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文 | 明人说部新式制法初探——以陈继儒说部为例

摘 要：明代精英阶层中，说部成为文人在文集之外文本创作的另一方天地，是士人在智识、学养以及生活情趣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说部勃兴甚至能够影响到晚明一些私家目录的分类，亦足见当时士人创作说部的热情。华亭隐士陈继儒说部著作众多，且自创作之初便攫取了名声，托名陈氏的说部伪作亦不鲜见。或受此影响，自清人以来，即使是对于陈继儒亲自纂撰的说部，也存在着编纂方式上的误读，而其中的新变更无人发现。陈氏说部的新式制作方式是晚明学术风气、出版业以及知识文化形态新特质的反映。

关键词：陈继儒 说部新式制法 阅读 出版 知识文本

明代说部勃兴，蔚为大国。明代士人生活与学术中多棱镜式的不同面向，更多地通过说部文本而非传统诗文来予以呈现。说部作为一种著述体例和文学形式，既保留了传统的学术样式，又开拓出新的特征。从原来不被读书人看重的稗官小说，一跃而成为士人争相购读的“天厨禁脔，异方杂俎”^[1]。《澹生堂藏书目录》为反映明代知识新类型与新特征，即增加“说丛”和“说汇”两种分类。

陈继儒在晚明享有大名，其著作亦为时人所重。夏树芳曾在信中称赞：“眉公名满天下，无论制作如云，不胫而走四域。即片语嘘毫，如半天朱霞，霅煜江上，可望而不可攀。”^[2]夏氏所言“制作”中便多有眉公说部著作。陈继儒说部著作既具典型性又具个人特征，可谓明人说部的代表之作。

但历来明代说部文本的构成多遭学者诟病，陈继儒说部也概莫能外。其原因之一是受清人评价的影响^[3]；二是陈继儒说部所依赖的书籍实体——《宝颜堂秘笈》刻印质量不高，此以叶德辉之评价^[4]为主。加之钱谦益对陈继儒编书做过贬抑式的描绘^[5]，使得清人的判断看似成为盖棺定论、不刊之言，难以撼动。如此一来，陈继儒说部因表面上杂乱无章地摘抄其他书籍，又多有不标明出处的做法，失去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与可能性。

然而若将陈继儒说部文本逐一追溯来源，可发现其中某些文本虽标明文献出处，但却导致了“迷惑”与“误导”，致使清人与当代研究者判断存在方向性的舛误。实际上，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未能发现其说部独具特征的制作方式。

眉公亲自制作的说部集中收录于《宝颜堂秘笈》，《眉公杂著》中含十六种，《宝颜堂秘笈》续、广二集又收四种。按照文本构成的方式，二十种说部大致可分为纂集式与撰著式两类^[6]。顾名思义，纂集式说部的内容多为摘录他书纂集而成；撰著式说部的内容则多为陈继儒自撰原创。前文提到清人的批驳往往针对眉公纂集式说部而发。而撰著式说部诸书中，也往往只有两三部因带有“清言”色彩，才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此种文学研究的重心多集中于内容，忽视了文本构成。

乍看之下，眉公作品各自独立，然其中文本情况十分复杂，纂集式说部中包含原创内容，撰著式说部中亦存在大量的摘录文本。多种著作呈现出互相勾连，层次分明的文本结构。本文将从说部的两种编撰方式分别入手，对陈继儒说部文本构成进行深入分析，还原陈氏制作说部的过程，进而理解说部在当时的新变，重估明代士人精英阶层创作的说部文本对于书籍史、文献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一、他人作品的摘引——纂集式说部的文本构成

由于对陈继儒纂集式说部文本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溯源，因此清人眼中的眉公说部是“颇无伦次”、“琐杂如是”、“纤仄琐碎”的，并认为陈继儒影响颇大^[7]，因此贬低明人说部的整体价值^[8]。实际上，眉公纂集式说部的构成绝非毫无章法。本文在对陈继儒说部进行文本溯源后，按照显示出的聚集性特征，将其中的摘引文本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基于单种说部的删削，另一类则是基于几种类书、说部的摘录。

