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中共周恩来(右一)、叶剑英(左一)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合影。叶、周二人在黄埔军校共事时,便结下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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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4月28日)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20周年。1924年,叶剑英因讨伐陈炯明军功卓著,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不久受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叶剑英不顾蒋介石许给的高官厚禄,公开宣布反蒋。
叶剑英发出的反蒋电文震惊国民党政界军界。当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根本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的。”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看也不看,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
结束在法国4年的勤工俭学,1924年26岁的周恩来应中共广东党组织要求,搭乘轮船回国,准备参加广东的革命运动。年轻有为的周恩来是国共两党都看好的人物,据张申府回忆,筹办黄埔军校期间,廖仲恺要他推荐一些旅欧学生干部到黄埔军校。张申府写了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其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廖仲恺马上采纳了张申府的建议,邀请周恩来到黄埔担任政治教官。
国民党方面并不十分重视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周恩来刚到黄埔时发现,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政治部几乎没有什么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张申府,张申府只呆了一个月,戴季陶不久也离校去沪。之后由邵元冲任代主任,他平时住在广州,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办公室露个面,只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别的工作几乎没做。正如周恩来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写道:“他(周恩来)的国民党的上级因忙于其他工作,以致听任周在他的位置上以日益加快的频率进行工作。周由此发觉到他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地位上,他没有受过一点军事训练,却当上了中国的桑赫斯特军校或西点军校的政治委员。”
1924年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周恩来正式接手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上任后,周恩来充分发挥了他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每天早晨,他乘船从广州到黄埔去讲课,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晚上他又返回广州参加政治会议和谈话。周恩来建立起黄埔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在一期学生中选拔共产党员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还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他在青年中聚拢了一批进步分子。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43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仅影响学生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感染了黄埔的国民党同事,叶剑英就是其中典型人物。
1924年,叶剑英因讨伐陈炯明军功卓著,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不久受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主任王柏龄很器重叶剑英,但他发现叶剑英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来往密切,于是叮嘱他“不要过分关心政治”。聂荣臻回忆说,王柏龄抛头露面多,而在教授部踏踏实实教学的是副主任叶剑英,工作实际由他负责和主持。在这一点,教授部的情况与政治部很类似,国民党的正主任似乎都成了虚职,而站在左翼阵营的副主任掌控实际局面。
周恩来与叶剑英经常合作,在共事过程中,叶剑英从对周恩来的敬佩,上升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当时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黄埔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叶剑英经常参加,不知不觉就产生浓厚兴趣。他到书店购买《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说》等书籍阅读。
1925年东征中,周恩来的政治工作成果在军事行动中得以体现。东征出发前,周恩来挑选出二十多个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学员,组成武装宣传队。军队到达前,宣传队先到沿途村镇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村里的小孩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向村民宣传东征的目的和意义。政治部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民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等。
上述形式的战地宣传工作是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经过政治动员的黄埔军校学员,改变了民众对军人的刻板印象。周恩来“一战成名”,蒋介石委任他主管军校的军事管制法办公室,兼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雍、唐生明、覃异之、侯镜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邓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黄埔成立初期,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经历了一段看上去很美的蜜月期。张太雷夫人王一知回忆:“经常聚集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周围的张太雷、邓中夏、周恩来、彭湃、阮啸仙等人,常要陪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人员同黄埔军校高级军官及粤军军官许崇智等人跳舞。担任过鲍罗廷的英语翻译的共产党员李之龙和中共党员蒋先云都经常出入蒋介石的家门,他俩都与蒋介石的家人陈洁如很合得来。”
随着中共在黄埔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断“赤化”学生和教员,蒋介石开始加紧提防和限制。军校内的学生队队长基本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撤销了任命。蒋介石的办法是互相牵制,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蒋介石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算作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共产党人鲁易去当党代表,蒋介石不答应。蒋介石派鲁易到第三师当党代表,因为该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
青年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时为炮兵少尉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开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他公开表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为由拒绝。后来蒋介石又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强调后者是他不愿意的,首选前者。
在第二次东征中,叶剑英表现出色,他率部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惠州后,奉命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护治安。经过两次东征,蒋介石发现叶剑英文武双全,能攻善守,是名儒将,于1925年12月电令调其任嫡系部队教导师的团长。后来,教导师改为二十师,叶剑英被提升为副师长。就在这时,叶剑英暗中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东征过程中,他与周恩来及苏联军事顾问亲密合作,结识了徐彬如、熊锐、包惠僧等共产党员,与他们纵论时局,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好感。提出入党申请后,中共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谈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他才知道,关于他的入党,中共内部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可以吸收,也有人提出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长期考验。双方争执不下。叶剑英理解中共内部的担忧,仍然继续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希望早日通过“考验”。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共250多人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深受蒋介石器重的“黄埔三杰”之一蒋先云,率先声明退出国民党。另有39人退出共产党。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大多数前往国民革命军中的叶挺部、贺龙部,后来成为红军的骨干。
1926年叶剑英奔波在北伐战场,在南昌之役中,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多次提出正确作战意见,不被代师长王俊采纳,结果连连失利,最终非常曲折地获得胜利。蒋介石听说后,召许叶剑英佩剑来见他,任命他为北伐军一师师长。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叶剑英颇有顾虑,以身体不好为由谢绝任命。蒋介石立即让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病。医官查了半天也看不出毛病,便胡乱开了些“太平药”应付了事。蒋介石后将南昌之役收编的孙传芳部队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不好再推辞,只得开赴吉安受命。他选调了一些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组建师部机构,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到他麾下。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江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全城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机构,强行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出境,收缴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叶剑英必须做出抉择。跟着蒋介石,高官厚禄指日可待,政治前途一马平川;而共产党这边的前景还一片模糊,入党恐怕就要隐姓埋名颠沛流离,整个党组织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叶剑英多年后回忆道:“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
1925年,东征陈炯明的黄埔学生军
经过再三考虑,叶剑英决定反蒋。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公开宣布: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会后,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
叶剑英发出的反蒋电文震惊国民党政界军界。当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根本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的。”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看也不看,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
通电反蒋后,叶剑英率领一批左派军官离开了吉安,留下的左派军官发起暴动。蒋介石得知二师暴动,才终于相信了叶剑英已背离他的事实。他愤怒地宣布,开除叶剑英国民党党籍。1927年7月,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
参考资料:金冲及《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叶剑英传》,刘翠英《试论黄埔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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