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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班史,一群二本师生越过山丘

看天下实验室  · 公众号  ·  · 2024-05-14 20:30

正文

“雨滴多了,是一场暴风雨;写作多了,是一部人生史……”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最初,几乎没有人相信自己可以撰写“历史”。


“每个人都将担任‘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为世界第一部班级写的史书发凡起例。”


鲁东大学文学院105教室,当班主任黄修志说出自己的构想时,40名懵懂的大一新生面面相觑,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这种人,怎么可以参与到历史中呢?”


后来,这些记载果真变成了一本沉甸甸的书。


2024年1月,由黄修志和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同学撰写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正式出版,它记录了一群二本师生大学四年的困境与突围。为追寻理想的大学生活,1801班做了很多事,比如办了一本校园杂志、一个阅读社团、一系列大讲堂活动等等。



这些实践听起来并不伟大,也并不遥远,但他们的故事似乎为破解应试教育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可供复制的样本:在集体的书写与反思中,任何人都将有力量对抗标签,对抗残酷的现实。

山丘难越


“我们分不清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堡垒,还是海市蜃楼中光鲜的玻璃桥,我们对自己忽高忽低的定位就是焦虑的源头。”


——1801班吴岐雯《班史》


鲁东大学坐落于山麓与山坡之间,走在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远处的矮山和规矩的灰白色教学楼。


2018年9月1日,黄修志第一次见到了汉文本1801班的同学们。班会上,他让同学们填写了《初心与理想》的表格,“你希望未来四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毕业后,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出现最多的回答是:“我想成为一名研究生。”许多同学大学最大的目标就是考研,逃离这所学校。


在山东省,鲁东大学与曲阜师范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大学并称“四大考研基地”,以超过30%的考研成功率闻名。学校默认每一位学生都将在毕业时分选择考研。每到5月,教学楼的走廊里便会摆满马扎,学生们几乎一刻不停地背书、踱步、面壁静坐,甚至还有人为了争抢位置起过争执。


黄修志的同事、文学院副教授戴宗杰称学生们身上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一种强烈的不服输感,希望通过考研重新证明自己,又感到强烈的自卑,被别人问起在哪儿读书时,“会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在读二本”。


他们眼里的光芒被掩盖,看上去很努力,但不知为何努力,“问他有什么理想,他说没有”。


一次坐在办公室里,戴宗杰听到门外有一名学生一整个下午都在重复背诵同一个知识点,忍不住把学生叫进办公室,想告诉她知识无需死记硬背,自己背了一遍,可学生却反驳:“老师你背得不对,错了几个字。”戴宗杰对此感到无奈,他同样是二本毕业,深知学生们的苦楚,希望把自己过去的经验传授出去,但对于苦口婆心的说教,年轻人并不认可。“这几年我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2013年,26岁的黄修志来鲁东大学任教,第一次担任广播电视编导班的班主任,他决心引导好学生,在教务办办公期间,每次午休便把同学们叫来聊天,并在每个季度推荐书籍。



2023年7月,在国外访学的黄修志。 (受访者 供 图)


但彼时初到学校,黄修志需要承担繁琐的行政任务,还需要适应因学生不愿回应、不愿听讲而产生的“失落”。尽管“尽心尽力”,他没有找到为学生提供指导的“系统方法”,大家普遍对读书没什么兴趣,甚至还有一次,他抓到几名同学在宿舍赌钱。带着些许遗憾,黄修志送走了第一届学生。


教育科学学院的赵同友老师走得更远一些。


他在校内办过“习明读书会”,带领感兴趣的同学精读书籍,并将读书笔记汇集成册。他欣慰于看到学生因阅读经典而变得智慧清明,但由于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学生身上,在学院的评价体系中,不追赶kpi(关键绩效指标)的赵同友成了“不太一样”的存在。


他曾告诉黄修志:“教师职业的独特性在于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在学生身上延续下去。”奈何能力不足,他感到自己在普遍以科研为标准的高校评价体系中被边缘化。最终,他离开了鲁东大学,“习明读书会”因此解散。


临别前,赵同友送给黄修志一本笔记本作为礼物,上面写着四个字——“越过山丘”。

“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一个通过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之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落下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


——贝蒂·史密斯《布鲁克林有棵树》


曾有不少学生问黄修志为何要做这些尝试,他最常提起的就是三个字——“不忍心”。


1987年,黄修志出生于山东东平的乡村,直到高考才第一次来到县城,考研才第一次坐火车。高中时期,他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满腔理想主义,“觉得自己就应该传播思想,影响他人”。他带领同学办起了学校第一份报纸《久一报》,第一期报纸发行时,连校领导都来祝贺。


