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北江：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基于8-13世纪的王朝秩序思考｜202405-122（总第2735期）

感谢安北江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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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

——基于8-13世纪的王朝秩序思考

文 / 安北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一语，先秦为居“国”之中心方位概念，进而演绎成天下“中心”之意。秦汉之后不仅成为王朝政治核心区的代称，也成为中原政权政治势力所控制下的全部疆域概念，也一度成为汉民族的另一种称呼，古代“中国”更突出其“文化中国”的意义 ^[1] 。无论“中国”这一概念如何变化，但在每个历史阶段内所表达的政治内涵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可以从实体与虚体去做诠释。古人所谓的“天下”，狭义上就是指某一政权所统辖的范围，指代具体疆域；广义而言，也可以是指如战国邹衍所构建的“大九州”的“天下”世界 ^[2] ，但大部分还是表示前者之意。古代地理概念“中国”与“天下中国”理念同步发展，共同编织成一套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理念。王朝国家出现之后的中国，更多的是以天下中国实体为铺垫，进而在族群互动中升华为代表各族群核心团体的国家理念。

秦汉以降，在中国版图内部出现类似于今世诸多均衡的多国体系情形，但严格而论并非如此。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观是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则位于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着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3] 这也是中原汉族王朝政权与周边非汉族 ^[4] 政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然而，当我们把历史焦点投向内部中国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便是王朝政权的分裂与统一。诚然，这一历史现象与边缘区非汉民族势力的冲击不无关系，但内部中国的分裂也有其自身发展“合理性”的一面，即各分裂政权（或成为小国的政治势力）彼此之间达成“和平国际关系原则”，能够恰如其好地处理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分裂势力能够长久维持共存局面的必然因素。历史时期的分裂王朝，在观念上一般认为是较短暂的，似乎成为大统一王朝衰亡和新统一中国王朝的过渡期。新统一王朝孕育的过程，也是“裂国”逐渐打破其间“和平关系原则”的过程，这一显明的“国际性准则”与另一隐性的主观理念则背道而行，从而构成诸政权打造自身正统性的必要条件。

9世纪以降，尤其是唐宪宗之后的中国，逐渐步入一个不再是以中原“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而是伴随着吐蕃、突厥、回鹘、南诏、契丹、渤海、新罗等族群势力的崛起与发展，最后构筑成一张东亚各政治势力相互结盟或达成“和约型”的新型政治格局网。这一格局虽然仍旧在唐文化圈上震荡起伏，但此时更多的是突显于东亚各政治势力间的相互依赖与并存，以及中国内部结构的分裂与整合上。其延伸度，从8世纪中后期开始，直到13世纪后期蒙元势力重新扭织成一个崭新的全国性政治团体。

事实上，当黄巢起义扰乱内部“中国”时，与其毗邻的政治势力诸如吐蕃、回鹘等亦随之崩裂，甚至部分向西拓展。北部族群势力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中古至近世之交，时刻影响着中原王朝对中国南方的政治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附属于吐蕃或回鹘体系之后的东北契丹、奚、女真，以及西北的党项、阻卜等势力。由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政治分裂，并非罕见，而作为之后“他者”族群团体威逼中土，造成诸多政治势力并存之态势，尤为独特。亦如历史时期匈奴、突厥以及契丹、蒙古人的西进发展，致使中亚、欧洲诸国产生“土著”政权势力与“外族”政治团体势力之间的纠纷。9世纪末期的唐朝已无法续控制这一分崩离析的局面，甚至是对周边邻国的军事管控。换言之，即由唐朝建立起来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从8世纪末开始被打破起，逐渐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势。