（一）基于单种说部的删削

基于单本书而成的陈氏说部作品呈现出具备统一主题的特征，且其制法主要是删削原书。此类制法形成的作品中，《香案牍》与《邵康节先生外纪》特征最为明显。

《香案牍》一书与传统认知最为明显的差异便是其文本来源。四库馆臣评价《香案牍》时提及其文本来源：

是书述神仙故事，自轩辕以下凡七十二人，皆自《列仙传》《集仙传》诸书中钞撮成编，了无义例。^[9]

但就此书文本来源而言，陈继儒在自序中首先便已明申：

卧起，抽一编读之，则浮云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醎”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载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顾其言不雅驯，余与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精为一卷，以资麈尾。^[10]

按照序中的说法，《香案牍》一书是眉公删减了浮云山道士所著《仙史》而成，点明出自《道藏》“醎”字函，且列出原书的卷数、条目数，非常具体。本着“雅驯”的语言修辞标准，陈氏对《仙史》原文进行改易，留存了主要是“奇逸可喜”的内容，目的是以资清谈。

有时陈继儒自序中所言不实，难以尽信，因此想要确定《香案牍》一书的文本构成则需要再次进行文本比对。序中所言浮云山道士，即是元代道士全阳子赵道一。《仙史》则是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书的简称，又名《仙鉴》。将《香案牍》与《仙鉴》对读，确如陈氏所言，《香案牍》每一则文本在《仙鉴》一书中皆有迹可循，文本产生了大幅度删减，并非如四库馆臣判断的那样。

《邵康节先生外纪》大致也是基于一种书而成的。但与《香案牍》不同的是，《外纪》在摘引原文的过程中没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外纪》一书，收录于《宝颜堂秘笈》广集中，而其中未收陈继儒自序。此序见于眉公文集，名为《邵子外纪序》，序中讲述了《外纪》的编纂过程：

吾友徐德夫刻《邵子全书》，非独尊邵，且以尊易也。余于《全书》之外，复从《邵氏见闻录》^[11]及诸稗官家，凡系先生者皆采为《外纪》……^[12]

陈继儒在序中称其受徐必达启发，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作《邵氏闻见录》中摘录与邵雍事迹相关的文本，形成此书。又称，除《闻见录》之外，他还引用了“稗官家”的文献，经溯源，卷三末有6则内容出自《河洛真数》。卷四中前几则内容，唐顺之《荆川稗编》中皆收之，陈眉公所称“诸稗官家”即指此。然而此书文献来源仍是以邵伯温《闻见录》为主。

四库馆臣对此书文本来源的判断较为准确：

是编取邵伯温《闻见录》所载邵子事迹，略为诠次始末……然伯温之录具在，何必复述其文也。^[13]

但邵伯温《闻见录》二十卷，内容涵盖了北宋在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想要从如此复杂的文本中挑选出与邵雍相关的内容，亦需花费一番功夫。四库馆臣对陈氏此书过于苛责。

此类主题单一的说部，制作仅基于单种说部，便可删削而成，大大降低了编纂所投入的成本。而陈继儒几种没有明晰主题的说部，为了能够省时省力，也集中出自大型类书与说部。

（二）基于多种著名类书与说部著述的摘录

基于几种大型类书与说部著述而成的陈氏说部作品主要有《珍珠船》《群碎录》《书蕉》《枕谭》四种。作品文本呈现出既不分类，又无编纂主题的特征，注录文献出处时亦无统一标准，因而显得驳杂。其制法主要是摘录原书。此种制法形成的陈继儒纂集式说部受清人批判最甚。但将文本来源逐一进行追溯，则可发现陈继儒在编纂过程中所需的文献种类并不复杂，甚至十分单一。

举例而言，《珍珠船》一书从表面来看，其中确有不少注明出处的条目，且注明出处的形式有二，一种是出处与文本内容形成整体的记载方式，如：

《异物志》云：“广南以竹为砚。”^[14]

另一种是出处与内容分离，在文末以小字注明出处，如：

“陈达妹才色甚美，发长七尺，石季龙以为夫人。”《邺中记》^[15]

然而类似这样有出处的文本不及半数。

抛开此种表面现象，经过逐条比对，文本之中暗藏着十分具有导向性的趋势：《珍珠船》所引文献并非直接来源于其文本内所标明或未标明的原始出处，而是连续多则集中出自于某种类书的某一卷，文内所标明的出处也是摘录而来，不是陈氏所加。