高中三年,他只有两次没考全年级第一,第一次是高一,第二次是高考。

发挥失常的黄修志来到二本院校聊城大学,曾经骄傲的少年在人群中黯然失色。在这里,和他一样喜欢读书写作、发表观点的同学被视为“异类”“奇葩”,找不到表达的出口,他们每日聚在一起喝酒谈天,醉酒痛哭。


带着自己读过的书向老师提问时,黄修志得到的答案往往很敷衍。他说不清自己为何陷入抑郁,也许是“自视甚高”,却又痛苦于能力不足。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教授,老师的回答却是“我最近太忙了”。


大学毕业后,黄修志考上武汉大学文学硕士,随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成为了班里最年轻的博士毕业生。

来到名校,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别人家”的大学生坐拥怎样的资源、平台和氛围,“别人家”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年少的苦闷终于消散,他逐渐确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道路,在毕业后入职烟台市鲁东大学文学院。


重回二本学校,黄修志面临的是更加严苛的考核评价体系,仍旧稀少的资源、经费,密密麻麻的课表。


与每位同学完成不少于一小时的交谈后,黄修志发现不少人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来到鲁东大学,心有不 甘。


应试教育的厮杀让他们在还未进入大学时便已经伤痕累累。学生于洁提到,自己的高三“没有任何成就感”,有一次莫名其妙流了一天眼泪,填志愿时“像闹着玩儿似的”,滑档到了填在最后一栏的鲁东大学。赵婉婷称自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与信任的人交谈,得到的答案却是“你想这些有什么用”。滕子涵觉得“少考了30分”的自己很失败,她纠结于二本的标签,反复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当年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要么在苦闷求索中茫然四顾,要么在感觉良好中自鸣得意”。



2020年11月,1801班合照 。(受访者 供 图)


《班史》中,黄修志这样写道:“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蝴蝶扇动翅膀


“蝴蝶扇动的那一下翅膀,将会改变一切。”


——奥里奥尔·保罗《海市蜃楼》


2017年,第一届班级毕业前夕,黄修志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一年。跳脱出学校的环境,他得以进行更多观察与思考。见识到一流的干部、专家团队如何破解问题,他开始明白,“如果门上有九把锁环环相扣锁在一块,看似复杂,实际上只需要找到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就足够”。30岁的他察觉到自己内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他对于教育学生有很多畏难情绪,而在北京的历练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主动”做很多事情。


回到烟台后,他请求学院,让他再担任一届班主任。这非常罕见,班主任的工作非常琐碎,几乎没有人主动要做。


这一次,在鲁东大学寂静的楼宇中,1801班有了与众不同的经历。


很多想法都是突然诞生的。


黄修志想起苦闷的大学时期,阅读与写作曾带给自己许多力量,“把像死疙瘩一样的郁结一条条写下来,自然便能剖析自我,梳理清楚自己的心”;又想起自己其实一直保持着写回忆录的习惯,读博期间,他曾洋洋洒洒写下6万字的高一回忆录,当时没有意识,如今回看,发现记忆已然模糊的青春突然清晰起来,而那些琐碎却成了当时乡村中学的面貌和学习风气的历史注脚。


他曾读到《金翼》《私人生活的变革》《马丁·盖尔归来》《梦醒子》等人类学、微观史学的著作,这些书从普通人的视角书写历史,让他意识到历史与人生相通,它不只有精英叙事,每一个小人物都可以是大写的“历史人”。


史学家章学诚曾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那为何不能有一班之史呢?


于是在第二次班会上,“撰写班史”四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投影的幕布上。按照姓名音序,每个同学负责写一个月的班史,争取将来汇集成书。


这个“伟大”的计划让不少同学感到新鲜,但更多的是怀疑与不解。


于洁提到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遥不可及”,她从未想象过自己能参与出版一本书,也不敢预设班级同学需要在此事上耗费多少心血。陈艺和室友们面面相觑,“写历史是很正式很高级的东西,我们这种人怎么能参与到历史中呢?”


最初,书写的尝试并不顺利,同学们对写作充满了疑惑与胆怯。


接下第一棒的常佳珍,对写历史毫无经验,交上的第一稿只能参照高中历史的大事年表,把开学以来的所有事件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A4纸。陈艺说每次写作都感到“羞耻”,在一门名叫“大学写作”的课上,老师曾布置一篇“写自己”的作业,写完才发现自己毫无文采,就是“中学生水平”。学习委员路棣告诉黄修志自己一直很想写作,却受高考作文条条框框的限制,不知道如何提笔。


对于每一篇交上来的班史,黄修志都会认真提出修改建议。后来,他还专门举办了一场讲座——“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告诉大家写作并无文理科、文笔、形式之分,而是“求真”的过程。


“人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人人都在书写心灵与生活。雨滴多了,是一场暴风雨;写作多了,是一部人生史……写作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更加清醒地疼痛和战斗。”


