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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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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年7月3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第15期）课程继续进行。第3课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Scott McQuire教授。在课堂上，McQuire教授结合他出版的新著《地理媒介》，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严谨的理论构想展开他对“地理媒介”的相关思考。我们特别将授课内容的精华进行归纳整理，于此推送，以飨读者。
“地理媒介”这个词我是在2010年开始使用的。今年，在瑞典的卡尔斯塔德大学的媒介地理学系举办了一个名为“geomedia”研究的会议。关于“地理媒介”的讨论目前大致有四个面向：1）媒介在特定城市的生产，2）媒介在城市的呈现，3）定位媒体，带有装置的媒介，4）地理，通信地理，地理基础设施。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不太相同，我将更多地关注媒体和建筑，而不是媒体和地理。我关注媒体与空间的融合关系，媒体在地方意义上的影响，我们不应仅仅从一个学科，我们要看它如何改变我们的地方。
Geo这个词根，意味着地球，源于希腊语。地理可以提供媒体的框架/理解。媒体已成为一个新的环境，与麦克卢汉在1964年相关，他认为任何技术都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环境。环境可以塑造内容。在许多的研究中，媒介基础设施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图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Scott McQuire在授课中
我们经常认为一个地方是固定和稳定的，媒体超越了距离，在时间中持续。我们可能应该改变这种理解。英尼斯认为传播有时间和空间偏向，麦克卢汉受到Innis的影响，麦克卢汉的古登堡星系，电子媒体印刷文化的影响。电视使媒体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报纸，日常/夜间常规，城市中的特定区域。但电视，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看东西。这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一个角落里的窗户”，从而重新理解媒介和地方的关系。
英国地理学家多琳·玛西说：“一个地方是一个容器，不应该认为地方是僵硬和固定的，不是边界，不是经度。地方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星座，在特定的地点聚集和编织。”各种各样的流。Place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地方是关系的。不只是物理空间，有社会，文化，历史，记忆的多重编织和流动。媒体就是其中之一。
媒体和场所在历史上有多种形态。可视化，大教堂的大玻璃窗，广场上的雕像。城市总是在中介，现代城市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导的。商业城市的崛起，品牌化，这是一种新的媒介状况。电力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媒体。在媒体和架构之间创建新界面。现代城市成为一个媒体—建筑的复合体。
图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Scott McQuire在授课中
地方是关系和动态的，地方的中介化并不是新鲜事。那么，我们要挖掘的是当下2019年的媒体/地方的独特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这就是我对geomedia的看法。这种断裂，与数字媒体和数字环境有关。各种媒体的融合，生产的媒介，它可以生成和分发内容，携带新的特征。19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事件仍然是中心化的传播，今天，网络是去中心化的，更不集中了。
随着定位系统的普及，这实际上使城市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界面，每一个使用移动设备的人就是这个界面上的光标。当下许多城市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源自新媒介平台的线上组织。当线上与线下空间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城市的意义会淡去吗？现实是，人们继续住在城市，规模更大的城市，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城市化进程。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媒体在空间和时间上更加全球化，与全球化的空间交织。但是在geomedia时代，媒体更多的是关于媒介如何在地方运作，成为“制造地方”的一种方式。
图为认真听课的暑期班学员
最近关于“智慧城市”的讨论十分流行。“智能城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战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城市。但是，如果我们读列斐伏尔，就会知道城市不仅仅是技术空间，它们是生活的城市，有混杂。社会环境。智慧城市将城市看作是一个仪表盘，能实时展示交通，天气，人数，但是城市居民看到的是界面接口。这样的策略真的提高了城市的宜居性吗？我们在城市生活中究竟需要什么？不仅仅是效率。收集数据不是整个都市生活的过程。政府提供大量的信息，搜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市民如何相互交流？公民如何相互沟通？智慧城市的定位在于监控，在于城市如何捕获数据，比如面部识别技术。令人不安的是，商业公司从您的移动设备收集了大量数据，包括位置数据。
