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分析一下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两天后台突然很多同行问到众多资本大佬移民到新加坡的事情，所以今天先回应一下，对今年两会核心政策走向的分析则后面再分享。
《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中国最杰出的科技投资者红杉中国创始人沈南鹏获得了新加坡PR（也即新加坡绿卡），并随后在这个国家为他的560亿美元风险投资公司开设了办公室。
事实上，除中国投资教父沈南鹏外，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也取得了新加坡PR，另外博裕资本联合创始人童小檬、腾讯联合创始人张志东、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等资本大佬据称也已移居新加坡，其中新加坡媒体报道的马云妻子张瑛2月份在新加坡购买三处店屋一事甚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从影响来看，中国的资本大佬集体性移民到新加坡的现象确实引发了市场的巨大担忧，尽管红杉中国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开设新加坡办事处的决定是出于商业原因，与我们任何高管的个人事务无关”，但从机构间的数据来分析，红杉中国近几年在中国的投资趋势确实有明显放缓，不少同行甚至表示红杉中国大有“撤退”的可能。
市场上还有一则流传的数据称，经纬创投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他身边的投资人70％已经移民到新加坡，如果再结合中国的这群可以引入国际资本的顶级资本大佬集体移民新加坡的情况来分析，这背后的风向意味其实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就中国当前的创投行业而言，不管是天使投资还是主流的VC、PE，投资人和投资机构的大范围撤退已是既成的事实，中国企业靠融资上市的做大做强路径也已被基本斩断，这里面不仅有中国企业极致内卷的原因，更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中美脱钩断链的影响。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中国股市近几年一直在3000点保卫战徘徊，股市的这种情况目前甚至引发了一二级市场倒挂的问题，如果一上市就得面临破发或破净的风险，哪里还会有投资机构或投资人愿意参与一级市场？现实的情况是，自从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爆雷潮将民间财富洗劫一遍后，高净值客户（投资人）对创投类项目的投资越发谨慎，投资体量也越来越小。
实际上，自中美脱钩断链以来，欧美日韩的企业、资本已大规模地撤出中国，我们前些年做创投业务的时候和其他同行一样积极地去中东国家寻找资金，但结果却很不理想（这个可能跟大家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背后其实还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衍生影响，至少中东的民间资本并不热衷于中国市场的投资。
可能很多人认为创投企业依旧可以靠不断地在国内机构的融资实现补血，比如可以找百度、阿里、腾讯、拼多多、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或投资机构接盘，可真实的情况是把它们扶上头部位置的最为关键的国外资本都已逃离，他们在国内的投资扩张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对于资本大佬集体移民到新加坡的事情，更多的人可能会联想到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问题，包括政策多变导致企业和居民看不到稳定的预期，由此导致信心不足，其实最根源的还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中美脱钩断链所造成的影响。
回到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模式问题上，我们认为，以往通过融资、烧钱、抢客、抢地盘的独角兽融资上市模式将彻底颠覆。中国今后的创业形态肯定是从小到大、稳扎稳打的成长模式，企业必须踏踏实实地赚钱，从对融资的依赖转到独立自主，或者至少不能再轻易被任何平台或资本所绑架。按这种逻辑分析，不管是互联网大厂出来的高管，还是其他只擅长讲故事、画大饼的融资型创业者、企业家，最后都很可能被市场淘汰。
如果再具体界定一下今后的创业模式和路径，那娃哈哈的宗庆后绝对是样板，借此特向宗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个问题值得留意，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本身就需要承担很高的研发投入和试错成本，因此今后指望中小微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成就或许存在更大的难度，毕竟国际风投资本何时大举回归中国还有待观察，外贸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内循环能否拉动经济也还需要时间验证。
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标准制定，推动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我们要相信，中国有定力，国家有自信，外资迟早都会回来。
不少同行都很戏谑地问我们为何对地方国企、城投平台靠融资续命的方式又能坦然接受，包括我们最近还在大范围地投资城投的高收益美元债，对国企、城投的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及保障房项目的“投资人+EPC”合作模式也依旧乐此不疲。简单来说，民营企业靠融资续命肯定九死一生，而国企和城投的融资续命模式却存在本质区别，毕竟背后有政府信用的背书。
更多地产及城投平台融资项目的交流和合作欢迎联系西政财富和西政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