于是,我们得以在《班史》中看到常佳珍搭乘“咣当,咣当”的火车进入大学的画面;看到向来在老师面前沉默的于洁写下了诗,“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我难道不能成为我自己么?”看到赵婉婷与路棣的友谊,“我们在晚上聊意识,聊文学和意义,以及永恒。历史永远在循环,又永远在前进,我们作为尘埃,作为车轮,融入到无可避免的前进旅程中。我们从无意义,我们不可能毫无意义”;看到来自青海,原本整日牵马放羊,爱踢足球的“莽撞少年”冶成鑫文笔斐然,直言“我相信青年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正确的,许多事情正是因为未知才变得迷人,若能一眼望到自己生命的尽头,那样的人生会丢失多少乐趣啊”;看到烟台的大学、学校的后山、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与澳大利亚山火……


前几篇班志陆续发出后,同学们不再满足于仅此一月的班级记录,他们渴望更多思考、更多表达。


最初只计划延续两次的大讲堂活动保留了下来,至毕业前夕共举办了43期。不同背景的老师来到班级,讲述自己的研究经历,从文学、历史学,讲到人类学、法学、艾滋病学……


大二上学期,人类学家罗红光教授与研究艾滋病学的夫人蒋岩成为第22讲石榴花大讲堂的嘉宾,彼时,罗教授刚刚动过手术,满头白发,两口子坐在讲台上对谈,从如何快乐地做学问、培养跨学科意识聊到生活与读书。讲座结束后,两个学生“泪流满面”地追了出来,说想要和两位老师拥抱一下,为了“留住一下时间,拥抱一下岁月”。


2019年10月17日,新的书写平台诞生,“石榴花读书堂”社团成立,以1801班为核心的《石榴花》杂志在校内正式创刊发行。杂志以“打开一扇窗,照进一道光”作为口号,主要刊载书评、影评、随笔等。


随着杂志和社团的成立,学术调研课题、访修营、观书会、书评影评随笔大赛等活动也陆续生发出来。


四年前,黄修志从未预料到这些事物的诞生,也没有想过《班史》能够出版。一切如同蝴蝶扇动翅膀,一旦开始行动,想法越来越多,加入的同路人也越来越多。


对于教育,黄修志也有了新的思考:“在名校,哪怕班主任不做过多引导,学生也很可能独立成才,可在学生基础不一的二本院校,在日益原子化、同质化的大学环境中,我们其实更需要一个集体反思的平台,建立起共同体,实现自我突围。”而阅读与书写,成为了那把解开连环锁的钥匙。

小径分岔的路口


“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班史》第一篇这样写道:“班主任充满诗意地说,这是汉文本1801初相逢,却是命中注定的相逢,就像翻开书本第一页,蝴蝶扇动翅膀,花园小径开始分岔。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思考,四年之后,你要怎样离开?”


很快,1801班来到了这个时刻。


2021年12月25日,1801班37名同学参加了考研,是鲁东大学2018级最多的。黄修志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去考研,但他尊重学生们在毕业前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勇气,免得将来后悔自己当初的犹豫与蹉跎。


那天烟台下了很大的雪,寒风呼啸,堵车严重,连前往考场的大巴车都提前半小时发车。


哆嗦着准备进入考场的时刻,1801班每位同学都收到了一条信息,黄修志给每个人私发了祝福,“xx,落子无悔,考试顺利”。


大家拼尽全力,最终只有9人首战上岸。大部分人回到了自己的来处,成为了中小学老师,也有人漂泊至今,尚无着落。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1801班毕业时匆忙四散,许多人没来得及说再见,便开始迎接新的人生挑战。这场集体书写的教育实验,以黄修志的最后一篇班志《密涅瓦的猫头鹰》画上句点。



王海二战考研失败,创业半年未果后,来到海南一所高中任教。赵婉婷考上了老家的编制,但她对一眼望到尽头的生活感到恐慌,三战考研,分数并不理想,至今仍在准备调剂。他们要面对的残酷丝毫未减。黄修志很清楚,“绝大多数同学注定在无人问津的平凡生活中度过一生”。


所以,我问了黄修志和每一位学生相同的问题:大学四年是生命的匆匆一瞬,在之后的人生里,这些书写与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


于洁告诉我:“大学四年是一个永远不能被抛弃的存在,不管这个影响是大是小,它确确实实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集体书写带给1801班一种独有的“默契”与“连接”。许多同学跟我提到,前几篇班史陆续发出后,他们惊喜地感受到从不同人的视角看待共同的经历,竟是一件“如此有趣的事”。因为常常在他人的书写中发现自己的名字,或是看到某些有共鸣的段落,他们私下多了很多交流,也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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