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巴金：杨万里画像及其像赞诗文考略｜202406-44（总第27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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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画像及其像赞诗文考略

文 / 杨巴金

写真，即写物象之真，通俗地说就是当今的肖像画。古代人没有照像机，画像的工具普遍是用毛笔，所以对人物肖像画的要求更多地是注重神韵，并不过分追求形似。古代士人的写真赞以及为他人的画像题赞，发轫于中晚唐，兴盛于宋元，至明清时蔚然成风。 ^[1] 南宋时，士人们写真作赞之风较为普遍，常为自己或他人的画像拟写阐释、自嘲或褒扬类文字，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内心追求。翻阅四部丛刊本《诚斋集》，杨万里有写真自赞诗8首，他人求赞诗3首，他人求赞文4篇，为他人的画像题诗作赞6首（篇），此外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收集杨万里自赞诗2首。杨氏去世后，宋代刘克庄和文天祥，明初解缙和钱习礼等名士在瞻仰杨万里画像后均有像赞诗文。本文以《诚斋集》中的自赞诗、求赞诗文为基础，就杨氏生前身后的画像及其像赞诗文作简要考察，借以探寻他或悲或喜、或颂或贬的内心世界。

从北宋开始，肖像画在士人中兴盛起来，那时称作为“写真”，士人们常通过“对镜”来观察自己容颜的变化，以“我”手和“我”形来抒写“我”心，并以赋诗作赞的形式在肖像画上书写文字，并表达内心感悟。杨万里的写真自赞诗，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1、叹流年，伤时感怀

杨万里写真自赞诗的立足点，总是以诚恳的态度赞美画师技艺的高超、学识的不凡，却以极简略的笔触叙说自己外貌，甚至还“丑化”自己，在称赞画师良好品行后再致以谢意。翻开《诚斋集》，所收录的第一首诗即是《壬午初秋，赠写真陈生》，诗云：

居士一丘壑，深衣折角巾。谁曾令子见？忽漫写吾真。更不游方外，于何顿若人？ 呼儿一笑看，下笔可能亲。 ^[2]

时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作者任湖南零陵县丞，因为有一位陈姓后生为他作肖像画而题诗。此前杨氏有否画像，不得而知，因为此前1000多首诗全部被焚毁，《诚斋文集》中也没有提及，极有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张画像。南宋士人的写真自赞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多是表现自己旷达、淡泊与谦和的心态。该诗作者并未描写自己的容貌，对陈生反而有“深衣折角巾”的着装叙述。这张画像的效果如何呢？试想，作者那时才36岁，正是中壮年时期，事后还曾邀儿子杨长孺等人一道欣赏，由“下笔可能亲”之语，可推测那张画像较为逼真。

南宋士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是致仕后，更为关注个体自身。绍熙五年（1194）冬季，作者辞官回乡的第3年，已是略显老态，吉安画师刘讷应邀画像，事后题有《赠写真刘敏叔秀才》诗2首，其一云：

冰鉴传神苦未工，传来恰恰五秋风。又将老丑形骸子，传入刘家画苑中。 ^[3]

杨氏先是称赞刘画师的技艺，之后“丑化”自己，又称许该画像的神似，再表达自己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和归隐居山水田园的愿望。刘讷（1125—？），字敏叔，庐陵县人，秀才兼画师，无文集流传，其人其事只能从部分名士文集中识得，如姚镛《寄刘敏叔》诗云：

一生贫乐鬓成丝，前辈风流及见之。道外无营偏爱画，静中有趣只吟诗。云生茅屋湖山近，秋满荒园橘柚垂。见说地幽人罕到，自同妻子种江蓠。 ^[4]

读该诗，可知刘讷为人恬淡寡志，偏爱吟诗作画，曾“游诚斋、益公诸老之间，文物风流，概可想见”，与庐陵名士多有交游。杨氏其二诗中还有“《檆溪集》里识刘君”之句，表明刘讷是杨万里的老师刘才卲之族子。

