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引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以来，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进一步放宽视野，两者的关系甚至牵涉到如何处理经验与理论，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如何
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性难题。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指人的具体实践及其形成的认识，“历史经验”特指过去的具体实践及其形成的认识，而本文将以中国过去的思想、制度、政策等实践及其认识为主要分析对象。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包括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各个学科所使用的，指导研究者完成提问、观察、推论等各个步骤的工具，而本文将以现代社会科学的定性和定量工具为主要分析对象。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日益转向本国经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科学方法间的关系
变得更为重要和棘手。尤其是作为攸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的科学”政治学，能否处理好这对关系，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达成这一目标，都是亟须解决的难题。
当下的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向”。无论是直接以“历史政治学”为名的建构和评估性研究，还是更大范围内呼吁“回到历史”的政治学者，都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需要走出西方中心论，正视中国经验；需要结合传统与现代，从更长久的视野来观察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形成新的理论、范式乃至学术体系，而不仅仅是叙述一段历史故事。这些共识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可贵思考，也构成了本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仅仅有方向性的共识和宏观层面的方法论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的历史政治学能否超越现有理论、形成新的学术体系，取决于研究的具体方式及水平。一旦深入到具体研究层面，就会遇到很多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例如，“历史转向”是否一定与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相矛盾？有研究认为采取了“历史主义”（historism）立场或“历史政治学”方法，就不能使用社会科学的定性、定量和规范方法；也有很多学者主张使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概念和理论，以避免西方中心的概念和理论遮蔽真实的中国经验。但是，采取历史主义立场和中国特色概念，就意味着摒弃科学方法和普遍性概念吗？如果不是，两者又怎样融会贯通？又如，“中国中心”的政治学研究是否等于重复描述既有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如果不是，那么，基于中国历史的学术创新究竟怎样与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区分开来？
更有争议性的是，所谓“回到历史”到底是要政治学者重视哪个历史阶段？所有历史阶段的政治经验都是正确的吗？或者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需要全盘继承它们吗？显然，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不能直接推出对政治的价值判断。如果“历史转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传统都对”，不仅与中国现代化的大势背道而驰，而且这种“传统都对”的态度与过去一些研究所谓的“传统都错”属于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称不上客观的、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对这些问题，笔者近年来分别从中国古代精英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中国性”的不同层次、政治思想史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原则等具体议题切入，初步展示了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处理历史经验和争议问题。王续添则以中国现代精英对国家的改造、中国近代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中心主义国家的普遍性、