如，《珍珠船》卷一第一至第六则皆来自《类说》卷五十，第七至第十一则来自《类说》卷四十九，第十二至第十四则来自《类说》卷五十五。《珍珠船》的文本来源皆具备此特征，卷一多摘引自《类说》《古今说海》，卷二来源于《稗史汇编》《海录碎事》，卷三文献几乎全部摘自《海录碎事》，卷四则来源于《类说》。

《珍珠船》的内容是从几部大型类书中批量获取的，其中主要以两部宋代类书《类说》与《海录碎事》为文献来源。其中虽有少部分内容大抵由于类书历经多年，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而导致难寻根源，但《珍珠船》的文献来源于几种类书的事实则无需质疑。

按照此种方式对文本进行溯源，《群碎录》也是汇集他书而制作形成的一种说部。经过比读，其文本来源除《海录碎事》《稗史汇编》等类书外，众多大型说部也是其文献来源，如《尧山堂外纪》《玉芝堂谈荟》。由于此类说部作品中互相抄撮的情况非常普遍，同样的内容为几种书同时记录，因而《群碎录》的来源有时难以判断，甚或一些记载已经难以确定其出处。但可以肯定的是，《群碎录》的编纂与《珍珠船》全部抄撮自类书的行为又略有不同。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其中有32则皆摘自王世贞《四部稿》中的说部。

《书蕉》《枕谭》二书则是在《群碎录》的文本构成方式上形成了两种向度。《书蕉》的引用书目中，也有与《群碎录》中所引内容相同之书，如《海录碎事》《稗史汇编》。并且在《群碎录》的基础上，增加了几种单一主题的说部，如《老学庵笔记》《清异录》《广舆记》；而《枕谭》则似乎是受到《群碎录》引用王世贞说部的启发，其中的文本皆来源于杨慎、王世贞二家以宏大广博为创作意图的说部。

眉公纂集式说部的编纂，反映了明人不仅仅停留在热衷于收藏、阅读类书与说部的层面；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说部新作品的出现，是基于类书与说部，进行快速的二次文本批量摘录与加工，其中并没有新的内容产生。

二、本人作品的重复——撰著式说部的文本生成

眉公说部的新式制法在其撰著式说部中体现为多信息知识文本在不同说部作品中的重复。一则文本中包含着多重信息，而不同说部按照主题进行采择，故而形成了同一则文本出现于多书中的现象。

此种文本重复虽然数量多，却十分零散。以《虎荟》为例，《珍珠船》《群碎录》《香案牍》《偃曝余谈》《笔记》中有9则与“虎”话题相关的文本，《虎荟》在编纂过程中就将这些文本重新引用。如陈继儒在《笔记》中记录了一件自己亲眼所见之物：

滇中宁山有虎能飞，状如蝙蝠。蒙岫有蛇，见人自断。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兽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疑即飞虎耳。^[16]

陈继儒在文中描述了自己在王锡爵家所见之物，然而因怀疑此物的真实性，故于《虎荟》中删去，形成以下文本：

滇中宁山、蒙岫有蛇，见人自断。有虎能飞，状如蝙蝠。^[17]

除《虎荟》之外，类似的情况在眉公撰著式说部中比比皆是。对比之下，能够发现陈继儒对同一则文献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将无关多余的信息进行删减，以适应另一书的主题。

如前所述，陈氏撰著式说部文本的重复在微观上呈现碎片化的样态，但其中以不同说部著作为衡量单位，则可在宏观层面发现几种说部是以《太平清话》为基础的衍生。《太平清话》是陈继儒较早撰写的一种说部，记载了眉公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陈氏其他几种后出的撰著式说部则是选取了《太平清话》中几个不同的主题衍生而来。《妮古录》与《书画史》中引用了《太平清话》中大量古玩、书画一类藏品的相关信息；《岩栖幽事》中引用山居生活的有关的内容；《眉公笔记》则收录一些杂文。此类作品的制法主要是择取《太平清话》中的相关文本，并增加少数原创内容。