2、话心迹，以诗咏志

淳熙十三年（1186）夏秋之交，杨万里在京城杭州任职，有幸请得名师叶德明画像，之后题作《赠都下写真叶德明》诗云：

我昔山林人不识，或疑谪仙或狂客。仰看青天不看人，醉里那知眼青白。一携破砚入长安，素衣成缁绿鬓斑。上林麒麟着野马，沧洲鸥鹭缀孔鸾。汉官威仪既不入贵人样，灞桥风雪又不见诗人相。不须览镜照清溪，我亦自憎尘俗状。叶君着眼秋月明，叶君下笔秋风生。市人请画即唾骂，只写龙章凤姿公与卿。肯来为予写衰貌，掷笔掉头欣入妙。相逢可惜迟十年，不见诗翁昔年少。 ^[5]

写真自赞，实是士人们用于检视自我、追忆心迹、曲笔言志的一种载体，诗中作者确实有对镜观貌、借以自嘲之意。他将自己描述为年老貌衰之状，一副中年“油腻男”的形象跃然纸上，略有反思和自贬的味道。如此写作自赞诗文的方法，古代士人中极其普遍。

这里也插叙一下。淳熙元年（1174）秋冬之交，作者正在家乡待次彰州知州，表弟兼画师周明道突然来访，于是题作《表弟周明道工于传神，而山水亦佳。久别来访，赠以绝句》2首相赠，其一诗云：

笔端人物更江山，外弟周郎两不难。可把吴淞半江水，博他头上进贤冠。 ^[6]

仅读第一句，可知周表弟擅长人物画和山水画，第三句则叙说他是在当今上海一带作画谋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笔者可推想3个小问题：一是“外弟周郎”之句，表明他极可能是作者妻子罗氏的表弟，也不排除是作者亲母毛氏、继母罗氏那边的表弟。二是周氏画技高超，如“眼如月”“洗手拾来看”等词，虽是二人品画之语，其实是作者对表弟画技才艺的称许。三是周表弟那天并未给杨氏画像，因为诗中并无片言只语的表达，但可推想，杨氏那时诗名和官名均有较大名气，周表弟特意拐道来湴塘村拜访，其前或其后为作者画像的可能性较大。

3、叙友谊，感伤话别

绍熙元年（1190）九月，作者在杭州以秘书监兼任实录院检讨官，京城画师王温叔应邀画像，事后题有《赠写真水鉴处士王温叔》诗云：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髯疏鬓秃已雪霜，皮皱肉皴真老丑。叶生画时颜尚朱，王生画时骨更癯。一生爱山吟不就，两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见，褒公鄂公图凌烟，腰间羽箭大如椽。君不见，浣花醉图粉墨落，日斜泥滑驴失脚。贵人寒士两相嗤，画图犹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 ^[7]

王温叔，号水鉴处士，南宋知名画家，如清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载：“王温叔，善写真。” ^[8] 诗中作者再次叙说自己是髯疏鬓秃、皮皱肉皴的貌颓之状，之后回应四年前曾邀叶德明为自己画像之事，并感叹时光飞逝、友情珍贵。其实，王温叔这次为杨万里画像，实是张镃穿针引线的结果，如《张功父命水鉴写诚斋，求赞》云：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宁溪风，约束杉月，有问汝者，千万勿说。谁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约斋之牵率。 ^[9]

张镃(1153—约1235)，字时可，后改字功父，自号约斋，是南宋中期诗坛一位活跃诗人，与杨万里过从甚密，虽未正式执弟子礼，但内心一直视为老师，两人堪称为知音。上文即是杨氏为张氏的请托行为所题的一篇自赞，与《赠写真水鉴处士王温叔》自赞诗实是同一幅画像。作者以戏谑的口吻、诙谐的语调来表达自己追求超脱尘世的内心追求，冀以与张氏同游大自然、徜徉于山水的真实愿望。

他人求赞，按题写的对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赞自己，即他人为作者本人的画像求赞，一类是赞他人，即作者为他人的画像作赞，撰文的立足点各有侧重。应当说，南宋时画像热催生了求赞的风气，而杨氏晚年时随着诗名和官名影响力的增大，有不少士人带来画师为他画像，待画像结束后即向他索求自赞文，同时，他也为别人的画像题作不少赞文，主要表现出4种思想感情。

