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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排长回忆：张国焘鲜为人知的韵事

史事挖掘机 · 公众号 · 历史 · 2025-02-16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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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张主席（张国焘——编者注）没有在川北结婚，因为他在上海已经有了老婆杨子烈与儿子张海鹰。

但是，很快他也有了一个相好。

为张主席找相好的，就是后来以托派罪名被王明下令枪毙了的黄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编者注）。

黄超总管此事，群工部周成云部长负责找人，我则负责对外保密。

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直到后来杨岳卿牺牲，除了张主席身边的人，外面、下边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杨秘书”和张国焘的关系。

有一天，黄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布置了用他的话来说是“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我记得黄超当时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 张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劳累辛苦，需要一位温柔体贴的女同志来给予 张主席 特殊照顾，这是革命的需要等等。

黄超给周成云定下的标准很明确，年轻、漂亮、丰满型的、皮肤要白净，个子要高。

因为张主席身高体胖，皮肤又白，如果找个矮小的，皮肤不好的配不上。政治上绝对可靠，有文化最好，没文化只要前面几项条件合格也可以。

周成云找人找得很辛苦，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从南江城里找到了一个在达县师范学校读过书的姑娘。

这人的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惜我不会形容……套用一句戏里的词，倾国倾城、国色天香。

她叫杨岳卿，16岁。

（前左一）杨岳卿

只有一点不理想，政治上不能保证完全可靠，她父亲是南江城里一个开百货店的老板，属于非无产阶级。

但黄超见了人觉得十分满意，表态说， 政治上可以慢慢培养嘛，进了革命熔炉，生铁也能炼成钢。

杨岳卿马上剪了辫子，穿上军装，安排到黄超手下当秘书。没过多久，政治上培养得差不多了，黄超和我还介绍她入了党。

杨岳卿白天在在黄超手下当秘书，晚上则和张主席在一起。

时间一长，在总部机关的上层小圈子里已经不是秘密。

杨岳卿是个大好人，没一点坏脾气，见人就是一张笑脸，说话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

张主席非常宠爱她，我们对她的印象也很好。

最让我们这帮卫士难忘的是，杨岳卿没来之前，每天清晨当班的内卫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儿，

就是给张主席倒尿罐。

从我们住的木楼到旁边的公共厕所，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这个活儿虽然算不得啥，但毕竟一个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手提尿罐，一手握涮把，一路上碰见机关里其他的同志，总有些不太好意思。

杨岳卿一来，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把我们4名内卫彻底“解放”了。

不仅如此，张主席的饮食起居，也基本上由杨岳卿承担起来。

张主席的生活是相当有规律的，在通江公园里那两年时间里他每天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后，吃两个荷包蛋，然后在公园和文庙间跑步10来分钟上楼办公。

到8点钟，再吃早饭，一般是稀饭下包子馒头，喜欢用泡嫩姜芽子、霉豆腐做菜，或者干脆就吃一大碗泡蛋面条。

中、晚两餐，一荤一素再加个汤，不是川汤肉就是丸子汤。

张国焘牙不好，喜欢吃肥肉，荤菜离不开烧白、红烧肉，烧蹄膀，粉蒸肉，一样样换着上。素菜多系黄豆芽、豆腐和各种时鲜青叶菜。每顿3小碗饭。

陪同进餐的有杨岳卿，或是来总部开会、或是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一些高级首长。

张主席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上午九，十点钟时喝牛奶一杯，晚上十时吃银耳羹一小碗（通江盛产银耳，算是相当普通的东西）。

当然，这是专门给张主席开的小灶，所有生活必需品后勤部经理处是给予充分保证的。

在红四方面军中，伙食是有区别的。总部就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一般干部吃大灶，机关里的负责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吃中灶，而少数几位高级首长则享受小灶。

当然也有例外，像过草地、翻雪山时，就官兵一致，全部吃干粮了。

我现在要郑重地强调一个问题，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从政治上理应受到唾弃。

但在当时，他并不是像现在某些文章里所写的那样，生活作风一团糟糕，三天两头地叫卫士把红军剧团里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喊到他卧室里左拥右抱。

他的卫士就归我管，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红军铁的纪律根本不允许。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也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工农红军。