唐至元的历史演进，可谓是两大世界性政权之间的文明发展史。前者树立了政治文化盛极一时的国际形象，后者开拓了欧亚大陆的空间地域视角。唐宋变革只是唐元历史畛域内的一环，这也并非是认识唐宋历史发展的唯一角度，对此不能太泛化，如台湾柳立言先生引据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所言，“那些引发‘变革’的转变，不是一般的转变，而是一些巨变，这些巨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它们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造成‘根本的改变’” ^{[ 5]} 。这一变革也仅仅是以汉族为主体政权的王朝政治鼎新，是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国家体系机制变革，并非历史发展中所有的变革。如果从中国观与民族观视角去诠释这一历史轨迹，则较早的转捩点还得定位于公元5世纪后期北魏拓跋宏的政治改革。唐代前期的“天下中国”观与民族观理念，则是以唐朝的政治影响力为铺垫，追求“天下为一家”的理想。然而，唐朝的崩溃使得这一理念发生了转变，其首先表现在王朝“天下中国”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汉民族为主体政权的唯一合法性，而是从王朝政治经济核心区的转移去做考量；其次是从天下中国镜像投射中心区上升到族群团体文化意义上的政治博弈，从实体转为虚体。

随着唐朝的瓦解，中原五代和南方诸政权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势。先是朱温称帝于东都开封，为安稳河北、荆南、湖南马楚、江淮吴越等势力，皆封其为王。然而，随之而起的还有竖大唐旗帜的反梁势力，如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蜀王王建以及吴王杨渥等。

沙陀与契丹成为10世纪前半叶中国北部的政治主角，无论是中原政权内部的竞争，还是中原与南方诸势力的政治平衡维持，契丹辽则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五代之中有三代皆为沙陀族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占据整个五代十国历史发展的半程。契丹与中原之间的政治军事交往也随之兴起，同时也频繁地参与中原政权的政治运行，甚至与农耕中国内部各个政权达成南北“国际政治外交”，影响着中国内部各时期政权的政治命运走向。河东、中原与契丹辽形成北方势力集团的三角对峙状，中原政权欲想打破这种南北受夹之态势，便不得不整合“中国”内部分裂势力，使其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正统王朝统治秩序。然而，这种历史性的转折直到10世纪中后期方才有了改变。

对于此时的整个中国来说，在中国版图上可以划分出三大政治集团势力，即以契丹辽为核心的最北方政治集团，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区的中原政治集团，以及淮河、长江以南的整个南方政治集团。在这三大集团核心区之下的小割据势力，诸如河北刘守光桀燕政权（911-913），以及党项定难节度势力等，因其势力和地域因素，基本附属或即灭于邻近较强政权。长城南北又是畜牧与农耕缓冲区，从而形成新的不同族群间的对抗。唐王朝之后的几百年中，“他者”势力一直占有优势，使得中原政权统治者不得不举目南方，五代以来付诸于实践的便是后周与北宋。然而，南方诸政治势力为了保存现有政治态势，抑或欲想进取中原者，则又不得不与北部以及东北部诸国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威逼中原，西蜀、江南、岭南势力政权与契丹辽、高丽等国进行政治交际便是事实。同时，南方诸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主要以荆南、吴越、闽等为主体的从始依附型和以南唐、南汉等为主体的对抗型，如此便交织成10世纪前半叶东北亚诸政治势力的“国际关系网”。

五代统治者未能扩大“中国”疆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统治者自身的因素，也有北、中、南部各割据势力的强弱以及南北政治交际等诸多因素。中原势力内部的整合，即割据政权间的互战更迭，便是此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后唐、晋、汉统治者皆为沙陀族，亦互带姻亲关系，这种政治整合，从本质而言只是一味地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贪恋皇帝之位，脱离不了唐末军阀割据者的阴影，弑君杀父，割地称臣，政治抱负荡然无存，实属混战。

要之，10世纪前半叶的政治格局，即为唐末藩镇割据的升级版，欲想创造一种均衡多国体系的天下格局，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都不太成熟。值得玩味的是中原政权的存立曾一度依恃于北方契丹辽，这种关系与以往“草原—农耕”政权之间的拉锯战截然不同，也并没有因为契丹辽势力的强大而使得内部中国势力抟炼在一起。正统性的表达更应该属于较大范围内的统一性政权，较之南方诸政权，中原五代的嬗变则显得更有说服力，尽管对朱梁政权合法性另有说辞。