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方法论等具体议题为例，展示了历史学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价值。而在狭义的政治学学科之外，历史学、党史学、社会学、法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学者也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概而观之，很多学者都反对以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裁剪中国历史，又有很多学者希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能相互促进。这看上去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社会科学怎么可能既介入历史又不损害历史呢？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传统历史学方法与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能否结合并形成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具体而言，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如何提出与历史学、政治学都有所不同的研究问题，如何兼顾两个学科的方法优势，如何运用二手文献和一手材料，最终如何形成新的理论，都是尚未被充分讨论而又必须讨论清楚的步骤。鉴于此，本文将评估当前学界绝大部分以“历史”为名的政治学研究路径，继而为未来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建议。
正如前文提及的，广义上的“历史政治学”或者“历史转向”的政治学研究由来已久。未来的历史政治学如要更上层楼，就需要全面总结并审慎评估这些研究路径。由于这些路径的学科背景不同，而且既有经验研究又有理论研究，导致过去的回顾和评估常常挂一漏万或者难以深入到方法层面。因此本节将从前述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方法”这对基本矛盾出发，以“是否运用历史学方法”和“是否运用社会科学方法”
两个维度将目前的研究路径分为四类进行评估，如表１所示。其中，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都未运用的研究是我们最应当摈弃的，而同时运用两类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才是更理想的、对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更有益的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
（一）“诉诸权威”与“概念替换”
在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两大领域，分别存在一种极为流行也最容易制造学术产品的研究路径，可以称之为“诉诸权威”和“概念替换”。所谓“诉诸权威”型研究，往往致力于解读中外权威思想家的政治理论。由于这些思想家既是历史上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是运用历史经验提出政治思想的典范，因而研究者认为，重温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就等于“回到历史”，重温中国思想家的观点就等于“回到中国”。所谓“概念替换”型研究，致力于用新的政治学概念描述熟悉的历史现象。由于这些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十分重要，因而研究者认为，这样的新解读不仅是在“回到历史”，而且有理论上的创新。
逻辑学中所谓“诉诸权威”，指的是仅靠援引权威人士的言论，未经具体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权威的思想家当然重要，但本文之所以将这些重温式、解读式研究称为“诉诸权威”，是因为它们在得出结论之前，很少经过深入历史的经验或规范论证。笔者曾指出，政治思想史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可以归为两类：旨在还原思想变迁过程的经验性（empirical）思想史研究；旨在发掘新命题的规范性（normative）思想史研究。如果学者解读的这些人物或命题是学界已熟知的，那么就是缺乏价值的重复性介绍。如果这些人物或命题是学界未知的或者有所误解的，单纯的解读也不等于有效的经验或规范研究。因为如要还原其变迁过程，就必须广泛收集反映其历史语境和变迁原因的史料，而不能局限于阐发其文本。如要发掘其对当下的新意义，就不仅要与当下的政治哲学研究相对照，还要进行严格的规范性论证。显然，直接“诉诸权威”并
不算是论证。伟大思想家的结论未必都是规范上可取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很多结论都需要重新进行论证。因此，单纯解读思想家虽然是学术研究必需的基础梳理工作，但以历史政治学的标准来看，它既不满足经验性研究的历史考证标准，也不满足规范性论证的政治哲学标准。
政治科学中的“概念替换”型论著，其逻辑缺陷与“诉诸权威”十分相似，都是未经实质研究而得出概念
式的结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郡县之变、战国以来的官僚制度或者政府的某项便民政策大多已被历史学者描述过，如果政治学者仅仅是将封建郡县之名换成“大一统”，或者将便民政策改称为“民本主义”，
这对历史学界而言并没有再现新的事实；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些新的概念也未必成立，因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因此，“概念替换”并不等于原创性的“概念建构”———因为后者必须建立在新
