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初期的電影檢查：從制裁權擴張到動員性建構

大致而言，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權所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在1934年至抗戰爆發之前的時間段裡，是一場以追求“整齊、清潔”和所謂“三化”(生活生產化、軍事化、藝術化)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控制運動，它試圖通過官方的直接推動和教導，改造社會並改變國民的生活方式，最終達到民族國家的復興。①因為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對於電影領域的干涉、利用與控制——這並非僅限於利用電影作為宣傳工具那麼簡單，儘管蔣介石本人和新生活運動的推動機關均曾對此有過明確的“訓示”或要求。②實際上，新生活運動與早期電影之間的關聯，遠比目前已有的電影史敘述所提及的要更為深廣，它影響了從電影管理到生產製作乃至宣傳發行的整個電影事業。本文即討論該運動在1934-1937年間與正走向完備的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正式論述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此時的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電影檢查制度是國民黨政權電影統制體系中發展最為完備的制度，借助於所謂的“剪刀”政策等方式，它成為深刻影響當時電影生產乃至電影文化發展方向的因素之一。③隨著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取代教育、內政二部合組的電影檢查委員會，到1934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電影檢查制度，已經形成一整套由電影檢查法規、施行細則、檢查機關、配合部門(主要是警察機關)以及較為細緻的檢查流程等所組成的檢查體系。總體而言，電檢體系不僅在防範神怪武俠影片、左翼影片等非“三民主義”影片方面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它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某種“生產性”，這裡的意思是，在消極的防範取締之外，它能夠通過修剪、增刪等方式，篡改送檢影片的意義系統，以使那些激進的影片看起來變得有益於國民黨的統治。更進一步，教、內電檢會存在期間，還因為“尚恐各公司攝製流於偏激各片，復曾遵照中委陳立夫先生所擬《中國電影之出路》辦法，數度召各公司代表來會談話，指示途徑，並迭次通令慎重攝製”，④已經有點動員電影生產的味道了，可以說是後來中宣會發動的電影界談話會的雛形。⑤

儘管已經完備和體系化，但從當時正在推行的新生活運動角度看來，電影檢查仍然有待加強和改進。自然，僅就其發出的明確的政策性要求而言，新生活運動涉及電影的地方似乎主要集中在利用這一現代媒介進行宣傳方面，關於電影檢查，它提到的並不多，也缺乏全國性的統籌規劃。但這不代表作為一種旨在建構全面控制的國家行為，新生活運動所營造的社會文化氛圍對電影檢查活動沒有實質性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電影檢查恰好正是新生活運動大力倡導的“清潔運動”的用武之地，後者的目的被表述為要使“個體清潔”、“環境清潔”、“靈魂清潔”。⑥正如當時國民黨官方報紙《中央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言，新生活運動於電影界而言，恰如(甚至更高於)美國的電影清潔運動，它們一樣致力於“將電影圈內一切無聊的東西清除了去”。⑦在此意義上，新生活運動對電影檢查機關，可以想見必然有一種刺激和推動作用，不只是在檢查的力度上，很可能也會在檢查內容上有所影響。與此同時，電影檢查部門自身也並非全然被動，有時也會利用“領袖”正大力倡導的運動，作為自己擴權的契機和藉口。由此，在檢查權的檢查尺度、集中程度、適用廣度乃至該權力增強生產動員性等幾個層面上，均可看到新生活運動活躍的身影。

二、收緊“浪漫”話語的檢查尺度

本來，按照吉登斯所闡發的有關權力的啟發性觀點，國民黨政權的電影檢查機構，在制裁範圍和強度方面，已經足夠有效乃至“現代”了：它不僅“發展出某種法律規程”，並且這些法律規程也成為“行政官員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實施制裁”的有力工具，此外，電影檢查機構的權力，還通過與國民黨的警察機關協作，獲得了“暴力威脅”的支持和維護，關鍵在於，在電影檢查中，暴力機關所發揮的作用，主要是“間接”的——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之退隱正是現代性的後果之一(不過，國民黨電檢權力身旁的暴力機關，卻並非完全隱性的)。⑧但是這套檢查制度在試圖全面控制社會的新生活運動看來，仍有其不足之處，因此，在運動發動以後，它就不止一次地試圖對電影檢查進行干預，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該運動增強了電影檢查對“浪漫肉感”或“傷風敗俗”影片的查禁力度。

