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跟着刘子超出发了。上一次出发的时间是疫情被困家中，这一次是因病在家休养。人在行动受限的时候反而会更加想要出门远行，在刘子超的书中，我得以一次又一次足不出门却亲临陌生的现场。
如今旅行文化甚是流行，文学之外，自媒体和up主似乎更成主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为什么我们还是愿意翻开一本沉甸甸的纸质书，耐下性子去跟随白纸黑字的引领、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去探访一个国家，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感觉更接近一种沉浸式的步入。视频里的风光再壮美精致，却还是难以涵盖如何观察居民与当地的互动，如何与本地人的邂逅和交流，如何在一处废墟之上勾连暗流涌动的历史。唯有在书页的翻动间，我们像步入大海一般，完全沉浸在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
看见具体的人
从《失落的卫星》到《午夜降临前到达》再到《血与蜜之地》，刘子超每次选择出发的地点似乎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热门旅游地”，甚至可以说许多目的地都是人们在考虑旅行时会刻意避开的贫穷、混乱、落后地区。但是，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滤镜”的破碎，在刘子超笔下遇到的，才是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地球上挣扎着、努力着、生存着的人们。
看见真正的具体的人，是读他的书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正如这本书的扉页所引的那句希罗多德名言所说，“我之所以要对大邦和小国同样地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当这个社会热衷于成功学与胜者叙事，看见更多具体的人，看见在巴尔干岛上的那些具体的伤痛、落败与荣光，实在会让人感受到一种与全人类心灵相通的温柔和联结。
正如他在书中写到，古罗马遗存下的戴克里先的宫殿，多年来早已被难民们住满，倘如想要驱散他们，拆掉隔断房，恢复宫殿原貌，那么宫殿本身也将随之坍塌。这样的故事，似乎也曾在北京的四合院和上海的老洋房里上演。权力与富贵难以长久维系，普通人的生存便像蚂蚁一样渗入到这些昔日的见证之中，成为像藤曼一般布满建筑物的更有生命力的存在。
而当克罗地亚人前往更富有的欧洲找工作时，更贫困的尼泊尔人又来补上了克罗地亚国内的空缺。一直以来高大上的“全球化”在此具体成为了一种非常具象的谋生手段。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里，还是有无数普通人在尽自己所能去谋求更好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感动和共振。
守住骄傲的诗意
打开新书之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简介里提到，刘子超为寻找素材，悄悄伪装成一位中国诗人，闯入一场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举办的诗歌沙龙。而当我终于翻开书读到这一故事的完整叙述时，有趣程度也让我直呼不虚此读。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却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沙龙是无比正式而庄重的朗诵会，观众们屏气凝神，像在欣赏交响乐一样庄严专注。而在卢布尔雅那市中心的广场，矗立着的雕像不是政治英雄，亦非古代帝王，而是国民诗人普列舍仁。按照当地人的解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几位平淡。既没有声名显赫的国王，也没有名垂千古的英雄，所以更看重文化和语言的力量。”
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人会心一笑，诗歌似乎是天然地属于失败者的。正如中国也一直自诩为诗的国度，古典诗歌的历史确实悠久而辉煌，但那些享誉千年的大诗人们，屈原也好，李白也罢，却鲜少以诗人为第一志业，官员与政治家才是他们的第一身份。大多数人都是追逐仕途的失意之外，才“退而求其次”地成为经典诗人，所谓“史家不幸诗家幸。”《左传》言“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亦是此意。“五四”后白话新诗出现，随之出现的近现代专职诗人们，所获得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却远远比不上古典诗人们。真不知是否是我们的历史太辉煌，太精彩，所以注意力便无暇顾及“顾影自怜”“不务正业”的文学了。如今的高考作文也常是，“题材不限，诗歌除外”，在课本之外，大家也鲜少去读诗歌了。
所以，读到斯洛文尼亚这样美好的文学氛围时，实在让人既羡慕，又唏嘘，随之是心头的微微一暖。可以想象，以母语凝结而成的诗歌作为国民间的默契，在这个并不富裕而强大的小国里，是一件多么热烈且浪漫的事情。
巴尔干是什么？这名词像颗夹生的米粒，长得像认识的样子，仔细琢磨又是完全陌生的滋味。
巴尔干地区指欧洲东南部位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陆地。陆地不大，但有好几个国家。每次奥运会开幕式国家代表团进场时，都能听到。他们总是人不多，但耳熟能详：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等。这些国家，都曾同属于中国人更熟悉的一个名词“南斯拉夫”。
而巴尔干这一名词本身，又不仅仅只指地区，后来又演变为有政治色彩的学术用语，“巴尔干化”形容一个大国分裂为多个敌对小国的过程。
它是个地名，也是一个符号、一种认知，有光怪陆离的色彩。
作者刘子超从斯洛文尼亚的的里雅斯特出发，踏上了巴尔干探索之旅。开篇他便写道：
“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地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人类心理的固有成分，也不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质。
一语点醒。身为中国人，我们总是抱着几近一致的民族主义情怀生长繁衍，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但这并不是人类的真相。在巴尔干，经历了相当混沌和惨烈的历史，国家与民族仍然纠缠不清。
整本书我追着作者的脚步，从斯洛文尼亚，到克罗地亚、黑山、波黑、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最后到达希腊雅典。整个阅读过程，有一种奇异的阴郁之感，像是乌云遮避的天气里，周身被不起眼的毛毛雨浸湿，衣服紧紧裹着，寒冷侵入皮肤。