另一种新媒介时代的都市场景是：人们在公共场合看手机。但这不新鲜，19世纪的火车上每个人都在看报纸。这一状况，现在更极端了吗？新技术是否塑造了新的实践方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强调咖啡馆是现代城市公共领域的萌芽，人们在公共咖啡馆中大声读报纸，不是在默读。社会实践的重点是就大家普遍关心的议题展开公开辩论。但是，火车上看报纸的人互相之间没有公共讨论，只是用报纸遮挡自己。我们使用手机的方式也是一样，手机变成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设备，比如使用搜索引擎，使用社交媒体，体现了自我中心。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人很少相互聊天，但我们要意识到，公共空间让我们有机会遇见陌生人。
齐美尔的《大都市精神生活》，写的就是20世纪初的“大都市”，人口趋于分散，人们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对传统社会关系构成挑战。桑内特的《在一起》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社会合作的准则，我们如何向陌生人表现自我与公众交往，学习如何对待他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技能。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学会做社会互动和合作。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告诉我们，街道和人行道是一个城市的最主要公共场所，是其最重要的器官。在今天，公共空间是否仍然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美国大都市的死与生是1961年出版的，城市作为社会场域。我们需要思考街道是社会交往的空间，而不只是通勤和效率的空间。今天，汽车占据了城市的主导地位，当我们看到数百万辆汽车时，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公共空间。
我们如何互相交流？能否用广告牌大屏幕做一些别的事？如果大屏幕设置在地面上，它就能结合广场的空间形态。人们可以聚集，人们可以做不同类型的事情。不是抽离的，而是沉浸其中，一种参与式体验。在墨尔本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许多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被称之为“偷来的世代”，他们小时候就被带走，不知道父母是谁，不知道他们祖辈的文化和语言。当时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对此事郑重道歉，数千人聚集在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上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所以，人们在广场的聚集成为新的故事的一部分。
图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Scott McQuire在授课中
介入公共传播的城市大屏幕，应该让城市市民来塑造大屏幕的内容，而非仅仅用作商业广告和品牌宣传。我希望能够制造一种市民为主导的、交互式的、实时性的传播，这全部建基于公共性的诉求，而非仅仅服务于少部分人。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许多成功的实验，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团队也亲身参与其中，设计和制造了一系列城市公共事件。
下面我讲讲几个有趣的案例。在墨西哥，一位叫做RAFAEL LOZANO-HEMMER 的艺术家设计了一个名为“脉搏房间”（Pulse-Room）的艺术项目，在这个房间中，所有的灯泡能按照参观者自己的脉搏而变动，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创造出自己的心灵结构的城市。这个项目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媒体艺术，人们轮流像游戏，每个脉冲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300个人的脉搏共同闪烁，成为一个网络，一种语境。还有一个项目叫做“身体电影”（Body Movies），它通过独特的光影效果改变你的身体大小，把你的影子投射在大屏幕的界面上，大屏幕走向参与者，几百人可以同时参与。而我自己做的项目叫做“你好”（hello），一个30秒钟的舞蹈，韩国的舞蹈者通过大屏幕教伦敦的市民跳舞，这个项目重点是身体的沟通。它让我们思考， 1）你如何与他人互动？2）你如何让人们的相遇变得有所不同？
这样的公共空间，是传统广播业与传统公共空间的混合体，公众的观看、见证、表演，组成了21世纪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报纸广告的支配，而是让人们相互遇见、了解。
在墨西哥城的公共广场，艺术家进行了互动艺术的实验，人们可以自己控制冲天的光柱，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城市的氛围。干预公共空间，让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能力，人们可以聚集和辩论。这不仅仅是关于理性辩论，更包含了情感，情感维度，使用身体移动。哈贝马斯的概念太狭隘了，而数字媒体可以支持这些新型的传播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