其實，1930年制定的《電影檢查法》，就已經明確了對於有“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之情形的影片不得予以檢查核准的規定，⑨1932年的《電影片檢查暫行標準》則又對此做了更為詳盡的解釋。⑩根據《電影檢查委員會查禁國產影片一覽表》所載1931年6月至1934年2月的影片查禁情況可知，在此期間被禁映的大約60多部(集)影片中，差不多有將近90%的影片，其禁映原因與“違電檢法第二條第三款”或“暫行標準丙項”(即“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及其詳細解釋)有關。但是，由於“電檢法第二條第三款”是將妨害“善良風俗”和“公共秩序”並舉的，在1932年《電影片檢查暫行標準》出臺以前，我們不太容易確定被禁映的影片到底是因為妨害了二者中的哪一項而遭受懲處的，而從“暫行標準”出臺之後來看，則實際上被禁映者很多屬於妨害了“公共秩序”這一情況。(11)所謂妨害“公共秩序”，大體涵蓋的是好勇鬥狠、違法亂紀之類“私鬥”(與“公戰”對應)行為。由此，儘管不能說上述遭禁映的影片與“浪漫肉感”或“傷風敗俗”無關，但就它們大多屬於武俠神怪影片而言，則其被禁映，應當很大程度上還是跟其以“恣越的身體語言”傳達了某種類似於無政府主義的精神有關。(12)

1934年以後，與在現實生活中推行禁止女性的種種“浪漫”追求之類的政策(如《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等)相應，(13)新生活運動也試圖改變各種媒介中的“浪漫”話語，以防止人們有樣學樣地模仿，從而導致其生活的進一步“腐敗”，這種“腐敗”在國民黨及新生活運動的推動者們看來，顯然會傷害到民族國家的健康發展。照此思路，國民黨中宣會曾轉發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函件給江蘇省黨部，要求後者“從嚴取締”來自播音臺和市井小販的“淫曲邪書”，“以符厲行新生活運動之旨意”。(14)對於新興的無線電廣播和傳統的書籍尚且如此注意，在當時被認為影響更大的電影，其會被運動推動者嚴密監視，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宣會1934年3月召集的第一次全國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上，製片公司的代表們曾從產業發展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請求政府“從嚴取締外國出品之肉感浪漫影片，及重行查檢已在國內流行之外國不良影片”，該提案得到了中宣會的重視，中宣會並將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據此擬定的“辦法”交由電檢會“遵照辦理”。(15)但此次對於“肉感浪漫影片”的注意，與其說出自意識形態的目的，倒不如說是出自保護國產影業的動機。時隔不久的新生活運動則與此不同。據稱，在1934年5月，新生活運動發起之後不久，首都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就“致函中央電檢會，要求嚴格查禁浪漫奢侈影片，獎勵激發民族意識、尚武精神的影片”。(16)無獨有偶，對於在華上映的美國紀錄電影《回到自然》(Back to Nature，又稱This Naked Age/This Naked World/This Nude World，1932(17))一片，湖北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與漢口市黨務部門也函電中央電檢會，稱該片“內容全系提倡裸體運動，足以妨害風化”，要求禁演，對此，中央電檢會一方面辯稱該片系前教、內電檢會檢查通過，以示責任不在自己，另一方面又表示會將影片“調回複檢”。(18)雖然複檢的結果是中央電檢會並未禁映這部影片，但也剪去了其中“第三本男女共浴一段七公尺及第四本裸體男女攜手同行一段五公尺”，(19)足見其重視程度。其後，在1935年初，隨著新生活運動的推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根據運動的精神及要求，再次向中央呈文，要求加強對電影的檢查和管控：

竊查電影戲原為社教之一種，近來各地電影院，風起雲湧，男女趨之若狂，所演中外影片，雖先送審查，但其為競巧爭新以牟厚利，往往表演誨盜誨淫裸體及肉感誘惑麻醉種種傷風敗俗之影片，祈求迎合青年之心理，實則貽害社會，良非淺鮮。茲當政府勵行新生活運動，振興禮義廉恥之時，對於外國影片，暨不合乎學理上科學上及各種不良影片，亟應建議中央通令各省市嚴厲檢查取締，所映影片，務須有關學理方面，與適合新生活運動之標準，勸善懲惡，以挽頹風，而正人心。(20)