的经验事实之上。更进一步，政治科学中经典的概念旅行问题（the travelling problem）告诉我们，一个概念运用到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后，适用性一定会降低。因此，这些新概念多大程度符合历史经验，概念需要抽象到何种层次，都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更进一步，这些新概念能否替代旧的政治学概念，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例如将传统的皇帝制度改称为“根本宪制”，而非“专制”。如果要用“宪”这一概念来描述皇帝制度，是否需要论证它有像宪法一样严格界定、限制权力的规则呢？如果要将皇帝制度称为中国的“根本”，是否需要论证只有皇帝掌权其他制度才能良好运行呢？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主义的分析，需要多案例甚至大样本的检验才能回答清楚。因此，直接“发明概念”以历史学标准而论是与既有研究重复的，以政治学方法而论也是不规范的。
（二）单学科的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与政治事件史
第二类历史政治学研究是那些以历史学学科的方法和材料展开研究，但可能缺乏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意识的传统论著。根据通常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行动的三分法，这类研究一般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事件史等三种路径。众所周知，这三种“史”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知识基础。以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自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属于政治学学科的学者先后推出了多种有影响的教材和专著。之所以称它们为“单学科的”政治制度史，因为它们采取的是传统历史学的两种叙述方式：要么像二十四史一样，按时间顺序分章叙述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要么像《通典》一样，按皇帝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等不同制度分章叙述。政治制度史研究论著的情况与教材大体相似，只不过数量比政治
思想史论文还要稀少，在缺乏积累的情况下也并未提出不同于上述著作的范式。
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般划分，按时间和专题顺序对事实进行还原的叙述，都属于描述性
（descriptive）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what）和“怎么样”（how）的问题。传统历史学更重视描述性研究，政治制度史学者接受的也是历史学训练。但是，以今日政治学寻求新理论、新范式乃至新学术体系的
要求来看，传统的历史学描述显然有局限。这种局限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就学科分工和学科价值而言，如果政治学学科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学科没有区别，都是在梳理思想、制度和政治事件，还原其真相，那么人们为什么还需要政治学这门学科呢？这样一来，政治学不仅会成为历史学和党史学的附属，而且由于新一代学者缺乏史料、语言文字、版本目录等该学科专业方法的训练，其历史考证的准确度和深度也很难赶上一流的历史或党史学者。因此，保守地跟从传统历史叙事而不思考新的范式，可能危害本学科的生存根基。正如徐勇强调的，历史政治学的主题是政治学，需要形成“可整合的政治学范式”。
其次，就政治学理论化的目标而言，描述性研究也难以提供更多的理论。虽然基于大量事实也能抽象出理论，但这只是基于归纳（inductive）逻辑形成的描述性理论，是其他理论的基础。对政治科学家和政治
哲学家而言，他们的最终追求是基于溯因（abductive）逻辑的因果性（causal）理论和基于演绎（deductive）
逻辑的规范性理论。考虑到纯粹基于演绎的传统政治哲学提问方式又是“历史转向”试图修正的，因此，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得出因果性理论就成了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共同的必经之途。至于历史政治学如何提出这个层次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归纳、演绎和溯因逻辑之间的矛盾，后文将具体阐释。
（三）单学科的比较历史分析与量化历史分析
第三类研究是将社会科学方法直接应用到历史议题中。这在国际学界最为流行，相对更新颖的方法
和丰富的理论产出也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界。这类研究的不同流派分别被冠以“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比 较 历 史 分 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历 史 制 度 主 义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等名称，但其中以国家构建、民主化等政治现象为题的研究占有很大比例。根据这些作品运用的方法，笔者将它们分为两种路径：直接将定性方法运用到历史案例中的研究可统称为单学科的比较历史分析，直接将定量方法运用到历史案例中的研究可统称为单学科的量化历史分析（quant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虽然这两种路径的学者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其定性和定量方法是
