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何看待贫穷，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近代中国就在价值观念上发生过一次颠覆性的翻转——从过去儒家的“安贫乐道”“贫也非病也”，变成举国忧贫的“贫穷是一种罪恶”。这是西方社会重商主义思想在工业革命后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国贫民弱、道统难以为继的结果。贫穷负面化的历史进程，与近代中国国运之沉浮相表里，带有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借助新思想，改变旧观念，颠覆旧制度，开启了重构新秩序的历史进程。
文 ｜ 王果
（《读书》2024年11期新刊）
何谓贫穷，如何看待、对待贫穷，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何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摆脱贫困，不同的文明往往形成不同的观念，也塑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国家导向和文明形态。这些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与国家制度、民风民俗相互结合，一般相对稳定，局部调整不时有之，但全局性的翻转非常少见。若价值体系出现革命性的巨变，后果非同小可，往往引发整个文明根基的震荡，甚至文明形态的变化。近代中国就发生过这样一场贫困观念的颠覆性变化，从过去儒家的“安贫乐道”“贫也非病也”，变成胡适说的“贫穷是一种罪恶”。从非病安乐到一种罪过，贫穷负面化的程度可谓相当彻底。这一翻转的发生，并非自然而然，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酝酿发酵几十年，积变而至。所谓碰撞，不是“冲击与反应”，有主动、被动之分，也不是“外国的在华存在”，相对静止，而是强调在互动中“创化”（creative evolution），借助新观念的启发和对新观念的改写，颠覆旧观念与旧制度，重新构造新秩序的历史过程。近代的文明碰撞，有明火执仗的战争，有无硝烟的“商战”，更有“事如春梦了无痕”的“学战”，其中大音希声的观念交锋，带来潜移默化的变化，影响尤其深远，甚至颠覆数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体系。贫困观念的转变，就是这样的例子。
古之贫穷，是一种财富匮乏的客观状态，并不意味着道德或能力的缺失。子思居陋巷，子贡来看他，问子思何病。子思答：“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思一句“贫也非病也”，令子贡惭愧不已。“贫也非病也”这一观念，不是儒家的发明，也不唯儒家所独有，它有更深厚的根基，为诸子所分享。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姜子牙“覆水定难收”，都是重道义轻贫贱的典故，后世广为流传，也是“道术为天下裂”后诸子百家贫困观念的基础。《采薇图》局部，李唐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创作，故宫博物院藏经儒家提倡，“贫也非病也”的观念深入世道人心。孔门中有不少贫寒圣贤，孔子、颜回、子路、子思都是“安贫乐道”的榜样。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颜回“安贫乐道”的形象是后世读书人的偶像，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九一三年就在日记中写到“惟安贫者能成事”。儒家之所以可以“安贫”是因为有“乐道”的前提。“道”行于天下最为紧要，个人的富贵、贫贱、乱世、顺境都是弘道过程中的境遇，是实现目的的试炼和考验。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所谓的“贫贱”就是一种人生境遇和状态，“富贵”“贫贱”“威武”三种境况不过是外在环境的区别，只要能在其中表现出正直的品格，同样不失为“大丈夫”。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无视贫富对道心的干扰，恰恰相反，孔门很仔细地分辨了道与贫富的关系，构筑出在天下、国家、个人不同层次、有条件的贫富观。天下有道，就应该建功立业，不可甘于贫贱。天下无道，达者澄清天下，变无道为有道；若不能，则守贫卫道，独善其身，此时求富贵，则被认为是“苟富”和“妄取”。对国家而言，孔子主张应该先富民，民富则国富，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富了之后，要推行教育，所谓富而后教。在财富分配上，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对个人而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因此，求不求富，要看合不合道，“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求义，非苟富也”。相对于“富而无骄”，“贫而无谄”更难做到，故儒家特别看重贫穷对人性的考验，推崇在守贫中证道。