這份經國民黨政權的黨務官僚系統層層轉遞的文檔，最後由中央宣傳委員會批轉給中央電檢會，電檢會在其第四十一次委員會議中進行了討論，結論當然是對南京市黨部請求“中央通令取締傷風敗俗影片以求適合新生活運動”的建議予以“遵辦”。(21)總的來看，在1937年抗戰爆發以前，中央電檢會對“遵辦”的承諾還是履行得很不錯的。在此段時間裡，它所禁映或修剪的中外影片中，“浪漫肉感”或“傷風敗俗”的影片佔有很大的比重，它們構成了禁映或修剪一部影片最重要的理由之一。(22)

三、作為收繳集中檢查權的“藉口”

有意思的是，中央電檢會還試圖利用此次主要因新生活運動而起的對“浪漫肉感”或“傷風敗俗”影片進行嚴控的輿論，借助運動的“餘威”，在一次相對偶然的事件中，進一步加強對電影檢查的中央集權式控制。不過，所謂的偶然事件，實則是此前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的事件，即偷運影片出國。自國民政府頒行《電影檢查法施行規則》明確規定“本國制之電影片”需要“申請電影檢查委員會核發出口執照”才能出口以來，(23)尤其是對於那些被禁映的神怪武俠等類影片而言，偷運出國開映，就成為它們生存並獲利的重要方式和渠道。(24)但這次的不同在於，它終於引發了中宣會及其電檢會與財政部(下轄江海關)、內政部的權力之爭。

事情起於1935年初，江海關緝獲了無照私運出國的《家庭生活》、風景電影六卷及“誨淫影片”二卷，前六卷被通過關務署轉呈給了中宣會，但“誨淫影片”卻被關務署“照章咨送內政部”了。(25)這引起了中央電檢會的不滿，該會一方面表示“關於神怪誨淫等禁片，本會現正從事嚴厲取締”，一方面試圖通過中宣會向內政部索要緝獲的“誨淫影片”，並希望江海關今後緝獲的影片均能“轉移本會辦理”。(26)中宣會將中央電檢會的請求轉發內政部之後，內政部給予的答覆卻是，“查查禁誨淫物品，本為本部執掌，此次財政部咨送該項影片到部，當經援照以往辦理該類案件成例，己予焚毀，無從檢送”，(27)公然拒絕了中央電檢會的請求。中央電檢會也不甘示弱，再次試圖通過中宣會行文內政部，申明自己的權力，關鍵在於，這裡它再次強調了“關於誨淫誨盜之影片”，其“最近並正謀根本肅清辦法”的前提語境。(28)

結合前文可知，中央電檢會兩次強調自己正在取締、肅清“誨淫誨盜影片”，並非虛言，因為此時它的確正在“遵辦”地方黨部提交的“取締傷風敗俗影片以求適合新生活運動”的建議。1935年正是新生活運動雷厲風行的年頭，可以推想，中央電檢會兩次強調它的職責所在，其實含有挾運動之威自抬身價、以求政由己出的意思在裡面。我們不應忘記，新生活運動的背後，是國民黨政權的最高權力人物蔣介石。實際上，中央電檢會正是這樣要求的：對於海關查獲的“私運影片”，應該“不論其性質如何，一律移歸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核辦，不得照普通規則辦理，以杜私運”。(29)謀求電影檢查權力的集中統一，在抗戰之前一直是國民黨政權電檢部門的努力方向。到新生活運動發動前後，除了因地方軍閥勢力盤踞而導致的不服中央號令之外(如廣東)，電影檢查權力基本上已經收歸南京中央了。此處談到的中宣會、財政部和內政部的權力之爭，應該說屬於管轄權尚未理順的問題。很顯然，中宣會及電檢會在這場內部爭論中，通過暗示性援引新生活運動，為自己增加了談判砝碼。

四、拓寬檢查範圍：“動作表情的社會價值”

新生活運動顯然對國民的身體和社會生活提出了比《電影檢查法》及其“暫行標準”更高的要求，它所孜孜以求的，不只是杜絕社會(包括影像)中“恣越的身體語言”及其潛藏的反政府、反秩序傾向，更是要對國民進行身體收編和生活改造，由此將他們的日常生活一舉納入國家主義的軌道——這正是所謂生活之“三化”(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的深意所在。因此，它不能容忍的就不僅是影片中動輒飛來飛去、隨時陷入一場劍光鬥法的身體語言，現在，即便影片中的人們並未有任何“越軌”的行為——無論這行為屬於淫穢、亂倫還是好勇鬥狠——然而僅僅是消極“守法”的情況，已經無法令運動推動者們滿意了，他們要的是國民的一切生活均符合復興民族國家的需要。