相对同质化的，大部分人也不使用历史学方法，因此笔者称之为“单学科”。
单学科的比较历史分析在方法上的开创者是斯考切波、蒂利一代学者。受其影响，凯瑟、许田波等又将比较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国政治史。但这些作品在历史学者或者对中国经验更熟悉的社会科学学者看来，大都为了保证比较的对称性而牺牲了太多差异性变量和历史细节，自然就会降低研究的真实可靠程
度，因此被称为“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例如，中国学者可能对斯考切波质疑道，如果革命主要是“到来
的而非制造的”，那如何看待共产党主动甚至超前的政治动员？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方法和对事件次序（sequence）的重视来容纳更多差异，但由于主流比较历史分析和历史社会学不太重视一手史料，
更极少顺应历史学界的归纳逻辑，“以论代史”、“根据理论选择案例”的批评一直存在，亟待社会科学学者回应。
单学科的量化历史分析根据量化方法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对历史中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由来已久，以中国历史为例，早在20世纪中叶，何炳棣、许倬云等史学家就对精英流动进行了经典的描述性统计。如今这类研究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很多传统历史学者的论著中都会有一些统计图表。而运用
更复杂的回归分析进行因果推断的量化历史分析，则在过去十几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高质量的因果推
断研究一般分为三步：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准确测量潜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再运用不同的回归模型和检验方法建立因果推断，最后根据历史材料补充这一因果机制的作用过程。例如要研究清末革命的影响因素，
首先要从清末庞杂的史料中将“科举名额”、“革命次数”等关键变量测量出来，再控制、检验其他变量得出
“废除科举导致地方革命”的因果推断，最后通过历史叙述补足“废除科举剥夺精英上升机会，精英不满发
动革命”这一完整的因果机制。
但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急速发展也使得直接运用量化方法来分析历史的作品良莠不齐。除了很多学者指出过的、容易屏蔽复杂史料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两个更大的陷阱。一是聚焦于回归分析而忽视对因果过程的分析，这样生产的“短平快”论文往往很难得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定性学者的承认，也很难提供扎实的知识增量。二是习惯使用二手数据而不整理一手史料，这又导致测量的信度、效度和模型的适
用性等各方面都难以保证。正如林展和陈志武指出的，高质量的量化历史分析从提出问题和变量测量开始，每一步都不可或缺。不过即便做到了这些步骤，量化历史分析还是会像比较历史分析一样，面临“推断”和“真实”之间的矛盾。历史学者和个案研究专家往往会批评道，我们要揭示的真实历史，是当时行动者确实考虑到的因素和行动的过程，而推断所得的因素和事后填补的过程都是“倒放电影”。可以说，虽然二者代表了政治科学方法的前沿水平，只有正视历史学标准，避免“以论代史”、“倒放电影”等关键问题，才能从“单学科的”比较历史和量化历史蜕变为“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
（四）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
对以上三类研究路径的评估告诉我们，理想的、名副其实的历史政治学必须同时运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前沿方法，特别是满足社会科学对因果推断的要求和历史学对还原历史真实的要求。正如史学家伯克所言，纯粹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是“聋子”，都需要超越自己的局部主义偏见。但是，从传统的思想史、制度史、事件史与传统的比较历史分析、量化历史分析截然对立的优缺点来看，上述两种要求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理想的历史政治学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澄清这一对矛盾：是否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追求因果理论就必然会裁剪历史？是否尊重历史真实就必然要反对定性与定量方法、牺牲理论化？
长远地看，这对矛盾会逐步被学界解决。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了很多殊途同归的基本共识。历史学学者追求的“论从史出”和社会科学学者追求的“同情式理解”、提高测量信度等，其实都
是在表达兼顾还原真实和提炼理论的理想状态。但过去的讨论基本停留在对“兼顾”、“交融”、“既要又要”
这些意愿的表达上，缺乏对具体研究的指导。因此，本文接下来将深入到操作层面，探讨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兼取上述研究路径各自的优势。
