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来源新乡土
一个社会，如果大家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对政府和那些通常意义上的精英——在现代社会，往往也是专业人士，如医生、教师、公务员——失去了信任，肯定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所有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人误解，事情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的。
公务员履职，首先考虑的是如果避责，做到形式上无瑕疵，在“万一”出事的情况下经得起倒查。
因此，要处处留痕，时时注意。面对群众的事务，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风险，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因为，多做多犯错，不做不犯错。
老师教书，首先考虑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教学效果。比如，明明有个调皮捣蛋的学生需要惩戒，但这个尺度不要把握，万一被学生和家长举报，总说不清，干脆不管算了。
明明是出于“好心”严格要求学生，布置作业多了一点，改作业也认真了些，万一被个别差生举报增加学生负担，那也不行。
医生也是，给病人看病往往也是慎重又慎重。哪怕是很简单的病，稍微有点风险，基层医院的医生也要请病人去大医院看看。卫生室不让挂瓶（因为有风险），乡镇卫生院，稍微有点情况，就让病人赶紧到县医院。
很多医生拿着检查单，和病人商量治疗方案，从来不给个定准，似乎病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决策，就怕有个“万一”有个无尽麻烦。
公务员不敢对群众负责，老师不敢对学生负责，医生不敢对病人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都说社会很卷，形式主义严重。平心而论，那些做实事的人，又有多少人愿意搞形式主义？
一部分形式主义是邀功型的，比如，有些基层领导想要政绩，要出风头，耗费各种人力物力去包装各种事情。一分成绩，可以吹成十分成绩。这些领导是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有好处嘛。
但更多的形式主义其实是避责型的。
暑假了，很多老师天天忙着防孩子溺水，每天要家长打卡，这是他们愿意的么？老师搞教学，课程设计精确到每一节课、每几分钟，讲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都要明确，否则就是不规范。给学生做课外活动砌长城，灰砖都不让用，非要用红的，都不知道是哪来的道理。
医生看个病，各种档案和资料，繁琐不已，记录得非常到位，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做档案的时间比看病的时间还多，这是他们愿意的？
我们这个社会，似乎经不起任何意外了。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如临大敌。
某地出了一个安全事故，遥远的他处也得全面排查。“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某地为了防“意外”，发展出了极其精细而臃肿的体系。在村里，有专职的防火员、安全员、网格员等等，五花八门；在乡镇，政府组建了几十上百号人的应急消防队伍。
为了防止意外，被上级追责，基层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了。
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干脆禁止各种电动车，全然不顾这些车是农民上街和到地里干活的交通工具。
为了保持整洁，干脆要农民圈养各种家禽，全然不顾跑步鸡也是农民所需。
为了环保，秸秆禁烧，全然不了解大多数地方，秸秆不烧就没去路的事实。
同样为了环保，很多地方把猪舍一拆了之，全然不管农民生计。
为了非粮化，把池塘填了，果树和茶树拔了，全然不顾这也是农民的血汗。
为了防止村干部腐败，很多地方都规定村里零招待，连一包茶叶、一瓶矿泉水的开支都没地方出，逼着各村制度性违规，想着办法解决必要的招待费用。
确保安全，确保一点意外都不发生，本来是一个愿景，却成了一个工作要求。只要有事故，有意外，必定要有人负责。
连群众都有一个心理，路上摔一跤，还得找政府麻烦，说是路没修好。
小心谨慎，如临大敌，已经成了一些地方“正常”的社会氛围。
笔者在某市出差住酒店，保安要我开包检查，有客人来访谈事，也得刷脸刷身份证。且不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保安有没有这个权力，就纯粹从社会运行效率看，合适么？
有些地方为了接待领导，尤其是重要领导，都要反复踩点、彩排，确保领导视察不出意外。这种形式，不仅蒙骗了领导，糊弄了群众，还浪费社会资源。
一禁了之，一拆了之，一管了之，一包了之，几乎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什么事都可以上升到无比之高的高度，都拿无比正确的话来压服基层，压服群众。
很多部门，“一刀切”政策成了习惯，成了显示自己权威的不二法门。基层但凡是出了一点意外，就有无尽的麻烦。所以，基层为了防那个“万一”，“一万”的群众不满意，那也不管。
在多数情况下，群众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沉默并不意味着心里没意见。
笔者在基层调查多年，很多基层领导干部都感叹，现如今，群众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其实，群众又不是傻子，政府做了那么多浪费资源，做无用功，甚至还与民争利的事，怎么可能没想法？
第一次，群众可以这么想，这么做和自己无关。第二次，群众可能会在心里喟叹一下，怎么这么瞎搞啊？第三次，群众可能就无感了——无感的意思不是事不关己，而是无可奈何，彻底漠视。
前些年，笔者在调研时，群众看着地方政府如此折腾，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多无意义的事，都会解释一句，“国家有钱”“国家真有钱”。这两年，很多地方债务暴雷了，群众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今天，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看上去都很和气，确实没什么大纠纷，大矛盾了。但，人人心里都装着小心谨慎，尽量不要让对方抓住把柄，尽量不出意外。
社会冲突的反面往往不是和谐，而是冷漠，以及连带而来的不信任。人人都防着对方，大家就会有很多做无用功，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
1976年8月26日晚9时45分，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要秘书去找一部《容斋随笔》来。此时，离毛泽东去世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是，毛泽东还向秘书索要该书。秘书很快从北京图书馆把书借来了。8月30日，《容斋随笔》大字本又印出，31日送到了中南海。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到9月9日逝世，毛泽东再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书。可以说，《容斋随笔》是一部陪伴他走到人生终点的书。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字景庐，号容斋。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
洪迈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在担任南宋礼部尚书的时候，出使金国，被金国扣留在荒漠十五年，但他坚贞不屈，艰苦备尝，全节而归，被誉为历史上第二个苏武。《宋史》评价说：“皓留北十五年，忠节尤著，高宗谓苏武不能过，诚哉。”洪皓生八子：尤以洪适、洪遵、洪迈闻名天下，世有“三洪”之称，与北宋“三苏”齐名。长子洪适，榜眼，官至右丞相；次子洪遵，状元及第，官右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三子洪迈曾任翰林大学士，端明殿学士，副丞相。皆为正一品，因此世传“一门三丞相四学士”之美誉。洪迈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跟随兄长饱读诗书，他的记忆力不同寻常，每天读书数千言，看一遍就不会忘记。他还博览群书，即使是小说野史，也没有不涉猎的。而且，他读书还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来，集40余年的成果，形成了《容斋随笔》5集，凡74卷。可以说，《容斋随笔》是其读千百部书，集腋成裘的成果，其历时之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由于《容斋随笔》是文言文，对于大众来说，略有难度。1993年，我们便组织力量将此书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文白对照全译容斋随笔》，该书甫一问世，就成为当年畅销书，一时洛阳纸贵。这部白话翻译本《容斋随笔》的主编王兴亚教授，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经担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人才史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参与注译的，都是有着深厚功底的文史学者，几十年的长销不衰，证明此书实为古籍白话的精品。
近三十年过去，我们此次将此书再版，后出转精，校订了其中的一些不当之处，重新分为五册出版，依照洪迈编订的次第，更加适宜阅读。全书设计古朴大方，字体考究，采用高品质的胶版纸，印刷精良，是一套适合阅读、更适合收藏的古籍今译精品读物。“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读史，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性情豪放。这部让伟人长期带在身边的经典著作，其中魅力，想必也能带给你无穷的思考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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