因此，除了增強電影檢查對道德化“不良”影片的控制力度之外，新生活運動還於潛移默化間，將其有關公共生活的一些要求，滲透進了電影檢查的標準之中，這又於無形之中拓寬了修剪乃至禁映權的適用情況。抗戰爆發前的新生活運動，無論是一開始的“規矩”與“清潔”運動，還是後來推廣的“三化”運動，都包含對民眾在公共場所的行為進行規範的內容。所謂公共場所涉及車站、碼頭、街道、娛樂場所等，而在其中進行的民眾行為規範，則主要是用通行的現代文明行為標準約束尚未能適應現代公共生活的人們，因此，諸如進出娛樂場所要排隊、開會看戲不要大聲喧嘩、道路行進靠左走等，均成為當時新生活運動教導民眾的重要內容。(30)在此背景之下，當中央電檢會的檢查委員們在電影檢查中看到有影片呈現中國民眾在公共生活中的糟糕表現時，這些影片自然就成了必須予以修剪的對象。

例如，上海天一公司出品的電影《歌臺豔史》中，出現了觀眾“買票擁擠”的段落，為此該片“計九公尺”長的部分便被中央電檢會剪去，而其修剪理由則是“本片申請出國，片內買票擁擠一段有違電影檢查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31)《電影檢查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是影片“不得核准”的第一種情形，即“有損中華民族之尊嚴者”。(32)在此，“買票擁擠”之所以被認為會有損於中華民族的尊嚴，顯然是受到了剛發動不久的新生活運動的觀念影響，在該運動看來，不遵守現代的公共秩序，實在是中國“舊生活”的一大醜陋之處，這樣的“家醜”當然是不能拿出國去給外人(包括華僑)看的。

與此類似，美國米高梅公司拍攝的新聞片《米高梅新聞V629號》裡出現的“上海集團結婚中觀眾無秩序之情形”同樣也不能接受，必須剪去。(33)值得注意的是，集團結婚正是新生活運動中國民黨官方推出的一項改造國民社會生活的具體措施，也是該運動少數真正得到廣大民眾發自內心積極回應的措施之一。(34)因此，米高梅的這部新聞片大概被認為在雙重意義上“抹黑”了中國：它不僅有損於中華民族的尊嚴，而且“污蔑”了正在積極改造中國社會的新生活運動。可以想見，於官方和運動推動者而言，此正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1930年代，有關身體的民族主義關注，不僅表現為大眾審美、政府規訓，甚至還成為學術研究的內容。(35)新生活運動的發動，無疑加速了這一趨勢。前述對“浪漫”話語的收緊，以及此處提到的檢查範圍的拓寬，均是身體關切趨勢在運動中的表現。在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國人的身體關切與研究也不再局限於現實生活中，而是拓展到了其影像呈現方面。在一篇名為《動作表情的社會價值》的文章中，作者就探討了“動作表情”在電影中呈現的理論問題。該文將電影“動作表情美的價值”置於“社會全文化價值”的視野之內考察，賦予動作表情以社會文化意義，並表示對於電影來說，“第一是要說明表情美的價值是什麼，第二便是要研究如何才可以完成表情美的價值”，不僅如此，該文甚至還探討了中國人的動作表情呈現於銀幕之上時，與西方人的差異問題，批評了中國電影一味模仿外國電影表情動作的傾向，呼籲一種民族化的電影動作設計和表演策略。(36)由此看來，在新生活運動的大氛圍下，電檢機關加強它對電影中人物表情動作的社會文化意義、尤其是民族主義層面的關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五、促進檢查機關的“生產性”

據報導，在新生活運動發動之前，國民黨電檢機關的實際掌控人之一陳立夫，即已號召“道德、衛生、民族主義”的影片製作了，該報道還稱1933年電檢部門還考慮過攝製“民族生存”、“公共衛生”一類的影片。(37)不過眾所周知的是，電檢會成員只是陳立夫的身份之一，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委”，至於該報道提到的“電影檢查部門”有製片計劃，則很可能是對當時電影統制體系的一種誤讀：顯然，電檢會並不具備製片功能和任務。當然，這並不妨礙檢查機關本身具有一定“生產性”的判斷，如前所述，檢查機關能夠積極影響影片的文本意義乃至具備某種影片生產動員的功能色彩。對此，新生活運動仍然發揮了其推動和促進作用：它極有可能曾促使過中央電檢會在其檢查的“生產性”上，傾向於尋找那些可能的對該運動進行宣傳的植入契機，以便於在國民黨政權本身生產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儘量地利用社會中民營資本的力量宣傳新近發動的官方運動。根據《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記載，明星公司出品的電影《女兒經》就屬於這種情況中的一個典型：