三、未来历史政治学研究的逻辑、文献、问题、史料与方法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步骤无外乎提出问题、回顾文献、选择方法、搜集材料等几大步骤。但不同学科、不同路径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这些步骤的要求各不相同，这些步骤之间的关系和顺序也有微妙的差异。本节将首先说明真正跨学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的逻辑基础，然后依次探讨其在文献、问题、史料与方法四个步骤上的要求，以及四者为何要按照这一顺序进行排列。
（一）逻辑基础：先归纳，后溯因，少演绎
不少人文社会科学论著将一切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区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休谟以来的哲学家早就指出，归纳法存在个别事实无法推出一般结论的局限，而演绎法存在无法解释一般前提从何而来的局限。随着20世纪末皮尔士的溯因思想重新得到重视，这种根据新的事实推理原因乃至新的一般结论的逻辑，终于补上了归纳和演绎的缺环。有学者认为，虽然溯因在传统逻辑学中的确定性是最弱的，但其创
新性最强，科学史上伟大的理论都依赖于溯因逻辑及其与前两种逻辑的结合。
深入逻辑基础来看，我们就能更彻底地认识到现有历史政治学路径的问题根源。单学科的思想史、制度史和政治史的问题，是由于传统历史学的归纳逻辑盖过了溯因和演绎逻辑，导致它们既不能满足政治科
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需要，又不能克服归纳逻辑以偏概全的局限。而单学科的比较历史分析和量化历史分析之所以无法应对“以论代史”的批评，是由于社会科学演绎逻辑盖过了归纳和溯因逻辑，或者有溯因逻
辑却未建立在对史实的归纳基础之上。大部分社会科学作品都以因果解释为核心目的，这里为什么说它
们的逻辑基础是演绎而非溯因呢？因为目前对历史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流行做法是，根据既有理论的缺
陷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进而在历史中寻找定性或定量的证据。这正是所谓“根据理论选择案例”，其核心逻辑正是２０世纪自然科学流行的“假设—演绎”逻辑。
真正的溯因逻辑，首先需要在案例中归纳出新的差异或变化（variation），然后根据历史过程回溯其原因（cause），最后才是修正既有理论的缺陷。这种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论逻辑，可以被总结为：先归纳，后溯因，少演绎。对历史经验的归纳是确立待解释的因变量的核心逻辑，在此之后的溯因是寻找新的自变量的核心逻辑，而基于给定前提的演绎应当是政治哲学而非历史政治学的核心逻辑。当然，历史政治学也不能排斥“假设—演绎”思维，因为溯因发现的新结论也需要演绎才能开辟更多的验证方式和理论空间。
同样出于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本文接下来建构的操作步骤也与流行做法不同。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
步骤，是先有问题意识再做文献积累，先有方法选择再进行材料收集；而笔者主张先进行充分的文献积累再提出新的问题和假设，先收集充分的史料再选择合适的比较方法。因为对任何一位学者而言，缺乏跨学科的文献基础，直接提出问题很容易犯常识性错误或者与已有作品重复。而缺乏对史料的先行把握，直接设计方法则会有“裁剪历史”的风险。
（二）文献积累：同时顾及政治学和历史学
对文献的积累与回顾，似乎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识。但对于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这样的跨学科研究而言，文献积累的门槛显然要更高。一言以蔽之，高质量的历史政治学研究需要政治学与历史学
的双重积累，写作时的文献综述也应该是双重的。需要指出，如果所选研究对象属于现当代历史，那就应该了解现当代史、党史、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学者的研究———这同样是一种双重的文献积累。政治学
领域的文献积累是围绕该项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既有的理论解释和方法视角进行回顾，发现其不足。这自然是为了确保研究在理论上的创新，避免用新的经验验证理论上的常识。
而历史学领域的文献积累，则是围绕该项研究所选择的历史案例，对历史学者或者党史学者关于该案
例主要事实的描述性研究有所了解。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学者看来，历史学积累可能是强人所难，因为大部
分社会科学论著在回顾完本学科理论文献后就直接选择案例和方法了。其实这种过快地或者主观地选择
案例的习惯，正是传统比较历史分析和量化历史分析被批评“根据理论选择案例”的根源。严谨的社会科
学研究不可能在对事实和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直接展开因果解释和理论抽象。从开创者摩尔到后来的许田波，很多社会科学名家都被批评对历史学文献重视不足，或者使用的事实性结论早已被历史学界推翻。这是值得政治学者警惕的教训。
对历史学研究的积累，可以帮助政治学者掌握较新的二手研究文献，引导其寻找关键的一手历史文献，保证研究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同时也能避免政治学研究出现前述“概念替换”的弊病，与历史学研究在叙述内容上产生重复。当然，作为政治学者，我们并不一定要像专门研究该案例、该时段的历史学者一样通过文献综述发现既有历史学论著在基本事实描述层面的错误，但我们需要通过阅读最新的研究，掌握当前学界已厘清的基本事实。