《妮古录》中内容较为集中地谈论法书名画、彝器瑗璧，是陈继儒说部中影响较广的作品之一。时人提及陈继儒的书画思想，亦往往从此书中寻觅。然而《妮古录》中近440则内容，其中354则全部摘自《太平清话》，仅有86则为单独记载。与《妮古录》的制作方式相同，《书画史》仅有一卷，共62条内容，48则出自《太平清话》，只有14则内容是独有的。

陈继儒将二书从《太平清话》中选录出来，可以更方便、直接地阅读其艺术相关的评论、记录。有研究者将《妮古录》中陈继儒与嘉兴书画收藏项氏家族鉴赏书画的记录总结出来，认为“《妮古录》是陈继儒深度融入嘉善顶级文化圈的产物”^[18]，而用作论据的几则文本实际上皆出自《太平清话》。这便是由于对《妮古录》与《太平清话》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而产生的误判。

《岩栖幽事》在以往的文学史书写中被认为是陈继儒清言作品中的代表，但其中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亦抄撮自《太平清话》。《笔记》一书初读上去内容庞杂，共156则内容，但其中80条也自于《太平清话》。由于《太平清话》本身内容多样，而《笔记》从其中摘录文本亦无主题，涉及异闻异事，古人名号解、人物介绍、诗话，实则是将《太平清话》的博杂体现得淋漓尽致。

陈继儒说部的新型制作方式集中反映在知识文本的互相纠缠与重叠中。《妮古录》《书画史》《岩栖幽事》《笔记》四种说部实际上是《太平清话》中书画、隐逸、杂识三个较大写作主题的集中展现。一书通过内容重复，化为四书，再增补些许新内容，是陈继儒撰著类说部制法的一大新特征。其本质亦为多信息知识文本在不同说部作品中的重复。可见陈继儒在编纂说部的过程中留心每则文本所包含的要素，一旦多种主题的文本符合几种说部，都可用作素材，说部诸书内部之间互相引用的程度大大超出此前研究的认知。

三、说部新式制作方式成因

由上观之，陈继儒说部体量大、数量多，其成书方式中既有传统，又具新变。本文主要着眼于陈继儒说部编纂方式所体现的新变。纂集式说部的新变，在于纂集方式的简化和效率的提升，以适应快速出版的需求。陈继儒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从其他作者的原创著作中搜集文本，形成新书，而是十分简单地将单种作品进行删削，或是从大型类书、说部中重新批量挑选知识文本，另制为新书。撰著式说部的新变，体现在原创的多信息知识类文本在其说部中不仅记录一次，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被多次收入不同的说部著作中。

（一）嗜博爱奇的学术与阅读风尚

崇尚学问广博，阅读追求嗜博爱奇，是说部制作产生新变的内在动因。明中期后，学风空疏，世风亦日渐不济。这多被看作是心学发展所带来的弊端：“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19]因此出现了另外一路倡导博学、考据的学者来纠正这种僵化的学风，杨慎即是其中之代表^[20]。在当时，杨慎与博学似乎可画一等号，李贽评价杨慎称：“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21]

作为学术偶像，杨慎掀起了一股学术的浪潮，收获了羽翼和拥趸，学林之人竞相与杨慎进行学术往来：“杨用修先生《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时人颜曰‘正正杨’。……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竟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书已成，尚未之镌耳。”^[22]

家庭的原因，使得杨慎接触了大量一般人所不能见的书籍，故其著述众多，成为明代第一人。王世贞亦为杨慎的博学所折服：“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23]王世贞亦创作了大量说部著作，以展现自身的学问。胡应麟评价曰：

《巵言》《笔记》《宛委》诸编，巨而须弥，细而芥子，玄言奥旨，迥猎穷搜，璅说稗官，旁引曲畅。粤若丘明、太史，曹杜诸君，咸以文词取称，博极未闻。^[24]

王、杨二家说部成为引领博学的代表，汪道昆《丹铅总录序》中就将二人并提：

《丹铅总录》则其博古之绪余，幽讨冥搜，不遗余力。直将探蝌蚪、译侏俪……弇州抉二酉、覆五车，于书无所不读，其闳廓足当金齿……弇州之称物也博，其博物也精。说部衡石丹铅，足为国色增重。^[25]