1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主角无疑为辽与北宋，前者之建立早于后者半世纪之久，但两者几乎同一时期覆亡。在这两大政治团体之下，抑或夹于其间的其他较小族群势力，重新构成了一部中国区域内部南北势力在华北、西北以及整个中国南方的政治竞争场景。从黄巢攻陷长安到北宋收服北汉为止，在长达1世纪之久的政治演进中，中原及华北区域又一次沦为各族群势力的角逐场。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6] 。契丹辽与五代及北宋政治格局的演绎，是南北诸势力集团政治外交线由杂化简的过程，也是民族主体政权自我认同逐渐强化的过程。

五代十国时期的诸政权关系，与北宋建立之后的辽、金、西夏之间的政权对峙不一样，其一没有形成盟约式的协定，其二各势力范围所控制领土间的冲突也只是部分州县的争夺，比较典型的则是中原对邻近政权的征战，南方诸国间无太多大规模冲突。除了中原五代及南方个别政权称帝外，其它政权仍然保持自己唐末以来割据一方的政治态势，其政权性质固然不一。

唐末至宋初的历史梗概，则是较小范围内以汉民族主体政权崩塌之后的南北分裂局势，尽管彼时中原也曾一度被沙陀族统治过，但南方各政权皆为汉统一王朝残留遗势混合统治，这些小政权大部分不敢有统一天下的野心，其中一个较为现实的客观因素便是外族势力的冲击力与各分裂政权自身实力并不是很强大，以致于形成另一种维持均衡的多国体系的理念，以弱侍强，以臣服中原或相邻较强政权，进而达到相互牵制的效应。如此，无形中促使唐末宋初的天下中国观理念寄托于投影中心区——中原。

质言之，在面对唐王朝灭亡之后的天下走向时，寻求国家承正统合法性政权的诉求转向“中国”内部的统一，而非成为新一轮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统治模式，这也成为五代时期天下中国观理念发展的另一种政治表达。后唐、后晋和后汉属于“北族王朝”，但这一“征服王朝”也仅仅是在中土汉地所建立的短暂的区域性政权，根本无法构成对南部中国各汉族政治势力的威胁，反而恰恰是依赖于契丹辽。契丹势力的渐长又是伴随着中国统一王朝的崩溃和五代以来中原政治势力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长期徘徊在汉族王朝统治区边缘的他们，“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 ^[7] 。10-11世纪中原政权与契丹之间的政治纠葛，五代是酝酿阶段，北宋前期进入高峰阶段。契丹辽与五代十国主体政权之间的南北政治关系，可谓是环环相扣，南方诸政权的天下一统梦也并非借助契丹势力去完成，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关于国家认同（country identity），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指一个国家的延续性与同一性问题，即一个政治共同体与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且指认出这个共同体的特征；三是指一个人表达自己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有何期待，即一个人究竟赞同哪一个国家，愿意支持哪一个国家，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第一种认识是属于较大范围内的国家承袭问题，牵涉到共同体过去历史发展的诠释问题，后两种可以结合在一起，即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8] 这个层面更多的是从个人与国家角度去阐释国家认同，是一种多角度自下而上的认同，是个体对整体的认同。与民族认同不同的是，国家认同是国家层面较大范围的主体性认识，不仅涉及到经济、文化，还关涉到政权、主权、制度、疆域等诸多方面，它是一个政治实体。古代中国更多的是由多族群元素构成的共同体，单一民族政权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历史时期的异族政权也糅合了其他种族，因此这种国家认同与其本民族认同重合的情形基本不存在。