《女兒經》也遭到了反動派的迫害。比起1933年的左翼出品來，它無疑是隱晦得多了，但是即使是這樣，國民黨電影檢查機關也沒有放過，不但把最後一個小故事裡的革命志士竄改為“國民黨員“，而且蠻橫地加上了一條反動的尾巴，在故事結束時，硬要這群婦女去參加“新生活提燈會”，居然利用進步影片來為他們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做起廣告宣傳來了。(38)

《女兒經》文本含義本身在“左右”取向上的確存在暧昧的情況，這種曖昧被《中國電影發展史》闡釋為左翼電影人採取“堅決而又靈活的策略”的結果，(39)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也接受了此觀點，指出夏衍“機敏的策略”甚至讓他在新生活運動初期赢得了蔣介石及其夫人對本片的支持。(40)關於本片的文本本身，此處無法展開討論，只能僅就“篡改”問題進行辨析。假使確如《中國電影發展史》所述，本片結尾是“國民黨電影檢查機關”給“蠻橫地加上”的，那麼這個續貂之狗尾的確在根本上改變了所有前面講述之故事的意義，或者說至少給了暧昧不明的前文一個確切的理解路徑。也就是說，如果《女兒經》幾個串起來的小故事讓人難以辨別其立場到底是“左翼”還是“右翼”的話，那除了“國民黨員”的身份設定之外，女主角們參加“新生活提燈會”就給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提示，而聯繫本片的上映日期(“雙十節”前一晚首映)綜合來看，它簡直就是一部“獻禮片”了。(41)由此，此次篡改事件，或許就成了中國早期電影史上新生活運動影響電影檢查最著名的一個案例。

但問題在於，所謂篡改事件是否真的發生過，其實是有待商榷的。《中國電影發展史》言之鑿鑿的一段記載，並未以任何形式表明其資料來源。而查閱當時中央電檢會出版的《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則在1934年10月份《女兒經》上映之前，我們見不到有關這部影片曾經被修剪過的記錄。恰恰相反，《公報》的一次會議記錄倒是提示了如下一個細節：中央電檢會甚至很有可能曾經想要刪去《女兒經》中有關“雙十節”的部分，或許是這個意見被提交給了其上級部門中宣會，因此中宣會才會有“業准明星公司保留《女兒經》劇本中雙十節場面”的訓令給中央電檢會。(42)由此訓令可以知道，所謂“雙十節場面”——它其實指的主要就是影片中的“新生活提燈會”——原本就存在於《女兒經》的劇本之中，那麼可見至少這條“反動的尾巴”並不是中央電檢會“蠻橫地加上”的。當然，人們仍然可以懷疑“反動的尾巴”是否為劇本審查委員會所加——此種可能性自然無法完全排除。但以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如此推斷尚沒有可靠的依據。因此，對於這一段公案，我們不妨信其有，但同時存而疑之。

聯華公司出品的《國風》是眾所周知的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影片，並且與《女兒經》的曖昧、懸疑和令人迷惑不同，該片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為運動而攝製的創作動機。對於這樣一部影片，中央電檢會仍然盡其所能在該會職權範圍的邊緣做了一定的支持和鼓勵工作。檢查時的順利通過自不待言，在檢查之後，中央電檢會還專門致函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請求該會對於《國風》給予獎勵。隨後，中央電檢會在給聯華公司的公函中，又鼓勵後者“嗣後對於此項影片，仍需加倍努力”，並表示“本會實有厚望焉”。(43)

對“新生活電影”的鼓勵，顯然是中央電檢會之“生產性”的一種體現，正如教、內電檢會曾經做過的工作一樣，鼓勵和提倡，實際上正是生產動員，而此處的重點則在於，相比於教、內電檢會動員工作的略顯抽象乃至“空洞”，新生活運動的出現，則為電檢權的動員嘗試提供了具體可感的實在內容。