1、徜徉山水，冀望归隐

庆元六年（1200）九月，吉安通判赵彦命画师为杨万里画像，之后向杨氏索要自赞文，其《写真赞》云：

吉州通守赵德辉命史写老丑，戏题之曰：“有綌者巾，有藜者杖。云峤风，步月独。龙伯国之民欤？无功乡之民欤？”（同上）

赵彦，字德辉，四川人，宋宗室之子，淳熙年间中进士，时任吉州通判。该自赞文中“綌巾”“藜杖”等词，皆为形容隐逸者的装束，而“龙伯国”“无功乡”等，却是神话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表明作者内心有强烈的归隐意愿。其实，杨氏该年74岁，辞官回乡已是第9年，且于上年度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正式致仕，如此撰文只为追述内心愿望而已。关于作者与赵彦的交谊，嘉泰二年（1202）杨氏题有《送吉州通判赵德辉上印赴阙》诗，表明赵彦任吉州知州即将秩满，打算离职入朝。

王觐，字时可，上饶人，也曾请画师刘讷为杨万里写真，之后求赞文云：

王时可命敏叔写予真，题其上云：“髹巾鹤裾，山泽之臞。汝荷篑之徒欤？抑接舆之徒欤？”（同上）

因周必大题有《吉水赞府王觐时可为平园写真，口占小诗》，而赞府是县丞的别称，可知王觐那时任吉水县丞。诗中“皓首相逢涉四年，君归鄱水我螺川”之句，且依据《周必大年谱》，可推断王觐是嘉泰三年（1203）初离任的，此前王氏曾请刘讷为杨、周二人画像并求赞。该自赞文中“髹巾”“鹤裾”等词，仍是形容隐逸者的装束，“接舆”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隐士，“荷”为古代隐者的化身，作者以高耸入云的山峰、挺拔笔直的云杉而自喻，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独善其身，冀望归隐山水，向往与世无争、悠然自在的理想生活。但是，就赵彦、王觐两位基层官员而言，他俩向杨氏、周氏求赞，既是褒扬自己内心所树立的典范形象，又借以文字来表达自己能与像主一样，以追求道德文章而自勉。

2、勉励后学，为酬文债

嘉泰二年（1202）秋，浙江金华人王式之来到湴塘村，且携画师刘秀才同行。待刘氏画像结束后，王氏索求自赞诗题于画像之上，杨氏《王式之命刘秀才写予真，因署其上》诗云：

浙水东兼浙水西，千岩万壑总遨嬉。游山只欠金华债，乘兴今随王式之。 ^[10]

王式之是孝宗朝宰相王淮的长子，其弟叫王用之，与杨万里亦有交情，曾作《寄王用之判府监簿》诗等。另据《诚斋集》卷110《答王监簿》的回信内容，可推断王用之此前给杨氏写信的目的，是想请他为已去世的父亲王淮写一篇神道碑。因为早在淳熙年间王淮任丞相时，任吏部郎中的杨万里曾向王氏呈报《淳熙荐士录》，一口气推荐朱熹、袁枢等60人，传为官场佳话。这次王式之千里迢迢来到湴塘村，应是为了领取该神道碑文回乡，以便镌石，诗中“只欠金华债”之句亦为佐证。或许王氏兄弟出于“还人情”的考虑，特意携画师同行，并安排为杨氏画像，但诗题中的“刘秀才”是否刘讷，无法得知，也无关紧要。

嘉泰三年（1203）四月，女婿刘亿又为杨万里写真，之后有《子年刘郎写余老貌，求赞》云：

鬓少梳欲无，髭短镊更少。搔鬂只捻髭，觅句何日了？ ^[11]

刘亿，字子年，是杨万里第三女杨季藻的丈夫，《退休集》卷3有《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诗。作者那时76岁，算是高龄，诗中“鬓少”“髭短”等词汇的使用，似乎已是必然。杨氏辞官家居，名气又大，肯定有不少名士前来拜访，题诗赠别、画像求赞等“文债”必然不少，于是发出“觅句何日了”之叹。

