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扣长城保护修缮项目已进入第五期，给考古工作人员带来了不断的惊喜：铜钱、佛郎机、建筑构件脊兽以及部分炭化谷物等，均“重见天日”。
这些物件勾勒出明代戍边将士怎样的守边生活？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他们在箭扣长城五期的120敌楼上的灰土层取样，搭建了一个小型的“浮选实验室”，将土壤样品倒进空桶中，再用清水慢慢搅拌，一些碳化物和植物根系漂浮了起来。
箭扣长城脚下搭起“浮选实验室”。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根据近年来长城沿线考古发现的农作物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粟、黍、水稻、大豆、赤豆、小麦、高粱、荞麦等农作物的一种。
这些是当年戍边将士们留下的，他们所在的箭扣长城属于明代九边重镇蓟镇的防区，重点负责拱卫京师。防区内实行卫所制度，区内推行屯田制，军饷自给自足。
士兵从世袭从军的军户中“垛集”，五口之家，三丁抽一。军士有的守城，有的屯种，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比重，边疆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蓟镇的士兵生活在卫所之中，戍守在长城。他们拿到的口粮，与明代其它各镇差别不大。按照规定，口粮来自朝廷发放的一石月粮，但实际拿到手的不足法定额数。
根据《万历会计录》记载，士兵月粮多在3斗-6斗之间，遇到丰年谷贱的情况，月粮会折算成其它物品发放。
所以，箭扣长城上出现了炭化谷物并不奇怪，士兵们很可能在上面生火做饭。
士兵们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朝廷发放的军饷。一开始是屯粮、年例银，屯田制度崩坏之后，屯粮少了，折算成白银支付。
6月3日，考古学家在箭扣长城120号敌台西北角发现了一枚铜钱，含“万历通宝”四字。专家推测，由于士兵们的工资是在山下发放，山上用不着铜钱，很可能是某个士兵随意扔下的。而这枚铜钱，很可能是士兵们用白银与山下商人贸易兑换而来的。
箭扣长城考古人员“捡到”明代士兵丢的铜钱。图片来源：农民日报
相比其他军镇，蓟镇负责拱卫京师，尤其受到重视。因此，士兵们还会拿到一笔不菲的朝廷赏赐，洪武时期被定为“一等赏赐”。《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年，对各卫所军士大加赏赐，而密云地区加给“冬衣”。不过这种赏赐纯看皇帝“心情”，随机性较大。
另外，士兵们跟随主将出征或者公干，还会获得一些生活补助，如行粮马草，能缓解一定的生活负担。
考古工作人员还在120敌台发掘出了3件建筑构件脊兽，较为罕见的是一只大吻兽，判断这里住着的可能是一位基层小军官。
的确，卫所的士兵们很难有心情来欣赏这种玩物。他们的付出，远超过所得。
他们首先需要承担一系列繁重的差役。譬如屯田种地，这是本职工作之一，最大的问题是，难以交付屯粮，如果交不了，就得赔，即便朝廷减少数额，但实际征收却远远高于法定数额。此外，他们还要承担养马、砍柴、烧炭等工作，还得参加各种义务劳动，随时被征调参与水利工程。
更繁重的是，卫所军士还得随时满足指挥、千户、百户等领导的私人服务。
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门，纳月钱于私室，于是手不习击刺之法，足不习进退之宜，第转货为商，执技为工。而以工商所得，补纳月钱。民之膏血，兵之气力，皆变为金银，以惠奸宄。一旦率以临敌，如驱羊拒狼，几何其不败也。
这导致卫所士兵大量逃亡，法定额数一半以上的人不见了。明廷面临用兵危机，怎么办，只好改为“募兵”，大量外地的职业军人来到蓟镇戍守。
明廷对蒙古长期奉行防御政策，具体到长城沿线，防御的重要手段便是加固边墙。
戚继光就任蓟镇总督后尤其热衷，他认为蓟镇“一瑕则百坚皆瑕”。隆庆二年，他请求朝廷建设空心敌台，随后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开始。这一修，贯穿整个张居正时期，到万历九年，一共建了1194座。
为了省去雇佣工人的费用，建墙的主体便是调入卫所的外地军兵。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蓟镇防务压力加大，面对大量逃亡的卫所士兵以及操练不精的新兵，朝廷往往调外卫士兵补充兵员。这些军士，和本地卫兵承担一样的重差，与本地士兵协同分区防守。原本，他们入卫期满便可休息，然而随着敌情频繁，往往拖延，下班休息便成奢望。
此外，他们还要忍受背井离乡、长途奔波。延绥镇巡抚史梅这样描述入卫军兵之苦：
延镇（士兵）一遇入卫，有衣装路费之苦，有抛别其父母妻子不保朝夕之苦，有奔驰二千余里疲乏病馁之苦，有当隆冬起行冒雪履冰堕指裂肤之苦，有客处地方修筑戍守之苦，胼胝之苦，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临发之日，臣与总兵该道出郊遣，见其老稚回环道路，牵衣抱头，哭声震野，观者无不流涕。及下班回日，则军亡若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