早有研究指出，由於政權的軍事獨裁性質，國民黨南京十年時期的“黨”和“政府”，不是趨於萎縮，就是逐漸喪失活力，(44)黨政機構本身幾乎淪為蔣介石個人的軍事政治鬥爭工具，對於“黨”和“政府”的建設問題，作為最高執政者的蔣介石，似乎遠遠關心不夠。當然，若仔細考察某一具體行政組織(如本文所論述的電影檢查機關)，上述論斷似有籠統和武斷之嫌。但不管怎麼說，國民黨政權自身社會基礎薄弱、控制力相對低下，實際上是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並面對的事實，否則他也不會籌劃並大力推動新生活運動，寄希望於通過運動來彌補社會控制能力不足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至少在電影統制——它隸屬於國民黨更大的文化統制和宣傳事業——的領域，他的這一希望獲得了部分實現。

正如前文所述，在抗戰爆發之前，新生活運動作為一種外部力量，促進了國民黨政權電影檢查機關統制效力的增長。由此，新生活運動也就成為那些強力扭轉中國早期電影發展方向的力量之一。在此意義上，有關新生活運動與國民黨政權電影檢查之間關係的研究，可以說豐富了既有電影史對中國早期電影在1930年代發生“轉向”之原因的判斷。在以往，這一轉向的歸因往往限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黨對電影界的滲透以及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文化和電影政策。(45)就最後一點而言，“反動”政策經常被簡化為“剪刀”政策，其作用自然也被認為是負面的。與此不同，本文所論述的新生活運動與電影檢查之間的互動，則是將所謂“反動”政策細化并盡量客觀看待的一種努力。其實，新生活運動與早期電影之間的關聯並不限於電影檢查，這種關聯幾乎是全方位的，涉及諸如生產動員、影片創作、電影觀影乃至明星話語等各個方面，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①關於新生活運動的介紹，參見王曉華：《“模範”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地》，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年；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②在新生活運動發動之初一次幹事會議上，即將電影列為宣傳方式之一，參見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第100頁。其後《新生活運動綱要》明確提出運動的“教導”要依靠電影，參見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綱要》，上海：《前途》，1934年第2卷第6號，第6頁。此外蔣介石也曾直接發出“訓示”，表示電影是新生活運動最好的宣傳工具，要好好利用，參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編：《民國二十三年新生活運動總報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288頁。

③在1933年左翼電影運動的高潮中——那時南京國民政府那些“積極主動”的正面電影統制措施尚未真正開展起來——正是教育部、內政部合組的電影檢查委員會利用其手中的“剪刀”，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乃至篡改了諸多左翼影片的意義生產。不僅如此，事實上，正是教、內二部合組的電檢會，在其工作的兩三年內，大量禁映了曾經風靡一時的武俠神怪片，成為中國電影發展方向扭轉的重要推動力量。教、內電檢會1931-1934年間禁映的影片，幾乎全部是武俠神怪影片，參見《電影檢查委員會查禁國產影片一覽表》，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4年，第395～397頁。

④《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三年來工作述要》，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第394頁。

⑤戰前國民黨中宣會(部)共召集三次電影界談話會，嘗試建立電影生產動員機制，關於三次談話會，參見《中宣會昨召開電影談話會》，南京：《中央日報》，1934年3月24日，第1張第3版；《中宣會昨在滬召集電影界談話會》，上海：《申報》，1935年4月15日，第10版；《第三次電影談話會記詳》，上海：《電聲》，1936年第5卷第17期，第406～407頁。

⑥《清潔運動的含義》，南京：《中央日報》，1934年5月1日，第3張第3版。

⑦孟遒：《從清潔運動說到電影新生活運動》，南京：《中央日報》，1934年10月6日，第3張第3版。關於美國1930年代的電影清潔運動的相關介紹和評論，參見Noel Brown,"A New Movie-Going Public’:1930s Hollywoo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Family’ Film",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Radio and Television,2013,Vol.33 No.1,p.1-19; Mashon,Mike and James Bell,"Pre-Code Hollywood",Sight & Sound,May 2014,Vol.24 Issue 5,p.20-26.

⑧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7頁。應當承認，電影檢查對警察這樣的暴力機關的依賴，本身也的確是電檢機關現代性不足的一個表現——它仍然有待於有形暴力的直接支持才能發揮效力，這就表明了其自身控制力的薄弱，參見內政部、教育部檢送《各地教育行政機關會同警察機關稽查電影辦法》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第363～3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