五代十国诸政权的客观现实与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直接摧毁了在中国疆土内部滋生多国长久并存的均衡体系，天下观与正统观的诠释无疑寄予中原强者。后周的南北征战是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开始，也是树立“天下中国”观的又一次尝试。虽然赵匡胤篡夺了后周政权，但在国家理念的持续完善上是毋庸置疑的，当其在践行“天下中国”观碰壁时，方才催生出一个以本民族为核心政权的多国均衡发展体系观，天下中国理念时刻体现着汉与非汉异族群体之间的夷夏观。事实上，五代时期的族群观和夷夏观并不是十分明显。譬如，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与大臣商议放还契丹败将荝剌等人时，却遭到杨光远的反对，曰：“荝剌皆北狄善战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国事，归之岂吾利也！”（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太原起兵，时杨光远辅佐张敬达守太原，后为契丹打败，退守晋安寨（今山西太原市晋祠南），被包围数月，人马食尽。其后杨光远杀张敬达，出降契丹。耶律德光见到他便奚落道：“尔辈大是恶汉儿。”又曰：“不用盐酪，食一万匹战马，岂非恶汉儿邪！” ^[9] 沙陀、契丹都属于异族，但至少在此时不见得彼此对自己身份及其族属有很清晰的界定，契丹主耶律德光视中原沙陀人为“恶汉儿”，后唐将领视契丹为夷狄。除此之外，中原五代政权对淮甸势力也称“淮夷”“淮寇” ^[10] 。即便江南政权辖区内也存有其他非汉民族，但以中原政权自居者，往往常带有一种蔑视，视其与“索虏”“戎狄”类似，从另一层面讲也是对“天下中国”观的中原投射。此时之中原，亦即代表中国，反而中原以外的政权却被视为异国，“四夷、十国，皆非中国”。十国之地位也只是比夷狄略高一点而已，“以中国而视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夷狄之则未可也” ^[11] ，观念的保留或许是因为“十国”政权基本为汉人所建，为唐朝之遗裔。

五代十国阶段的天下中国观，其中国的象征地域仍旧位于中原，无论中原统治者是谁，其身份又是什么，围绕中原的中国内部政治势力最终都以臣服态度收场。事实上，“十国”政权并非从节度使独立之时就开始称帝，有些则一直奉行中原五代政权年号，“五代十国，称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 ^[12] 。当历史进入10世纪中后期，此时天下中国观的认识更多的认识是上升到国家层面，是偏重于种族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以多元化族群为纽带的政治团体的国家认同，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认同”。确切地说，是一个以某一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政权去认同自己为中国政权。也就是说，“‘中国’是朝廷的中国，是政权的中国；‘中国认同’是朝廷、政权对其作为‘中国之主’的认同” ^[13] 。事实上，这种认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主导力量是汉族为核心的宋、以契丹为核心的辽、以党项为核心的西夏、以女真为核心的金。

北宋代周之后的国家认同首先表现在第一种理念上，即国家延续同一性的问题，涉及到两个政治共同体的交替合法性。对此，清人王夫之有一段比较可观的评论，曰“称五代者，宋人之辞也。夫何足以称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谓。统相承，道相继，创制显庸相易，故汤、武革命，统一天下，因其礼而损益之，谓之三代。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之琐琐，窃据唐之京邑，而遂谓之代乎？”“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盗窃而不可纵，夺其国号，该之以五代，聊以着宋人之滥焉云尔。” ^[14] 正五代即正宋，北宋要承天下正统，不得不尊五代为之承，实为一种政治策略。

五代十国政权，于彼时期并未取得“天下中国”这个最大公约数，反而是中国内部的个体成分，甚至连“小中国”元素都难以构成。唐朝与蒙元，是在精神与实体层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元素的时代，两大世界性政权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族群上，至少在东亚践行到了自身的“天下中国”。在唐朝与元朝之间的三个半世纪里，“天下中国”观的演变对汉族政权而言，甚是明显。10世纪前半叶，首先面临的是以汉民族为核心的政权在中国内部在支离破碎，如前文所揭，无论是位居中原的五代，还是围绕在中原周边的“十国”，都无法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天下国家观。当然，在唐朝崩塌的同时，异族实力的崛起也映衬出中国内部势力的减弱。