以近年国内政治学界最热门的议题国家构建为例，政治学文献综述自然要围绕从蒂利到国内学者的以“国家构建”、“国家建设”为题的论著。然而笔者要指出的是，仅仅了解这些文献是不足的，因为历史学、党史学等纯经验学科也存在大量的相关研究，只不过并未以“国家构建”为名。党史学者对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很多研究使用的是“政权建设”等惯用名词。虽然“政权”一词包括了党组织和人民团体等内容，“建设”一词又可能包括官僚制之外的政治运动，导致这些研究的内涵广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这恰恰意味着，政权建设研究为政治学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也为提炼不同的国家理论留下了空间。
更进一步，如果政治学者深入到国家构建的各项次级制度如官僚制、社会控制、央地关系、财政汲取等，也会发现其他学科有很多不以此为名的研究积累：例如地方行政层级与党政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中国官僚制的形态；乡村动员和城市组织研究就是在探讨社会控制的实现。再进一步，如果政治学者深入到中国悠久的国家史中，还会发现所谓“国家构建”乃至“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些制度或要素并不是２０世纪才有的。历史学者对历代官员选拔与分级、统治者中门阀与平民成分的研究，探讨的正是中国科层官
僚制的起源；而更多研究“集权改革”、“中央集权”或者“君主集权”的论著，探讨的正是中国央地关系、财政汲取等制度的渊源。如果研究者忽视了这些文献，要么会误以为中国的国家构建都是晚清以后的突变产物或舶来品，要么会注意到中国历史但仍然在重复历史学者已不再使用的叙事。当然，历史学文献对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在事实积累上，而对“国家”、“官僚”、“集权”、“现代”这些概念和理论的使用是一般性的。例如传统选举制和近现代党政体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历代的集权改
革到底是集权于“个人”还是集权于“国家”的国家构建，这又需要政治学文献的理论支持才能澄清了。
（三）问题意识：基于史实，追问因果
有了双重的文献积累，便可以根据既有文献的缺憾，顺理成章地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前所
论，研究者无论想进行政治科学式的经验解释还是提出政治哲学式的规范理论，最优先选择的问题都应当是基于历史的因果性问题。而因果性问题需要的研究案例，也应当优先选择历史和党史学界已有所积累的时段、思想、制度和事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个案例，社会科学家一般都存在“理解”（understand）和“解释”（explanation）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主张同情地理解其特殊经验，而后者主张
发现更普遍的因果和结论。本文接下来列举的问题和方法更偏向实证主义的“解释”传统，这并不是因
为笔者只赞同“解释”传统，更不是说实证主义哲学尽善尽美，而是因为大部分历史学家、党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做的工作，本就是为了“理解”历史上那些思想、制度和事件的特殊性。因此从学科分工的
常理出发，政治学家应该更多地进行解释性的工作。
这样“站在相邻学科肩膀上”来选择因果性的研究问题，至少有三方面优势。一是可以避免在史实方面出现错误，更好地利用学界的史学基础。二是更好地发挥政治学识别因果、提炼理论的比较优势。正如周雪光所言，在历史的帮助下“拉长观察分析的距离”，更容易识别不同的社会科学结论谁是暂时的，谁是真正的理论规律。
第三项优势值得专门指出，即避免陷入社会科学理论化过程中常见的误区：“非褒即贬”的二元对立。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很多社会科学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案例要么高度褒扬，要么大加贬低。例如在评价传统中国政体时，学者们要么认为它是“专制政体”，是现代国家必须摒弃的；要么称其为“士人政府”，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论辩双方一直很难形成共识。但从案例选择的角度来看，“专制政体论”和“王权主义”研究侧重的案例往往是秦代、清代等集权时期或商鞅、董仲舒等支持集权的思想家，即负面案例（negative case）；“士人政府论”和“儒家宪制”研究选择的案例则多为西汉武帝以后、北宋徽宗以前等开明时段或孟子、黄宗羲等批判君权的思想家，即正面案例（positive case）。虽然两者在各自的案例上都很有解释力，但单一类型的案例无法概括整个中国政治史，导致社会科学至今难以对传统政体有共识性结论。一旦我们转换视角，追问这些案例背后的共同原因，就必须同时对比历史上的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这更符合全面客观、价值中立的原则。如果我们发掘出负面案例之所以变差、正面案例之所以变好的共同因素，这样得出的因果机制就有了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在褒贬一部分案例。