孔子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方面伯夷、叔齐是最有名的典故。他们不食周粟，隐居在荒芜之地首阳山，最终饿死。后来蓝鼎元本于此编《饿乡记》，广为流传。“饿乡”原型就是首阳山，象征着“贫穷是道德的基础，也是美德的首要前提”。书中认为邓通、陶渊明、文天祥等人都向往“饿乡”，不过能否久居，取决于道德水平，“越能受穷，道德越高，越有资格居于饿乡”〔Wang Fansen, “The Modern Chinese ‘Utopian impulse’ and the Datongshu”, Oriens Extremus 58 (2021), p.62〕。瞿秋白后来去苏联，将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看成当代“饿乡”，则是将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和贫中证道的儒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瞿秋白著《新俄国游记》，原名《饿乡纪程》
重道轻贫富，再进一步，是用道德改变富贵的定义，即不以金钱，而以儒家的仁义忠信来定义贫富。这种观点虽较极端，但影响亦颇深远。“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荀子这个看法就是如此。“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富。”《礼记》中的这些看法也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重新定义贫富的前提是道的第一性，不过，道虽是优先的，但因个人禀赋、修养不同，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践行。因为“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盐铁论》），于是有君子小人、贤者愚者的区别。内有道，外守礼，则可富可贫，反之，愚者容易受到荣华富贵外在表象的干扰，贫富皆误。因此，“小人无道以安贫，故贫斯约，无德以守富，故富斯骄。约者不获，恣则有羡彼之志，故约斯盗。骄者不能逊，则有犯上之心，故骄斯乱。凡此皆人情也，而礼则因而为之节文。富者不以有余而慢于人，贫者不以不足而穷其身，贵者不以在上而慊于物，皆由有礼故也”。在传统中国，道统高于治统，只要忠于“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贫富均可安身。鸦片战争以来，儒家之道日渐弛废，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渐变过程，有若干复杂层次，但一旦没有原来的道支撑，贫与富不再是外在的境遇表象，而是富强与否的表征，求富求强亦不再是弘道的手段，上升为目的，由此导致了晚清以后价值观的彻底翻转，刺激了社会好尚风气的转型。
鸦片战争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有形的一面，战争和鸦片冲击着中国的海疆和经济。在无形的一面，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技术、制度、文化不如人。前者的冲击在“器”，后者的冲击深入至“道”。“道”一旦败下阵来，维系“安贫乐道”的根基就难以为继，这是贫困观念翻转的背景和前提。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学界早有梳理，下文仅从贫困观念着眼，讨论鸦片战争的冲击如何从“器”的层面，逐渐上升至“道”的层次，形成了“国贫民困”的观念，以及“举国病贫”的风气。鸦片战争，特别是“鸦片”，对“国贫民困”观念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鸦片最早在七世纪经突厥人、阿拉伯人引入中国，流通不广。鸦片战争以前，鸦片贸易已经进行了数百年，它基于东南沿海，特别是潮州地区与东南亚的移民贸易网络，范围主要局限在东南地区。帝国主义进入这一区域前，鸦片也在流通，但数量不大，为祸不深。当时鸦片的产地主要是东南亚，经朝贡活动和移民返乡以流通。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凭借鸦片介入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网络，鸦片贸易的规模扩大，到十八世纪初，已成为亚洲殖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来源：openmuseum.tw）