宋对中国内部整合的同时，也是“中国”这个概念从地理概念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大跃进期。起初面对五代干戈扰攘，四分五裂之局，赵氏政治集团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也着手整顿社会礼教秩序。北宋接替中原政权之时，中国仍旧为五代之延续状态，时“刘氏据河东，李氏据江南，孟氏据全蜀，皆传袭浸久，僭窃位号。荆南髙氏、两浙钱氏，虽名称藩，实非纯臣。其他如李筠、李重进之徒，大率强藩悍将，人怀向背。自今观之，当时练兵择将，夷凶剪乱，日不暇给矣” ^[15] 。事实上，宋建国伊始对五代不正之风的整治，也是树立中原正统王朝形象的举措。“盖五代所以扰攘分裂大乱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谓学校为无益，指圣贤为迂阔，视君如奕棋，杀人如刈草，礼义消亡，风俗大坏故也。今先示以崇儒重道之礼，则人将知有尊君亲上之心。人有尊君亲上之心，则忠孝根于内，暴乱弭于外，销患冥冥，莫见其迹，积善在身，不知其长。僭伪所由削平，华夷所由畏服，而创业垂统所由亿万年无穷也。”基于此，“乃于即位之月幸国学修饰祠宇，亲制先圣之赞”，以求“持盈守成之君，然后窥圣意之万一” ^[16] 。宋打造王朝正统观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上述只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承袭合法性说辞，具体性的认同则是前期政权统治下的各层势力对国家的政治归属。五代宋初的政治交替，不仅仅是对中国投影区中原的继承，更是要形成彼时“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族群认同。因此，南部中国的“国家认同”则显得更为突出。这种认同不是表面的政治归附，而是宋与南方“十国”遗存势力之间的双向政治接纳。宋政府政策的践行和“入宋”者对新政治体的认可步骤是北宋初期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值得往后学者进一步探讨。

11世纪之后的中国，唯以“中国”自居的中原汉族政权逐渐迈向多元化。契丹辽便是第一个，其首先从自己族源上努力靠近华夏炎黄裔系，其次找出符合自己为正统的证据，并制定符合自己政权的制度，最后则以武力征服宋和西夏，形成南北两“中国”之局面，宋、辽互为南北朝 ^[17] 。有关宋、辽、金国家正统观方面的研究论著颇多，不再赘述，此处主要是针对辽、金关于其强化“中国”意识的演变过程做一分析。辽圣宗时辽人开始自称“正统”，太平元年（1021）取石晋玉玺于中京 ^[18] ，并作《传国玺诗》 ^[19] 。玉玺常被认为正统王朝的象征，元人郝经载曰，“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或以之纪年，或假之建号，区区数寸之玉，而为万世乱阶矣。……隋传之唐，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 ^[20] 。耶律隆绪以此做文来彰显辽朝的正统。至兴宗时，已公开宣称辽为中国正统，甚至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21] 。道宗时愈加明显，《松漠纪闻》有段比较有意思的记载，曰“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22] 可见，耶律洪基要使天下成为唯我独尊之势，成为天下之中的“中国”姿态，明确表达了自称“正统”的思想。大安末年，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谈其国情时，曰“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23] 。此处“中国”显然指代辽，把辽周边民族政权视为“诸番”。不仅如此，对高丽进行册封时亦声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 ^[24] 。

金与辽最大的不同在于金占据宋中原，以北宋都城为“南京”，边界南推至江淮一线。按传统“中国”之意，居中原者当为之，金为“中国”，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至少没有像辽那样费很大劲去打造自己的“中国观”。《金史》对此类载述较多，如海陵王完颜亮打算伐宋，其嫡母徒单氏劝曰，“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我尝谏止之，不见听” ^[25] 。又如宦官梁珫曾劝完颜亮伐宋，有人说梁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欲想“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 ^[26] 。金世宗时，为预防蒙古南下欲修界壕，遭到李石和丞相纥石烈良弼等人反对，曰“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 ^{[ 27]} 。曾附于宋的吐蕃族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 ^[28] 。其中的“中国”，无疑为金朝的指称，同时也是金占据中原的政治表达。事实上，这也是金人对自己承“中国”区域为正统王朝的客观书写。

