品味、足够的耐心和充裕的时间。”
岛上的西式建筑，被改建成旅馆和咖啡店。图/视觉中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向厦门市规划局提交过一份关于鼓浪屿的规划研究和策划书，其中明确提出：“尽量弱化鼓浪屿与风景名胜区的关系，弱化鼓浪屿与观光游的联系，要重新思考鼓浪屿的定位。”
这份规划给出的鼓浪屿的定位是：基于鼓浪屿岛的地理和历史特色，以及岛上福州大学美术学院的作用，将其定位为服务于全国的高档住区和特色度假社区、历史街区与艺术之岛。
“鼓浪屿是天生的贵族。”规划书如是给鼓浪屿定性：“在今后的建设和项目安排中全面瞄准国际上最顶级的别墅区和度假区，使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在鼓浪屿拥有住宅，能够定期在鼓浪屿度假才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这才是鼓浪屿价值的真正回归。”
鼓浪屿上的基督教三一堂。图/视觉中国
事与愿违。随着岛上人口的剧减，鼓浪屿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原住民中的高收入群体逐渐搬离了鼓浪屿，而将老房子留给了低收入人群和流动人口。“这种变化让人担忧。”厦门市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如今的鼓浪屿岛上，低保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7.7%，远远高于厦门市平均水平的3.1%。”
曾经，迎接游客的，是拥有100多个音乐世家的音乐之岛上的钢琴声；今天，上岛后的游客要遭遇的，却是拉客的导游和商贩。在鼓浪屿岛上的1万多人口中，有4000左右是外地人，其中以安徽和四川人为主。精明的安徽人把持着岛上的商业，从导游、照相，到海鲜、干果、茶叶店，都是他们的天下。四川人则从事着搬运、建筑等体力工作。
种种迹象表明：鼓浪屿已经从人们记忆里的上流社会（汇聚了全国最多名人、最多有钱人、最具艺术气质的小岛）演变成了社会经济问题复杂、老龄化严重的“贫民区”。
鼓浪屿民居。图/Jonipoon
“鼓浪屿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
1998年，郑小瑛在鼓浪屿创办了厦门爱乐乐团，这个乐团如今已是厦门的一张名片。作为音乐家的她，认为在这里搞音乐根本不行。交通不方便，观众太少；诗人舒婷也抱怨如今住在鼓浪屿岛上生活很不方便，“现在西服都没法洗啊，整个岛上没人洗西服，你想，总共才洗三四件西服，谁会去开洗衣店？”家里的玻璃坏了，只需要简单地镶一下，但老两口却得搬到厦门去修，一路扛到轮渡，“哎呀，真是不方便” 。
“鼓浪屿的本质，是一个社区，但现在它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赵燕菁认为鼓浪屿的问题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所致。比如大量老房子的产权极其复杂，产权不明晰，很多房子不再是私人财产，没有任何保护维修，所有人都在恶性地使用。几百年都保护得好好的深宅大院，在三五十年里就衰败破落了。
鼓浪屿上的老建筑。这些建筑有的会被重新修葺为家庭旅馆或餐厅。图/视觉中国
在赵燕菁看来，厦门市政府每年在鼓浪屿上有上千万上亿的投资，这个岛可以说是厦门享受政府投资最多的地方。“路更好了，绿化更多了，路灯啊、水啊各个方面都比以前好了，它为什么衰落？因为它每一个细胞都在衰落。所以现在鼓浪屿的问题不是政府不花钱，而是在这种产权制度下面，它必然朝着这个路径发展。 ”
政府花了钱，外迁工厂、疏散人口、增加绿化。但一些业内人士却认为：长此以往，鼓浪屿有可能渐渐沦为普通的，只适于“一日游”的风景区。作为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给鼓浪屿所把的脉是悲观的。“鼓浪屿的整个衰落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从这个小岛上，能够折射出我们整个国家城市发展的集体问题。鼓浪屿的困境和北京老城区，和其他的历史名城一样，都在不可逆转地衰退，就是因为产权界定和政府公共收费的途径。”
2017年4月30日，厦门鼓浪屿景区游人如织。图/视觉中国
一些城市专家将鼓浪屿定义为“典型的衰败型历史街区”，几十年累积起来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几个大工程来彻底改变面貌。赵燕菁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名城所所开出的药方是：
一、通过宣传型拍卖，逐步提升公众对鼓浪屿历史建筑的价值认识。保证新业主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和维修。
二、逐步实现以房地产税或物业管理收费为主要财税来源。鼓浪屿今后如果要作为高档别墅区和度假区，就要建立相应的地产税和物业税制度，而不是单纯由政府输血。
2017年4月30日，游客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景区游览。图/视觉中国
2005年，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评选中，鼓浪屿被选为“全国最美五大城区”之首，紧随其后的，是苏州老城区、澳门历史城区、北京什刹海、青岛八大关。
“这可以看出人们其实首先是把鼓浪屿当成特色社区，而不是观光景点。大家更认同的，是鼓浪屿作为现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内涵的认同。”赵燕菁一直主张，鼓浪屿只有作为有人居住和使用的特色社区，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它的独特魅力才能长期得到保持。
“古建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它”——英国保护规划手册以这样一句话开头。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希望能够“盘活”老建筑，重建鼓浪屿的社区。在城市专家们看来，拯救鼓浪屿岛的方法，就是给那些老房子们找到合适的新主人，才能让岛上的历史风貌建筑重新焕发魅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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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5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互金专委会)正式启动“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互联网金融企业透明化运营、阳光下发展。 在该计划开启的互金企业运营指数测评中，目前洋钱罐平台以71.4的分值，在首批参加测评的15家企业中位列榜首。