举例而言，如果历史学界已经证明，北宋政体偏向“共治”、清代政体偏向“专制”都是描述性的事实，政治学者就应当进一步提出因果性问题：为什么共治出现在北宋？为什么专制于清代达到顶峰？究竟如何发扬共治，避免专制？首先，这样的问题光靠研究北宋或清代是无法得出有效结论的，而需要同时选择共治和专制的案例进行比较甄别。其次，研究问题过于宏大是无法深入和操作化的。我们需要将包罗万象的“政体”细化为央地关系、君主—官僚关系、政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中观层面，然后分析各个层面专制的缘由。例如同时反映君主—官僚关系和政教关系的经筵讲学制度，为什么宋代经筵由士大夫主导，发扬“祖宗之法”，而清代经筵由皇帝主导，宣讲“乾纲独断”？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同，政治文化氛围不同，还是君主性格和年龄导致的偶然结果？由此可以得出很多有关政体形成和制度变迁的因果理论，不仅更为客观，也能有效解决目前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层理论匮乏”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传统中国政体，也有助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规范设计。
（四）史料运用：拓展深度与广度
政治学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居多的学科，并非只有“拿来主义”，在材料方面也能做出独到的贡献。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性经验材料，历史政治学的交叉研究能够在两个层面拓展史料的运用范围。
首先，政治学的理论视野能够帮助我们对史料进行结构化的挖掘和利用。正如赵鼎新指出的，历史学由于重视时间维度的解释，更擅长挖掘反映一个事件、思想和制度前因后果的史料；而社会科学由于重视结构维度的解释，更擅长发现纵切结构式的材料。换言之，政治学者看到中央就会关心地方维度，看到国家就会关心社会和市场维度，看到国内就会关心国际维度———这些维度都可能发掘出传统历史研究未见的材料。而20世纪末以来的历史学界，在新史学和社会科学影响下也愈发重视地方、社会和全球维度，
例如“地域史”的发展就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央地关系研究遥相呼应。这说明，在结构层面拓展史料的深度是大家殊途同归的目标。
社会科学拓展传统历史研究材料深度的典型成功案例就是知识社会史研究———当然亦可称之为“知
识政治史”。20世纪末以前学者使用的思想史材料，基本上集中于重要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其长处在于所载理论更深刻，所载观点更具系统性，而一旦我们要认识实际政治和广袤社会中的思想，这些文本就远远不够了。知识社会史研究启发我们进一步挖掘哪些思想材料呢？葛兆光曾总结道，历史上大众通用的地图、历书、指南和儿童教育读物都反映着不同阶层的思想。王续添也曾提出，歌曲等艺术作品也是塑造社会思想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民族主义这样的大众意识形态。而即便只研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也要知道不同人物的史料分别留存在哪里。如表２所示，身处政府和知识界之间的“理论家”或者“笔杆子”，其
思想除了记录在论著中，还体现在起草的文件和主流媒体中；介于社会和知识界之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其思想则记录在畅销书、公众号甚至“粉丝”的话语里。总之，政治学、社会学视野能够帮助研究者更深
刻地了解文本背后的政治社会结构，这样才能比传统研究者挖掘更多场域、更多阶层中的史料。
政治学对史料的第二种拓展，是通过全国性的数据库和案例库来拓展其广度。前述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对史料“取而用之”的做法属于裁剪历史，但运用好量化的数据库和质性的案例库则有助于还原历史。毕竟传统历史作品多基于个案或者单一类型案例，只有采集更多的数据和案例，才能验证过往的理论解释
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是否成立，如何修正。而在量化历史分析的影响下，21世纪初国内外各大历史学专业纷纷开始建立中国政治史方面的数据库。这说明，拓展史料的广度也是各个学科共同的目标。
数据库对史料广度的拓展在政治精英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举例而言，陈寅恪等老一代史学家很早就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三国两晋的兴衰与政治精英的阶级出身和集团组合密不可分。但受制于中古史料的规模，一些结论能否推广存有争议，很多洞见也没有得到历史和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近年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和政治学的派系分析影响下，一些历史学者开始跳出曹操、司马懿、孙权等中心人物，转而描绘他们身边重要的精英网络，或者统计全国重要行政官员的地域和派系。笔者的团队在此基础上，将三国时代全部有记载的文臣武将的阶级、关系和行为信息建成结构化的数据库，合计超过1400人。宋代以后的政治精英数据更完整，如王裕华将王安石变法时期68位官员的三代亲属全部建库，以观察家族网络对变法的影响。这样一来，不仅历史学研究可以全面地描绘出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精英
动态，政治学研究也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传统国家构建与兴衰的精英基础。但这里还需强调，数据库只是为
历史政治学建立史料基础，运用数据库并不等于只使用定量方法，它也可以支撑定性研究，就像田野调查能支撑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