之后，吉水枫江人、周必大门生王子俊又命刘讷为杨万里写真，且索求《自赞》云：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予真，戏自赞曰：“汝翎弗长，汝趾弗强。毋駃汝顽，毋竞汝骧。于崖于滨，其窈其茫。曀曀其光，弋谁汝伤？秋作月荒，春作华荒。哦者逊尫，釂者逊狂。汝老是乡，莫与汝争锋。” ^[12]

杨氏晚年时，为其画像的次数明显增多，且大多数是由刘讷秀才所承担。王子俊虽说是庐陵青年才俊，却并非官员，这次穿针引线，安排刘讷为杨氏画像并索赞，侧面印证南宋时写真求赞之风盛行，士人们也乐于以此作为交游的一种主要方式，这种社会现象或许与南宋中兴时期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有关。 ^[13]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高沙人曾忠佐也曾为杨万里、周必大画像，《文忠集》录有曾氏向周氏的求赞文。其缘由是，嘉泰元年（1201）曾忠佐修建新房，打算作为母亲的新居，然而母亲尚未迁入就已去世，于是他取名为思永堂，旁边辟有书阁。周、杨二人均曾应邀撰文，对曾忠佐的孝行予以褒扬。之后，曾氏又写信给周必大，打算将周、杨二人的肖画像张贴于书阁之堂，并向他索求写真赞。第二年正月初五，周氏《高沙曾忠佐良臣筑思永堂以念亲，傍辟书阁，肖杨诚斋及予像，求赞》云：

德行渊骞，曾参曷遗？盖生也后，其年可推。遥遥华胃，古今与稽。诚斋则贤，我愧思齐。 ^[14]

关于杨万里与曾忠佐的交谊，《退休集》卷5有《题曾良臣思堂》诗，其前序云：“曾尉良臣迎母王于乐氏，母许新居成即归，于是筑第高沙，母欲迁而逝。乃虚中堂，榜之曰‘思’。求诗，为赋四韵。”按常理来说，曾忠佐已向周氏、杨氏索求思永堂的赞诗，且两人均有赠诗。后来，他又为杨、周二人写真，并将画像张贴于书阁大堂，用意在于以周、杨二人作为典范，让自己见像而思齐。就其索求像赞文的动机而言，目的仍在于自我激励、向名贤表达看齐意识。试想，曾氏既然向周必大索求像赞文，且已成功，那么也必然会向杨万里索求像赞文。就杨氏的角度而言，他同意撰作《题曾良臣思堂》诗，而周必大还有像赞文，由此可推断，杨氏极有可能也撰有像赞文，又因《诚斋集》中未录该文，不排除杨氏所撰文已经遗佚。

3、珍惜友情，抒发清狂

嘉泰二年（1202）初冬，刘讷为杨万里、周必大、周必正三人画有一副集体像，取名“三老图”，并索求像赞诗。杨氏题诗2首，《诚斋题》其一云：

刘君写照妙通神，三老图成又一新。只道老韩同传好，被人指点也愁人。 ^[15]

其前序说：“刘讷敏叔秀才写乘成先生、平园相国及予为《三老图》，因署其后。”借以交待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该诗第一句仍是称赞刘讷的高超画艺，第二句是叙说该画像的新颖创意，第四句则是“自贬”丑貌。周必大也为这副集体像题诗2首，其前序云：“郡士刘讷以乘成兄生于乙巳（1125），而予丙午（1126），诚斋丁未（1127），写《三老图》，为题四韵。”通过刘氏所索求的这4首真赞诗，再次印证士人们的写真求赞是那时重要交游方式之一。

嘉泰四年（1204）十一月，严陵司法官员易允升来湴塘村，在拜会杨万里后，为其画像并索求像赞诗，《易允升画像赞》云：

髯疏捻欲无，短发搔已秃。定知得句来，暗喜见眉目。 ^[16]

试想作者那时已78岁，已退休于南溪之上多年，自然是胡子稀疏，头秃发白，老态龙钟之状，如此题诗，实是作者借形姿神态的描述而自嘲。数天后，杨氏又对该画像题诗2首，《严陵决曹易允升自官下遣骑来，写予老丑，因题其额》其一云：