撰著说部的作者通过说部展示自己广博的学识，而阅读说部的读者则通过说部了解新知，增广见闻。

实际上，精英士人阶层推崇学问广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已有知识的审美疲劳。他们不再满足于掌握陈旧的知识，而说部正是他们获取新奇知识的最佳阅读选择。陈继儒在《藏说小萃序》中叙述吴中文士影响下的江南士人对于说部书的痴迷甚或超过传统的经史子集：

余惟海内聚书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则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实皆耳目所恒习也。书之难，难在说部。余犹记吾乡陆学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沈、都、祝数先生往来，每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岀笥秘，互相传写，丹铅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籖，率类是，而经史子集不与焉。经史子集譬诸粱肉，读者习为故常。而天厨禁脔，异方杂俎，咀之使人有旁岀之味，则说部是也。^[26]

陈继儒好友范允临在为夏树芳《词林海错》所做序中也有类似说法：

今夫食全鼎者有余味，而染指寸脔者且得傲之，以不知非全之不若寸脔也，珎异之难尝也。余尝谓：味固有之，书亦宜然。经史子集譬诸梁肉，读者习为故常，而龙酱、蚳醢、犓腴、觾翠，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则说部诸书是已。^[27]

这些说部类书或是丛书在序文中一则强调其中包含内容的广博：

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穷人事。大之而国故朝章，小之而街谈巷说。以至三教九流，百工技艺，天地间可喜、可愕、可怪、可笑之事无所不有。”^[28]

二则强调阅读带来的舒适体验：

然其间纪事，固有足补正史之所未及。而格言妙论、微辞警语，读之往往令人心开目明，手舞足蹈，如披沙得金，食稻梁者忽噉酥酪，不觉其适口也……可广闻见，供谈资。^[29]

说汇、说丛由于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成为士大夫或是家族资产雄厚的读书人书架上的常备之书。类书包罗万象，甚至因其快速获取知识的工具书特质，亦成为文人阅读的一大来源。胡应麟文集中有“读”类文章，记载读书后的所感所想，除记录阅读传统的史、集、子类书籍，还添加许多类书、说丛，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说郛》《类说》《古今说海》等书，可见当时说丛、说汇在精英文人创作和阅读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局限

说部制作中产生新变的外在因素，既在于出版业的发展，也在于其局限。无可否认，明代出版事业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明代的刻书事业，在我国出版事业史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均可称为极盛时代……无论是数量还是雕印质量，都远远超越了它以前的各个时代。”^[30]然而这只是宏观现象，图书质量和数量改善的成果只为精英所享有，如赵益所言：“明代经典图书的商业性出版意味着传统学问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只是在更大程度上打破了少数精英分子对经典文献图书的垄断，并不表示古典学问突破了精英阶层的范围而成为庶民大众的思想资源。”^[31]

说部的新式制作方式反映了出版业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却无法进一步满足整个精英阶层试图通过阅读类书与说丛、说汇来获取嗜博爱奇的阅读体验。想要拥有一套陈继儒编纂说部所藉助的类书，在当时的精英人士看来却也十分不易，“类书一直是作为工具书，而为读书士子所经常查阅，又因为部头大，册数多，价钱较之一般图书来说，也要贵出许多。”^[32]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曾记载过《海录碎事》抄本的价格：“《海录碎事》十六本，绵纸旧抄，八两。”^[33]沈津考察过刘双松安正堂刻《古今事文类聚》的价格，此书三十七册，“每部实价纹银叁两”^[34]。即使是刻本，在当时也得花费一个七品知县将近一个月的月俸^[35]，更不用说普通读书人。若同时拥有眉公编纂说部的各种类书，非藏书之家难以想象。如果无需购置类书，而只是想通过阅读“暇时一寓目，以苏疲”^[36]，眉公说部中的《珍珠船》《群碎录》足以用来增广见闻，开阔眼界，满足求异之心。

一套类书对士人精英来说称得上是奢侈品，而购买大部头的说部同样也需花费一笔巨资。明代李本纬曾有诗《不佞以五千缗购弇州集不果已而牟士张宸乞助婚所需适与缗合捐之以资花烛》二首^[37]，想要购买王世贞的文集需要五千缗^[38]，此说法或为夸张之言。但可以据此推测，李本纬想要购买一套《弇州集》尚属不易，更不必提一般的知识分子了。