在意识形态方面，金人则拿出儒家礼教夷狄观转化理论去诠释自己。“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定义，其后一直存有“贵中华，而贱夷狄”观念，直到上升为以文化为核心的华夷转变论，方才有了变夷狄为华夏的理念。如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29] ，认为夷狄入中国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也反映出“中国”这个地理与华夏民族的复合体概念。到金章宗、宣宗时，金人对国家正统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尤其对“德运”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朝廷对承宋、辽主张的摆动，本质上已就表明宋、辽二政权为“中国”正统的合法性，无疑打破了五代以来唯以中原为“中国”者的观念。如果说北宋丧失中原是对中原“中国”象征的毁灭，那么，南宋自称“中国”则是对儒家理念化的文化中国作了最好的诠释。南宋建都临安后，仍以“中国”来自称，“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 ^[30] 。建炎二年（1128）十月，浙东马步军副总管杨应诚出使高丽，归来后曰高丽王王楷君臣有意拒绝与宋交好，高宗大怒。尚书右丞朱胜非曰：“彼国与金为邻，而与中国隔海，远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时待之太厚，安能责报。” ^[31] 同时，李心传也把韩世忠、吴玠、张俊等人抗金胜利记作，“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 ^[32] 。甚至在南宋后期，对金的亡国之势，亦曰“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 ^[33] ，“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 ^[34] 。可见，“中国”于南宋而言，仍被视为等同，这也表明宋代“中国”走出中原地域观，走向多元化，偏向中华文化理念。

另外，在宋、辽、金史的修撰上，金遗民也一度反对附辽、金于《宋史》之后，甚至对五代以来中原政权的承袭做了详细分析，“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簒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 ^[35] 。欧阳修等人撰《五代史》时就已经对五代十国及辽等政权做了儒家标准的判定，之后的史家虽然存有不同见解，但元政府在撰修宋辽金史时仍以各朝断代为例。上述修端的辽宋金正统之辨亦不无道理，唐至元之间的各政权，虽然在性质上与五代十国有一定差别，但置其于10-13世纪历史长河中，不外乎为五代裂国的扩大化。对于宋来说，刺激“天下中国观”理念凸显 ^[36] 的主要因素还得归于：象征“中国”的中原的丧失和儒家精英团体士大夫的崛起。傅乐成先生把宋代华夷观念高涨之因归为外族叛乱、侵凌，以及发达的科举制度，致使以中国文化至上，形成一种自我民族意识。 ^[37] 辽宋金各朝的正统中国打造，就是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多元化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多元一体理念的一次尝试，为元代“中华一体”理念奠定了基础。

要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与非汉族为核心的草原政权，也形成地域和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去考量，至少有两种认识：“中国”内部文化的高度推进，使得知识分子无形中有了一种自负感，草原与农耕文明的悬殊差别直接导致中国地域之名称与民族之政权相贴合；古代中国的政治交际和文化理念的转型，缺少不了以国家军事实力为后盾。宋与“北族王朝”三百余年的相互摩擦，不仅把“边疆”这个概念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对其划分出内外。面对草原民族的南逼，中国的边疆界线也随之南移，中国不得不转向内在发展上，把武力转向内在精神世界，致使文人士大夫对汉民族的中国情结高度膨胀，时间愈久，力度愈大。宋对五代十国的统一，只是守住了唐朝的农耕区，当马背民族再次伸手攫取这个定居农业国财产时，除了做出应急对策外，剩下的似乎只有内缩。北宋与南宋相比，前者略显扩张，制度与文化建设在士大夫精英中开启了新时代。进入12世纪，军事和外交的连环失利，中原王朝制度文化的优越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进而转向道德关怀，内敛化，从而激发出对种族更多的偏见。