玉泉半潭冰，钓台万壑雪。汝往访客星，剩挟一磨衲。（同上）

该诗表现出老年杨万里宠辱不惊、心境自适的乐观精神，现实感较强。诚然，很多人喜爱“诚斋体”诗，除清新自然、幽默诙谐的诗风特征外，还在于它有平民意识，善用白描手法，内容朴实，耐于品味。其二诗云：

清风索我吟，明月劝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同上）

也许题作第二首诗与第一首相隔一段时间，于是题额处多有一个“又”字。杨氏对易氏的画像似乎特别满意，尤其是其二诗，含有人生垂暮的感叹、壮志未酬的抱憾、人生终极意义的作答等，可谓格局宏大，想象丰富，时空跳跃感强，意境也很优美。

为何杨万里要对这副画像分三次题诗呢？其实是有深层次原因的。那时朝廷已下旨，再次征召杨万里、朱熹和陆游三人入京做官。朱熹也给杨氏来信，说他性格刚正，为官清廉，敢于直谏，于是劝他出山，为朝廷效力。试想，杨氏辞官回乡已12年余，怎么允许自己以不自在来换取自由呢？于是赶紧以年老有病为由，上疏辞官。他还写信给朱、陆二人，认为朝廷纯粹是为了做做样子，劝他俩也不要出仕，否则极可能会造成灰溜溜的结局。后来，朱、陆二人均曾入朝做官，时间都不长，应验了杨氏所预测的结局。可见，杨氏是借题诗而咏叹心迹，表面是对这副画像效果的肯定，其实是对自己快乐自在、得其所哉的称许。

4、见贤思齐，乐于赞人

杨万里为他人的画像题作赞文，总是在缅怀旧友的同时，大力颂扬像主的广学博识或忠义德行。他作为南宋知名理学家，含有以像赞诗文来弘扬道学，宣扬儒家道德教化的目的。

翻检《诚斋集》，杨氏为好友的画像题赞至少有6首（篇）。一是《文潞公画像赞》，系陈勉之向他索求像赞，作画者是竺景东，文中对潞国公文彦博的功勋多有歌颂，对陈勉之能以文彦博作为立身典范给予鼓励。还说，假若文潞公泉下有知，应当为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二是《张钦夫画像赞》，张栻天资聪明，主张抗金，治政有方，学术成就也很大。杨氏对张栻的才学深为叹服，两人交游时间较早，情谊很深，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于是对好友之死感到惋惜，认为朝廷失去如此有德才之人，实为国憾。三是《张功父画像赞》，文中以“居士”“儒者”“佳公子”“诗客”等赞词，为张镃树立起立体、多维的外表形象，并表达对闲适快乐生活的共同向往。四是《张伯子尚书画像赞》，张孝伯，字伯子，号笃素居士，安徽和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嘉泰元年（1201）出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颇有政声。五是《张定叟画像赞》，即对张栻之弟、官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的张枃题作像赞文。此外，杨氏还有《跋袁起岩所藏后湖帖并遗像一轴，诗中语皆櫽括帖中语也》诗等。这6篇像赞诗文，多是褒扬称颂类的文字，且有“以理见长”的写作特征。作者正是以像与赞的融合统一，表达自己与像主们的深切感情，希望把像主推崇为天下士人学习的典范，自己也有参与典范建构的强烈意愿。

吉安“五忠一节”最终成为庐陵文化的典范人物，除他们的道德文章影响力巨大外，像赞诗文对庐陵士人典范建构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历代庐陵士子先后提出过四五十位庐陵先贤，最终此六人在大浪淘沙中逐步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其中像赞诗文的题作、观照和传诵，促成他们在众多庐陵先贤中脱颖而出。

1、南宋后期

第一，罗大经收集的自赞诗。《鹤林玉露》中录有杨万里2首自赞诗，其一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17]

该诗虽未被家刻本等任何版本《诚斋集》收录，但两人的生活时间相差不远，风格与“诚斋体”诗颇为接近，故学界普遍认定是杨氏的散佚诗作。品读该六言诗，实是作者心迹的真诚表达：内心明明中意于这明月清风，却偏偏说唐突了明月清风，自己的真性情和傲风骨，袒露无遗地展示于读者面前。