不能因为张国焘在政治上走到了对立面，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进行妖魔化。这样做，只能表明写作人的心态不健康！

而且这不仅仅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对我们红四方面军众多女战士更是一种污蔑和侮辱！

如果我们脱离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生活中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一定要用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要求张国焘的生活作风的话，那顶多就是他结了婚，就不该再有杨岳卿！

大撤离时，有的相好跟着红军走了，有的相好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相好虽然不多，解放后却给地方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她们三个五个邀邀约约地跑到北京城里找家旅馆泡着，不见上一面就不回通、南、巴。

后来政府一律让她们享受“红属”待遇，才把她们安抚下来。

杨岳卿是跟着大部队走的，但她的命运却非常悲惨。

1935年5月底，北撤途中，为迎接中央红军，总部离开刚打下不久的北川县城，移驻理县杂谷脑镇（今理县县政府所在地）。

机关全住在一个土司家的两进大院子里。院坝上的几根大树子长得郁郁葱葱，把太阳差不多都遮完了。房子的四面墙壁全是用疙丁暴鼓的毛石头砌成的，檐板上画得花花绿绿的，都是佛教故事里的人物。

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方面军指挥所则设在离杂谷脑20多里的家山寨。

就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我正到驻地外面检查警卫，突然听到天上有嗡嗡的声响，心里猛地一震，立即大喊：

“快跑，快疏散！敌机来啦！”

我一边喊，一边往张主席的住处飞奔而去。对于敌机空袭，我们在江油地区就领教过几次，幸亏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

而对我们搞警卫工作的同志来说，地面上的敌人尚不可怕，怕的就是这让我们没办法防的东西。

这时总部院子里一片混乱，不少人提着枪，抱着文件冲出门，却呆呆地望着天上，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电台的蔡威副主任冲着我嚷：

“何排长，我跑了，电台怎么办？”

蔡威是福建省宁德县蕉城镇人，也是我们红四方面军中一个极难得的宝贝，所以历史应当为他写上一笔。

4岁的蔡威和母亲林莺

1924年，蔡威在上海加入我党，他在同济大学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一边从事地下活动，后来被吸收进了中央特科无线电小组。

蔡威和我们在一栋楼上相处好几年，一口福建话说起来仍让我们连蒙带猜。但业务上绝对是电台的顶梁柱， 他不仅能装电台，修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更是他最擅长的本领。

田颂尧纠集6万兵马向我们发起“3路围攻”时，蔡威破译了田部的密电，在空山坝战役中，一举歼敌13个团。战后，蔡威受到总部特别嘉奖。

在粉碎刘湘“6路围剿”的作战中，蔡威不但破译了四川军阀的密电，而且截获和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使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宣达、笔架山等战役、战斗的胜利。

1933年1月，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2电台台长的蔡威，开始对敌电台进行技术侦察工作，是年2月，破译敌军密码获得成功。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为了把截获破译的敌军情报及时报告中央，蔡威总是每天傍晚就守在电台旁，戴上耳机开始呼叫，经常是叫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和中央红军联系上，发出电文后又收拾电台开始行军。

红四方面军电讯台旧址

在延安曾说： “红四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得不到情报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蔡威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4年8月，总部再次授予他特别奖。

正因为蔡威的突出贡献，所以深受张国焘器重。在通江时， 电台那帮人只有他和宋侃夫在生活上享受特殊优待，和我们一起吃中灶。

其他的电台人员，就只能每日三餐敲着饭盅子上食堂吃大灶去。

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冲着他就是火爆爆一嗓子：

“想死你就不要跑！”

殊不知我这一吼惹恼了他，他果真不跑了，回到屋子里把同志们的被子抱来，一层一层地搭盖在电台上，自己则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烟，一副视死如归，与电台共存亡的样子。

多亏敌机没往他头上下个蛋，让他后来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拍着胸口吹大牛：

“啥叫大将风度？你们学学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敢说关公、赵子龙转世也做不到。”

可惜这位有趣的人物仍旧没能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我们滞留西康高原时，他不幸也染上了伤寒。

病重期间，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都守在他身边。傅连璋和苏井观两位红军中最有名的医生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可没有药品，最终还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

死时，他才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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