当自我心中的天下主义遭到现实的打击时，反而激发出内心世界的民族主义。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强烈反差，宋代是一个转折，“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 ^[38] 。五代至整个宋代的天下中国，是一个在较大范围之内，需要用长焦距去记录历史演绎的镜头，它是由中国内部多政权林立的第一圈层，扩展至以汉与非汉族为主体政权的东亚多国体系的第二圈层，最后推向世界多国体系的第三圈层，是一个由特殊到普遍发展的过程。与之共存的是边疆问题，由最初的模糊逐渐走向明晰，由单一化走向复杂化。古代中国的边疆问题更侧重于主体政权所控疆域内的王权渗透度，相较而言，今天的边疆则更注重于民族和宗教问题。

唐元之间的天下中国与国家正统演绎，是以唐五代中原政权为核心的地域“中国观”向以宋为核心的儒家“华夷观”升华的过程。与五代相比，辽、宋、西夏、金时代直接冲破传统的“天下一体”，他们都称“中国”，不论王朝正闰，都属于中国；多元“中国”成为一个大中国，与古代“天下”概念趋于重合；“中国”逐渐体现出其东亚世界多国体系政治性的一面。五代、辽、宋、西夏、金诸政权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从其国家合法性一面入手，前后王朝的承袭除了修撰前代史籍的正闰之辨和五行德运说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五代宋以来对唐朝的认同以及10世纪之后东亚中国诸政权对上一朝代政治合法承的认识。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位居中原者并非皆为汉族，统治“中国”者亦非全为汉族政权。以居中原者为“中国”之正统说，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史实。分裂时期中原汉族政权与异族政权之间的前后承问题，用中原即“中国”观去诠释，显然违背惯有逻辑。这也导致古代“国家认同”政治沿革层面上的混乱，转地域观为文化观，是对前者认识论上的一次刷新。对此，司马光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岛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岛，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39]

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期，占据中原的北朝皆非汉统，隋代北周平陈，尊谁为正统，承汉系则绕中原，承中原则认同异族政权。五代十国作为第二大分裂期，北宋、辽的承袭正闰亦是如此。在政权分裂之时，不应该过分划定谁为正统谁为非正统。针对五代历史，王若虚在《君事实辨》中论及宋主南征李煜时，云：“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有罪则伐，无罪则巳，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 ^[40] 其与司马光观点十分相似似，本人也对司马光的正闰之说表示赞同。

之后，元人陶宗仪在《正统辩》中，对五代的承接与正闰诸问题又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朱温篡唐，契丹违背唐兄弟之约，称臣于梁就是一种背叛。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之，周代汉，宋代周，视前者为闰后者为正，归根结底叛于李唐。其曰：

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常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子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为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 ^[41]

也就是说，五代皆闰，辽、金之朝正统性的合法追溯给予否定。如此，宋的正统直接继承李唐，而元之正统则顺理成章继承赵宋，“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这也为“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 ^[42] 之理找到有力的证词，以便“见天下一家之义” ^[43] ，“绍百王而纪统” ^[44] 。

唐元畛域之内的“天下中国”与“国家认同”理念，是在一定疆土范围内的汉与非汉政权共同编织成的一套“中国式”理论，李唐崩溃之后的中国内部，随着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移，各政治势力的角逐场由黄河流域的河北、河东以及中原区域，发展至长江流域以南，从单一的民族主体政权走向多元，最后又归结于一体。彼时，中国内部南、北政权间的政治博弈，也给“北族王朝”的南下提供了机会。如此，使得“中国”内部的南北“裂国”扩展至“草原—农耕”体系下的南北“裂国”，虽然政权数量由多减少，但各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较量则更加频繁，致使宋与五代十国之间、宋与辽金之间的政治、民族问题不断升级，从而在传统的“天下中国观”和民族性“国家认同”上表现出令人纠结的一面，何为正统，如何打造，如何认同等等。“五代”与“十国”之间的“中国”认同，后者以中原地域“中国”为核心，而对于南北政权间的“正统”问题，似乎并非有特别明显的认识，这种认识反而在中原五代政权与契丹辽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对比。北宋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后，民族文化的高涨致使“中国”成为精神文化的象征，视周边异族政权皆为“非正统”“非中国”，在宋人观念中“他者”只能是异族，“中国”“正统”只能属于汉族所建政权，坚持“内中国，外夷狄”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