第二，刘克庄题作的像赞。宋末文坛领袖、辛派词人代表刘克庄也有《题杨诚斋像》2首，其一诗云：

欧阳公屋畔人，吕东莱派外诗。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 ^[18]

作者充分肯定杨氏在南宋诗坛的领袖地位，把他作为“江西诗派”的传人来评价。刘氏还借鉴后人对禅宗划分宗祖的模式，为“江西诗派”开列出一份宗祖名单，将杨氏划归其中。其二诗又云：

平园左相亚传，澹庵资政端明。老先生活八十，中秘书了一生。（同上）

一方面，刘氏之诗，表现出南宋士人像赞诗文的风流雅致，蕴含文人们浓郁的隐逸情怀；另一方面，刘氏对杨氏诗极为推崇，晚年一直学习临摩杨氏的活泼自然之诗法，说：“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 ^[19] 从学习成效角度看，刘氏确实有不少诗写得活泼跳脱，颇有“诚斋体”之韵味。

第三，文天祥题作的像赞。据《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云：

公方为童子时，游乡校，见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而下，咸谥‘忠节’祠祝像设甚严意，欣然慕之，窃叹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故出而举事，志气素定，虽崎岖万折，终不挠屈。 ^[20]

那时文天祥正是弱冠之年，尚在白鹭洲书院读书，因瞻仰庐陵“四忠一节”画像，由慕古追贤而感发忠贞爱国意识，最后形成一种文化积淀，且越来越深厚，之后才有以“文章节义”为内核的庐陵文化的产生。

2、明代前期

第一，解缙题作的像赞。明洪武年末（约1396），吉水乡贤解缙游湴塘村杨氏忠节总祠，瞻仰杨万里画像后，题赞云：

文章足以盖一世，清节足以励万世。著书立言，摅忠论事。悬车逸老，志不忘君。凤凰麒麟，景星庆云。 ^[21]

解氏所题赞语，并无像主的任何外貌描写，只是以极虔诚的态度，颂扬杨氏的道德文章，推崇其节义品格。

第二，钱习礼题作的像赞。洪熙元年（1425），后来官至礼部右侍郎的水南人钱习礼回乡探亲，特意赴杨氏忠节总祠拜谒杨万里画像，并题作赞语云：

学师圣贤，行敦伦纪。权奸擅国，忠愤切齿。谏疏未达，绝食以死。宗社忧深，百世之士。（同上）

钱习礼与解缙一样，所题赞语全是像主人品、文名、道德等方面的溢美之词。在他俩看来，虽然杨老先生斯人已去，但精神永存，于是将画像视为怀思触发物、精神凝聚物、师道象征物于一体之媒介，且愿以庐陵后学身份作表率，强调自我观照、勇于看齐等意识，以实际行动传承发展庐陵文化。

3、清代前期

本文既然是考察杨万里生前身后的画像及其像赞诗文，那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相貌呢？关于此问题，只能从当今仍存的清乾隆家刻板中找到答案。

从现存史料看，湴塘村杨氏对《诚斋集》锓木仅有2次。第一次是《诚斋集》编成之初，即首刻于宋端平元年（1234）六月，由其长子杨长孺编定，由门人罗茂良校正，于第二年六月完工，由吉州知州刘炜叔作序。第二次是清乾隆年末，其中诗集部分42卷较为齐全，但文集部分只刻板42卷，其它的“则散逸者姑缺之，校对未详者姑置之” ^[22] ，这意味着，从端平二年（1235）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559年间，吉水杨氏族人均是以抄本形式流传。非常庆幸的是，乾隆家刻板中存有杨万里两副不同外貌，各具独色，且均为上半身的雕板像。

第一副是头戴官帽、身着官服之像（见图1、图2）。其脸庞略显瘦削，额头皱纹相对较深，上嘴唇两侧和下巴处胡须不仅多，而且翘直，这正是他忠贞刚正气节的外在表现。依据画像上的着装，应是春秋季节，年龄应是他晚年时的模样。这副刻板像既有写实成分，又有写意成分。