同时洋钱罐还成为首批两家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的企业之一，洋钱罐平台上的投资人均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 有国家互金专委会负责人表示，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主要来源于互金企业的不透明，包括资产不透明、运营不透明和实力不透明。不透明则无法分析风险，可能导致自融、自保以及虚假项目等重大问题。国家互金专委会依托于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对互金企业的透明性进行了长期跟踪与巡查。而此次“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也是基于此而开展。 根据阳光计划的设计，将有三大方案用于推进互金企业运营情况的透明度。 首先，国家互金专委会将定期组织全网巡查，由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反映其资产透明性，并向社会公开。如资产不透明，则无法分析其重大风险。 其次，国家互金专委会将鼓励互金平台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中来，投资人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校验企业上报数据是否真实。同时国家互金专委会根据企业接入的数据，计算相关运营指标，每日向社会公布，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营透明度。目前真融宝、洋钱罐两家企业已作为首批试点企业，自愿接受社会监督，并公开其运营情况。 最后，在互金企业自愿参加的前提下，国家互金专委会将依据“全客观、可验证”原则对企业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指标。互金企业需按照指标提交材料，如验资报告、股东构成、审计报告、存管合同等，由专委会组织第三方专家审核公布。 洋钱罐CTO耿博表示，互金行业阳光化自律的同时还需要接受阳光化监督，接受第三方客观的全面的评估。尤其是来自权威部门专业化技术化的监管和评测，才是让互金企业在自身制度建设上越来越系统和正规的长期推动力所在。作为一家技术驱动性的互金企业，洋钱罐很早就加入到与国家互金专委会的合作中来，也希望通过“阳光行动”来推动互金行业的规范发展。 新华网北京6月5日电（闫雨昕）在金融扶贫的攻坚战之中，商业银行无疑扮演者着中坚力量。近来，许多商业银行致力于兼顾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发展，加紧探索出一套“脱贫而不返贫”的可借鉴方案。 立足小微、三农 众所周知，小微、三农是金融扶贫的重点领域，也是难点所在。为了更好地做好扶贫工作，许多银行每年都会单列小企业信贷计划，在授信审批、贷款限额等方面优先保障小微、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浙商银行开始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进一步拓宽小微金融和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一季度末，该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0亿元。此外，还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对小企业从业人员差别化问责免责。 扶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金融支持外，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多方参与，共建扶贫系统生态圈。 近年来，金融机构携手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机构，通过成立扶持基金、产业基金等，扩大扶贫的信贷投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例如帮助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引进、劳务输出实现脱贫；积极支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持优质企业“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带动相关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等等。 浙商银行此前曾为红狮集团提供了8.4亿元授信，通过购买债券、中期流动资金等支持其在四川、甘肃等地建立水泥生产基地；给予盾安集团授信40亿元，支持其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投资，在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从“救济”到商业可持续 并非简单的施舍救济，金融扶贫更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就商业银行而言，在能力所及之内履行社会责任，把握信贷投放的实质风险成为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关键。 近年来，围绕贫困地区客户需求，许多金融机构都在探索结合互联网金融从担保方式、期限、提还款方式、细分客户群等维度加快产品创新与开发，推出“民宿贷”、“农村电商贷”等产品，主动支持当地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在兰州，浙商银行与甘肃陇西县人民政府合作，推出“精准互助贷”、“精准惠农贷”、“精准助企贷”等三款金融精准扶贫产品，目前已与11户农户代表签约，共投放扶贫农户贷款102万元；在重庆，他们又主动对接重庆市巴南区的“青锋计划”，推出“青年创客贷”产品，支持缺乏资金积累的巴南籍或在巴南创业青年，累计发放“青年创客贷”金额2000多万元，累计支持优秀创业青年60多名。 扶贫既需要“大水漫灌”式的财政扶贫，更需要“精准滴灌”式的金融扶贫。越来越多的银行都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精准施策”。如：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对金口河区大杠村的贫困户采取一户一策、一户一法、扶贫扶智并重等方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有效提高被帮扶贫困户的劳动技能，使被帮扶的贫困户有自我发展和稳定收入的主业，并实现逐步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扶贫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