十八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官员注意到蔓延的鸦片贸易和消费对社会财富和人民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呼吁朝廷实施禁运。一七二八年，闽南碣石卫所总兵苏明良报告，闽粤船商携带麻药返乡售卖，良家子弟遭引诱吸食，昏迷似睡，自戕身体，败光家产。他上书雍正皇帝，要求严禁海外船商进口鸦片。一七二九年，清朝正式禁止鸦片贩售，此后，鸦片贸易进入走私状态。不过，活跃的移民和频繁的商贸让禁令形同虚设，鸦片贸易在帝国主义的保护、外国公司的推动和沿海掮客的合作下继续扩大，财富流失，成为朝廷隐忧。虎门销烟前，鸿胪寺卿黄爵滋认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应严禁吸食鸦片，但并未得到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响应。就在开战前，林则徐还在信中写道：“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而鸦片来源，“莫甚于英吉利也”。两次鸦片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鸦片贸易的形态和后果。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以走私的形式地下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天津条约》中合法化，导致鸦片贸易的持续增长，随之而来兴起了全国性的反对之声，最重要的批评就是鸦片导致国贫民弱。鸦片贸易是帝国主义经济全球扩张的重要突破口，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消极影响也日渐显现。在全球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鸦片贸易基本失去了合法性，一九〇〇年成为外交审查的对象，到二十世纪头十年，成为国际法明确限制的货物。《天津条约》将之合法化，充分体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威吓，让鸦片贸易在中国多获得半个世纪的发展期。中国因此也成为国际鸦片贸易最主要的受害国。二十世纪初，有两千一百万烟民，国内流通的鸦片贸易总额高达一亿三千万两白银，超过了米和盐的单品贸易总额。作为世界鸦片贸易的主要市场，据统计，亚洲市场中的吸食鸦片85%到90%都流向了中国。
1650—1880年，中国鸦片进口量（单位：吨）（来源：wikipedia.org）
随着流通量的增加，鸦片导致国贫的观念流行开来，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国贫民弱的事实。这种观念的蔓延，一开始是与战争相关之官员，之后是涉及洋务的大臣。鸦片战争前，全国上下对查禁、禁运、禁食鸦片，还远未形成共识。正是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让全国高级官员们看到鸦片为害之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在《海国图志》中以同为“古时巨邦”的埃及为例，警告到后世彼邦之所以败落，且屡为外人所侵，皆因“外国知其富财帛，又知其懦弱无谋”，现在更是“贫者周身裹布，啖面嗜酒，并吸食自造之鸦片”。他虽没有进一步说明鸦片和民贫的关系，但显然吸食鸦片是贫民的基本特征之一。稍后两年，江西学政张芾也上奏：“鸦片烟之流毒，更甚于昔日，民贫财匮，公私交困，职此之由。盖经费之所以支绌者，由于钱粮之亏短，钱粮之所以亏短者，由于银价日昂。州县征纳银，多所赔垫，不能不捏报灾缓；银价之所以日昂者，由于出洋之愈多。”
Steffen Rimner, Opium’s Long Shadow From Asian Revolution to Global Drug Contr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此书阐述了随着鸦片贸易的蔓延，全球也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鸦片成瘾是贫困、饥荒、道德沦丧的根源，从而让禁毒获得了国际正义，成为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危害进一步显现出来。林则徐根据自己战后在苏州、汉口等埠任职的亲身经历，就鸦片如何导致国贫民弱做了论述。他指出，合法化以来的二三十年，天下货物皆疲，原因“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吸鸦片者”每日“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若每人每年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在册之四万万人计，按吸食鸦片者的比例为百分之一，“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他引黄爵滋的话称“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林则徐的判断并不是夸大其词，据一八八一年赫德做的一次核查，大致吸食鸦片者为两百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当时大多认为数字偏低。据史景迁的研究，一八九〇年中国的瘾君子大致占到3%—5%，约一千五百万人。
鸦片吸食者，摄影师黎芳摄于1880年前后（来源：wikipedia.org）
现状不堪如此，上瘾成风只会每况愈下。林则徐警告道：“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二十年后，林则徐的预言在张之洞的口中得到了印证。“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余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余万，洋药价三千余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
