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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五回讲到曹操“发矫诏诸镇”号召天下兴义师讨伐董卓，“檄文去后，各镇诸侯皆起兵相应”，忽啦啦就17支人马：

“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

第三镇，豫州刺史孔伷；

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

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匡；

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

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

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

第九镇，济北相鲍信；

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

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

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

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

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

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杨；

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

第十七镇，祁乡侯、渤海太守袁绍。”

加上曹操自己一共是18路，大家兵力“多少不等，有三万者，至有一二万者”，如果按这个推算其总兵力应该在30万人左右了，“各领文官武将，投洛阳来”。

30万大军，里面有曹操、袁绍、公孙瓒、孙坚、马腾、陶谦这些猛人，还有在他们手下效力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这些虎将，共同对付一个董卓肯定不在话下，然而这么热闹的局面竟然没过多久就曲终人散了。

原因是什么呢？演义和史书给出的答案基本上一致，那就是关东联军心不齐，大家各怀私心，都不愿意冲在前面，结果被董卓各个击破了，如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灭董卓不在话下。

但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即使当时大家心很齐，不发生内讧，就一定能消灭董卓吗？这倒未必。

据《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所谓“十八路诸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算起来大概只有11路，分别是：

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郡太守袁绍、陈留郡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郡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代理奋武将军曹操。

他们的职务多是刺史、太守，是地方上的行政官，按照汉朝制度，“州郡不典兵”，他们都没有军权，袁术虽然有后将军的头衔，但本也是虚职，此时又已被董卓控制的朝廷免了职，根本不掌握军队，曹操的代理奋武将军一职也是袁绍遥拜的，不合法。

而且这些刺史、太守大都是不久前何进、袁绍为在地方夺权而任命的官员，任职时间稍长些的韩馥到任也顶多一年多，其他人多是几个月，他们虽然有朝廷颁发的委任诏书，但在豪强大族左右地方政局的汉末时期，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这些刺史、太守为参加会盟都带来了一些人马，《三国志》说“众各数万”，这个说法比演义还夸张。

像张超、袁遗、孔伷这些人手里如果真有“数万”人，那就是陶谦、公孙瓒一级的角色了，他们充其量只有几千人，“众各数万”一句应该当“众数万”理解，指的是酸枣诸军的总数。

曹操后来在酸枣看到“诸军兵十余万”也略有夸张，或者是把各支人马负责后勤保障运输的人数都计算进去的结果。

更要命的是这些人马都是临时召募的新兵，缺乏训练，曹操在已吾募兵一下子就召来了数千人，也根本来不及训练，让这些人上战场与强悍的凉州军正面交锋只能是送死。

长沙郡太守孙坚是个老牌军人，很有军事才干，手下的人马战斗力也最强，但他是后来参加讨董的，关东联军会盟时并没有主动联络他。

另外，联军在酸枣会盟的时间是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突然有许多人马聚集在一块，军粮供应就是个难题。

由于联军首领大多缺乏自身积累，大部分人只能靠作为“东道主”的冀州刺史韩馥、陈留郡太守张邈提供后勤供应，他们二人显然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就是说，面对总兵力10万左右、以骑兵为主且久经战阵的凉州军，关东联军不仅在素质、装备和后勤上没法比，就连数量上也不占明显优势，凉州军在守、关东联军在攻，攻守之势也有利于凉州军。

这就是刘岱、张邈、张超、桥瑁等人每天“置酒高会”、“莫肯先进”的原因， 不是他们成心耍滑头，而是他们知道根本打不过。

曹操在《嵩里行》中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但当他联合鲍信率先出击汴水时，却被徐荣杀得一败涂地，上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应该此时的曹操没有张邈等人清醒和明智。

当时真正的实力派是徐州的陶谦、幽州的刘虞和公孙瓒、辽西的公孙度、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焉，他们都手握重兵，倒是“众各数万”，占的地盘也都很大，他们如果一块参加会盟，董卓恐怕连放手一拼的信心都没有了，没准会乖乖退回凉州去。

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关东联军，但也没有参加会盟，他们仍然尊崇洛阳的天子，表明他们事实上在给董卓站台。

他们的态度之所以与袁绍等人不同，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实力，是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保住已得到的利益比冒险更明智。

虽然号称有“十八路”之多，虽然英雄如虎、猛将如林，但实力远不如人，真正的实力派也没有来参加，这才是“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