南斯拉夫曾有过光明温暖的日子，那时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富有外交魅力的卓越领导人铁托。那时，南斯拉夫护照绝对强势，可以免签一百多个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畅行无阻。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领导人铁托过世后，国家迅速陷入经济衰退，之后战争爆发，兄弟之间自相残杀。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在其后经历数年战乱，分裂为现在的多个国家。
而这，不过是二三十年之间发生的事。近得就像在眼前。
作者在国与国之间穿梭，与普通人交流。这是本书最有魅力的地方。
这里不是俄乌，不是巴以，没有那么多媒体镜头。战争的水深火热是外显的。不管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加沙冲突。哭到无声的人们、逝去的孩子、已成废墟的家园、慌不择路的难民、城市上空不断的爆炸声。这些通过媒体的镜头、受害人的哭诉，都能直接击中人心——即便你身不在那儿。你能与那片土地一起心痛、一起怒骂。
而巴尔干，是沉默的。沉默似一池黑水，你永远看不到水底有多少礁石暗涌。
它是一片目前我们尚可定义为“和平”的地方，没有战争发生。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却仍然谈不上安居乐业。即便已分裂为不同的国家，但仍然是多民族共存的现状。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兵戎相见，他们很多人说着同一种语言、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无法和平共处。一个国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两套公交市政。同一条街两边，抬头俯首即见的地方，断绝了交流。因为屠杀自己父辈的人就生活在身边，整个城市都不可能有酒吧，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坐下来跟自己的杀夫仇人喝酒聊天。
普通人之外，书里所呈现的所谓“国际社会”也耐人寻味。他们有的煽动暴力，有的趁机敛财，有的临阵逃脱，有的成为“国父”，有的开着车在别人家的地盘上横行、在他人已成废墟的家园上舞蹈。
这是“和平”之下的真相。因为作者的亲历与讲述，我重建了对“和平”的想像。
在战乱的国家，人民都知道他们想要逃离什么。可在巴尔干这样的土地上，人们小心翼翼、又各怀愤恨，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我不禁想问：在这里，人们是怎么保持住生活的勇气的呢？
不止一个人向作者坦诚他们重回故里的故事，当作者问到“为什么要回来？”他们仿佛约定好似的，指出那个不可质疑的事实——家。
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国际利益……这些命题大概都很难有正确答案了。只盼着书里的每一个人——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平凡人，都能安守自己的家园。
从2020年开始，我有快五年没有旅行。之前，我是个蛮喜欢到处走走的人。
不旅行不出门的五年，我读着刘子超的旅行文学，假装自己这颗失落的卫星，随着作者，沿着季风的方向，午夜降临前抵达，血与蜜之地。
旅行纪实作品越来越受欢迎。旅行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作家以及各类媒体，都有大量的旅行文学和影视。我在想，为什么我会青睐刘子超的系列作品呢？
刘子超在讲述一个个故事的时候，很自然地把自己隐藏在故事之后。他虽然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是他不会评判故事里的人，不去指点别人的生活，他是一位摄影师，把镜头摇到某个人物和场景，让读者去体会和感受。
另外，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刘子超介入当地生活时的克制和机敏。读刘子超的书，总是会感叹，他是如何把握交流的分寸。如果没有坦诚，当地人懒得和你交流，更别说深入交流了；太刻意，反正你只是过客，别人也未必会愿意说心里话。不晓得刘子超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能让这些经年累月处于纷争中的人们，向他这位素昧平生的异乡客袒露心扉。
刘子超的文字，既充满诗意，又亲切友好，既冷峻又温暖，就像他和当地人交流一样，恰到好处。我猜，刘子超不仅对中文的运用相当娴熟，其他语言也是游刃有余，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妙的分寸感！
说回到《血与蜜之地》。如果说《失落的卫星》的主题边缘化和没落，《沿着季风的方向》的主题是忧郁和暧昧的证道之旅，《午夜降临前抵达》的主题是不确定性，那么《血与蜜之地》的主题就是身份认同。
但是，身份认同为什么一定要和国家、民族、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认同揉合在一起呢？从《人类新史》中提到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相比早期人类社会，现代人失去了迁移、不服从和塑造社会现实的自由，缺乏想象力，迷失在僵硬狭隘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不可以既是你的也是我的还是他的？为什么后来者一定要铲除之前统治者的痕迹，好像之前并不存在，假装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后来者的？没有交集，拒绝融合，只有非此即彼的排斥和争夺。血与蜜之地之所以复杂和矛盾，是因为他们拒绝丰富，是因为统治集团的私利和“分而治之”驭民术。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不是土地定义人的身份，而是由生活在土地上的鲜活的普通人来来定义脚下的土地，血是不是会少一点，蜜是不是会多许多。
这本书不同于其他游记，即刘子超的最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个时间的旅者，穿越陈旧的过去，只讲述历史；他还是个始终微蹙着眉的思考者，在各种环境，各种人群，各种故事中寻找充满哲思的碎片，用温和细腻的文字，将它们仔细地拼嵌，铺成一副巴尔干半岛的地图。
那是绝对立体的地图，他像个最有耐心的导游，来到这个他在脑子里早已游览过的神秘之地，熟练地带领着我躲过炮火，绕过狼烟，去看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具体面貌，看那些从古老的过去而来，并永远地停留在了过去的文化，中间他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开展对话，他会用自己的机敏反应与学识应对对方抛出的语句。
再从语句中，凝结出些什么，也许是一段思考，也许没有答案。这让我想起另一本类似游记的书——《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行进只是身体的行为，在不断的行进中，大脑里的思绪、观点也在不断变化，脑里的路，也在更新，更新成新的脑回路。
我仍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