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韦伯、伊懋可等学者也发出过类似追问，爱因斯坦、罗素、杨振宁等思想家，都曾试图回答这些追问。
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原因。审视这四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文明的异同，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的实质。
科学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态度。真、善、美的三个追求，“真”始终被西方人放在第一位，且贯穿整个西方历史。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就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存在真理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理。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
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泰勒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
人，敢于跳出迷信和巫术，创建出最早的科学；使得伽利略、牛顿，坚持探索宇宙的“终极真理”；也使马斯克执着于追寻“走出地球“的可能。
反观传统中国，始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占据主流的观念，一直是社会稳定、家庭和谐、完善自我。相比于真，善和美才是国人的最高追求。
因此国人被教导，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比如道家认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儒家认为，社会的道德和谐至关重要；佛家更是认为，心灵安定逃出轮回，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冯友兰先生的结论可谓精辟：“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
科学的实质，是一套讲究逻辑、实验和定量的方法论或思维模式，其核心是理性。
这套思维源自西方：古希腊的形式演绎逻辑、中世纪的实验方法论，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的数学定量化表达。
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始终是直觉、体验、类比和象征占据主流，感性强而理性弱。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国有最早的彗星、新星、太阳黑子记录，但中国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国人从这些星相、属相、时辰、星座中得到的，是各种“占卜之术”。将其和命运、财富、吉凶无逻辑的联系起来。
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自然并不独立于个人存在。这种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用混沌目光审视世界的原始思维。古代中国有无数的科技发明，但从未有人试图通过实验，把复杂混乱的经验梳理为抽象理论，再用数学表达出来。
所以爱因斯坦说：现代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但中国没有走这样的路。
科学诞生的一个客观条件，是个人自由。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制度，是一切发展的必要土壤，科学更是如此。“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可以说，自由始终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惊奇和闲暇。正是自由状态下的无功利心，科学家才有可能沉下心来，为了求知而求知。
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面对强权，才有可能不屈不挠，将科学火炬传递下去。反观传统中国，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个人自由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重点，“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功利性追求，一直占据主导。
随着隋唐科举制的兴起，中国人的求知路径就被儒学经典框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中国人求学、求知的唯一目标。
就连严复这样的西学大师，都因为没有功名，而饱尝艰辛和羞辱。严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代很多青年看来，考公更是“人生意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都无足轻重。
现代科学诞生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充分的交流。没有交流带来的思想市场，人只会走向闭目塞听、偏执呆板。
思想家休谟说，最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的，就是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联合在一起。
在邦国林立、贸易频繁的欧洲，经济、思想的沟通往来，是生活的必须和常态。
一个地区的新发现，很快就能传遍欧洲。一个科学天才，总是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而不是自己重新发明车轮。英国牛顿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波兰的哥白尼，德国的开普勒，意大利的伽利略的贡献……
反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秦制大一统，扼杀了所有的地方活力和民间自由，不可能产生公平、自由的思想市场。在地理上，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东亚一角，周遭都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没有能够匹敌的交流和贸易对象。
里里外外都缺少刺激与竞争，使中国严重缺乏科学进步的动力。直至今日，很多地区仍在使用晚清时的农耕技术。
综上所述，科学是一种反常识、反本能，超脱了功利的精神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发明。
从演化与宏观的视角来看，科学本身是个意外，没有科学才是人类的常态。全世界除了欧洲，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
可见，要想真正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就必须先思考“为什么只有欧洲产生了科学”。
阅读科学史，就是理解、解释这一重大命题的最佳途径，也是一个现代人真正打破中西、学科壁垒，掌握现代思维的必经历程。
遗憾的是市面上的科学史读物，大多是迎合人们猎奇、消遣的碎片化著作，既缺少知识性，又缺少收藏价值。因此一套权威、系统、全面的科学史著作，就更显弥足珍贵，物超所值。
作者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曾经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时，中国的科学相形之下却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西方17世纪已经确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茫然无知。
这是为什么？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必须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
这一条件正是西欧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统治权的市民阶级所具备、而为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所不具备的。
当时，西欧这个新兴的阶级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知识和传统社会各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并不大。
迟至20世纪初，一些亚非不发达国家的王公贵胄虽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剑桥受教育，但这些人回国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国家。
这里的奥秘是，科学从思想上，也从社会上对等级制度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学面前其价值都一律平等，都服从同样的铁的法则，其间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贵贱之分。
在当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也一直无法突破等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与此相关， 近代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另一条件是，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来。
文艺复兴后西欧各种学会和学院的建立与发展蔚然成风，这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
但这种条件在当时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荣誉和价值，并不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叹儒术已经成为一条利禄之途。此后的科举制，进一步满足了等级专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
在西方，正当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基石的时候，中国那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宋应星就在写《天工开物》，同时他沉痛宣称“此书与功名利禄毫无相干也”。
可见，直到近代为止，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还不可能被引向科学研究之路。中国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地步。
导致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属主智主义的。“哲学”一词在辞源上本来就是“爱智慧”。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人，也标举这样的口号：“知识就是德行。”
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识从来就是附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国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获得知识，而是指履行道德义务。
儒家崇德行于上位，道家不但要求“绝圣”，同时还要“弃智”。
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的倾向，要求假手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之类。而中国哲学则习惯于用比喻，而不用逻辑推论。
归根到底，是认为更高一级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级的知识来加以保证或证明的。
这样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识或真理本身也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只能为尽人伦而求知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献身，都是为了仁义道德（成仁取义），而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纯粹理性即科学认识上的真理（如伽利略因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受迫害）。
中西方思想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德与主智的对比，是道德与知识的对比，亦即伦理与科学的对比。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伦道德的缘故，所以中国便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西方宗教可以说也有两重性：就其强调信条而言，它和科学的理性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就它那种永不满足地追求无限的精神而言，它又和科学有相同和相通之处。
与此相关的一个最值得瞩目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既没有西方古代的原子论，也没有西方近代的机械论。而这两者一脉相承，对近代科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构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大体来说，中国思想家们大多习惯于把个体纳入总体之下和之中加以考察，他们的世界观从来都是整体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而非原子论式的或机械主义的。未来科学思想的发展若如李约瑟博士所云，将是从机械的、分析的轨道转到有机的、综合的轨道上来，那么，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智慧肯定将对此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机械的、分析的思维方式仍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而又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知识无跳跃”很可能是确切的、普遍的规律，毕竟是先要进行孤立的分析，然后才有总体的综合。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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