笔者在此推想，该画像的底稿应是出自吉安画师刘讷之手，之后由一代代画师临摩流传下来。因为笔者将光绪二十五年（1899）编修的《忠节杨氏总谱·艺文》中的杨氏先祖画像，与乾隆年末的木刻雕板像进行比对，发现唯独杨万里像的相似率高达95%以上。其他近10位先祖，犹如杨长孺，光绪版族谱画像与乾隆木刻雕板像就有明显差异。由此可推断，历代湴塘人对名气最大的先祖杨万里画像，一定是请庐陵地域名气大、实力强的画师来临摩，其神韵形似必然是首要考量因素，仪态容貌失真走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副是头戴官帽，身穿稍厚的便民服装之像（见图3、图4）。脸庞略显宽圆，额头皱纹也不深，上嘴唇两侧和下巴处的胡须相对稀疏松散些。依据画像上的着装，应是冬季，年龄仍是他晚年时的模样，形态颇有陶醉于田园生活之写意。

笔者在此推想，该画像的底稿应是出自严陵县易允升之手，因为易氏画像的时间是农历十一月，像上的神态与杨氏为严氏所题作的三首诗内容较为契合。总之，这两副木刻板雕像，让后世人看到一代诗宗端庄相貌时，景仰追思之心油然而生。

此外，第一副画像的木刻板上方，还录有杨万里《自题》诗一首，云：

尧云此老也有性气，舜云此老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同上）

该诗虽有明显的戏谑成份，却可视为作者刚正品德的直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罗大经《鹤林玉露》中也录有该自题诗，但文字表述略有不同，文云：

高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杨万里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 ^[23]

笔者则认为，这两则史料各有一处表述不正确，这里借机为之订误。第一，罗大经文中所说的“高宗尝曰”“孝宗亦曰”表述有误。杨万里在宋高宗朝仅是低级别的基层官员，两人并没有直接接触，不可能会批评他“直不中律”。实际情况是，宋孝宗先是褒扬他“书生知兵”“仁者之勇”，后来因“高宗配享”事件等，才有“直不中律”的批评语。又因杨氏曾兼任太子侍读一职，算是宋光宗的老师，虽谈不上对杨氏很讨厌，却因他不肯迎合皇帝旨意才颇有微词，于是有“也有性气”的评价语，口吻明显要缓和一些。罗大经说是高宗和孝宗之语有误，实是孝宗和光宗的评价语。第二，家刻板雕像《自题》诗中的“尧云”“舜云”表述有误。因为历史中的尧在舜之前，而禹在舜之后，以“尧”代指宋光宗、以“舜”代指宋孝宗，明显是顺序颠倒。此外，杨万里《答王信臣》回信中说：“某平生狂直，蒙太上圣语云：‘杨万里直不中律’，岂于故人而独谄？” ^[24] 这封回信虽未标注撰作时间，但《泉石膏肓记》《山月亭记》等记文中都说到王信臣是庐陵郡城人，于绍熙三年（1192）之后才与杨氏多有交游，由此可推定“太上圣语”是指宋孝宗之语。罗大经后面说的“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之句，反而是正确的。

古代士人的画像及其像赞诗文，具有纪行、纪功、交游和祭奠等功能，又因画像可供后世人景仰膜拜，于是又有文化传承和思想教化作用。杨万里的自赞诗、他人求赞诗和求赞文、为他人画像的题诗作赞等至少有23首（篇），在南宋士人中亦居前列，这正是他以“庐陵二大老”的特殊身份，来传承发展庐陵文化的有效形式。

一位历史名人画像及其像赞诗文的多寡，是他身份地位、后世影响的直接反映。然而，杨万里的传世画像并不多，当今学界对其像赞文诗文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远不如于与他同时代的朱熹、周必大、张栻等人，这值得我们今后多加关注和重视。应当说，进一步深入研究杨万里生前身后的画像及其像赞诗文，可让一代代吉安人在先贤典范事迹的激励之下，见贤而思齐，自觉恪守以读书向上为本，以忠贞爱国为先，以诚信勤廉为基的社会准则，有利于推动庐陵文化的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