在鸦片导致国贫的观念影响下，忧贫病贫之风遂大为流行。严复指出：“论今日之国事，固当以救贫为第一义，此尽人之所知也。”其状士农工商皆困顿贫乏，“盖晚清末造，岁出五而岁入三，财政已有不可终日之势，然此犹是度支之穷困也。至于国民生计，大江南北，隔并屡臻，则农病；银行票号，闭竟时闻，则商疲；洋货侵销，十五歇业，则工饥。至于士类科举既废，进身无阶”。在他看来，国家困顿，农工商各业皆乏，真可谓是举国忧贫。同样，梁启超一八九六年也看到“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康有为稍后亦称：“贫穷之苦，今普天下人之所焦思菜色、奔走营营者，岂非为贫哉？”病贫之风的大行其道，除了贸易亏空，也有外来观念的推波助澜。康有为认为，尚富耻贫本是西俗，日本变法后为其侵染，中国病贫之风亦来自东西洋之影响。他看到，西方“盖以尚富为俗，故耻贫而好利”。因此，“虽欧美之文盛，其中人患贫尤甚”,“忧贫抑塞，溥天皆是”。舆论甚至将贫穷之人比作“人之排泄物，尤为惨矣”。欧美的病贫之风，在东方最早由日本承袭，再由日本波及中国。胡适稍后认为“贫即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三大基石之一。他说：“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这段话，无论表述和思路，都延续了晚清富国强兵的思路，强调通过“利用厚生”来破解“国穷民困”的时代问题。
版画“铁路通车仪式上的中国人群”，根据威廉·桑德斯拍摄的吴淞铁路通车典礼的照片绘制，1876年刊发于《伦敦新闻画报》（来源：hrczh.cass.cn）
贫之所以成为“一桩罪恶”，主要不是着眼于个人，而是国家因贫而弱。在晚清以来的舆论中，国家层面的“贫”逐渐与“弱”联系起来，成为国家强大的障碍。唐才常一八九七年说：“中国之弱，弱于贫；中国之贫弱，弱于新学之未兴。”言下之意，虽然贫还不是弱的终极原因，但国家不强主要归因于贫。几乎同时，江苏江宁县的读书人徐堃锡也称：“当今之世，论者皆曰国以贫而弱。”唐才常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维新领袖，徐堃锡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士人，二人关于“国以贫而弱”的论断如出一辙，恰好说明“弱于贫”已是一种广为读书人所分享的共识。国家因贫而弱，那国家又因何而贫呢？梁启超借管子之说，将之推到了民贫，因此民贫成为“贫即罪”的祸首。梁启超看到，管子所处之乱世好比晚清，“中央集权之制度未巩固”，“君权未确立”，“种族之争甚激烈”，“民业未大兴”。管子言：“为政之本，首在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综管子“治国必先富民”之说，约有三端，皆为贫之弊所致：“一曰民贫则散亡不能禁，二曰民贫则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递相因果，蝉联而至。”个人层面的贫穷导致家庭和乡里的秩序混乱，进而导致国家秩序的混乱，这就是从“民贫”到“国弱”的逻辑链条。同前引胡适的说法一样，梁启超和胡适之所以从“安贫乐道”转向“贫即罪”，乃因为贫穷导致了国家贫弱，有违于“现代文明的基石”。尽管胡、梁二人论证的思路差别甚大，但推理的着眼点却是一致的，都特别看重国家的命运，正是有碍于国家的富强，所以贫穷变成了一种罪过。五四时期，陈独秀也指出了西方以道德高下论贫富程度的观念。他说：“今世经济制度，过重利权，是以兼并盛行，贫富悬隔。极其流弊，不至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不已。”对贫困进行道德层面的谴责是西方重商主义时期留下的遗风，认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愚昧和腐化行为是他们贫困的根源。随着十九世纪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全球国家之间的“大分流”越演越烈，以道德论贫富的观念亦随之蔓延，近代中国贫困观念的转型也是这一全球变化的一种表现。
漫画“资本家与劳工”，1843年刊发于《笨拙》（Punch）杂志（来源：ncbi.nlm.nih.gov）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逐渐在中国树立起来。此时，孔孟之道已崩，无法统摄人生，不能安顿贫困。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富强成为“万国通俗”，舶来的经济学虽然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人看到了“贫困”的问题，但当时西方经济学（甚至时至今日）尚未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加之中西国情有别，新输入的经济学又支离破碎，不成系统，难以找到解决贫困的系统答案，亦很难替代以往儒家“道”的安贫力量。可以说，贫困问题是西方主导的新世界中的问题，近代中国走进了这个新世界，亦面临着这个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