杨慎、王世贞二家说部名气虽大，但仍难于购买。陈继儒在王锡爵家坐馆，伴读王衡，且又受王世贞赏识，时常出入其处，见到王、杨二家的说部自然稀松平常。陈继儒曾有一言曰：“吾朝文集孤行，而埜史独诎，惟杨用修、王元美两先生说部最为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驯。”^[39]他不仅读过杨、王二家的说部才得以评论，还将二家的说部仔细品读，并记录短长。《群碎录》《枕谭》《书蕉》对王、杨二家说部内容的摘录，便能使人略窥豹斑。

另外，《香案牍》《邵康节先生外纪》所基于制作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邵氏闻见录》在明代也并不十分流通。《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出自《道藏》，另外邵伯温《闻见录》在明代多为抄本，《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记载过此书“二十卷四本”“绵纸旧抄”的价格为“一两六钱”^[40]，刻本仅有毛晋汲古阁本。二书原不易为人得见，而经过陈继儒之手删削、摘录，形成两种“新”作。也正是由于陈继儒在文献上占有更为丰富，将其中摘录一部分以成书，也能够满足知识分子读异书的渴望。

在出版印刷水平不高时，文本重复意味着资源的浪费。虽然明代的出版印刷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降低大部头类书、说汇的成本。但是却已经可以满足同一知识在不同说部中进行大量重复了。陈继儒说部的出现，则使得购买类书、说丛较为困难的精英阶层可以获取广博的知识储备。

结语 新式制法中的知识复写

陈继儒说部在制作之初，设定的阅读对象便是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等级、知识储备相当的精英人士。并且《宝颜堂秘笈》中由尚白斋所刻几集皆为私刻，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实际上，从一些蛛丝马迹中也能证明陈继儒说部的阅读者亦属社会的精英阶层。如费元禄有《读陈眉公先生岩栖集》七律，汤宾尹《李玄亮归云间致问眉公以诗代书》之二中提及眉公说部两种：“香案牍前寻吏帖，珍球船^[41]里护蠙宫”。除了在诗文中抒发读后感慨，更多的精英人士则是在阅读陈氏说部后，通过在自己的说部中摘引相关内容，来表达接受之意。如费元禄的《鼂采馆清课》、吕纯如《学古适用编》、张燧《千百年眼》、江用世《史评小品》、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张廷玉《澄怀园语》、王士祯《香祖笔记》《带经堂诗话》等等，甚至清世宗《悦心集》中都引用过陈继儒说部中的内容，足见眉公说部阅读群体仍以精英为主。

陈继儒在其说部的编纂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新方式。不论是基于单本书的删削，或是基于几种著名大部头类书与说部著述的批量摘录，甚或是以《太平清话》为基础的衍生，其本质在于知识的复写。陈继儒说部的新式制作，体现了明人更重知识本身的思维理路。以开拓识见而非学术考据^[42]为目的的单个知识，可以作为一种文本符号脱离其出处^[43]进行重复传播。

以眉公说部在明清两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来看，读者的阅读热情肯定了此种方式的知识传播。精英阶层创作与阅读说部蔚然成风，清人也无法否认和辩驳：

说部书之盛，其在明世乎？^[44]

不仅是陈继儒所著小型说部书采取新式制法，即使是大型说丛《古今说海》以及“陆氏小说三十家”、“顾氏小说四十家”，在编纂时为省时省力，也从其他类书、说部中纂辑文本：

云间迩辑《说海》，余稚岁从人借读，大诧为奇书，即该洽，亦往往见欺纂人以家藏秘本也。比长，博考诸说家，乃知此书《就日》《潇湘》等录，多出《说郛》。《灵应》《洛神》等传，多出《广记》。仅卷首《北征》《半夏》诸编，杂彚本朝故实，又皆人所常见家有之书也。盖是时，《广记》未行，《说郛》罕蓄，一时老宿订证无从，如前此陆氏小说三十家，后此顾氏小说四十家，皆《广记》钞出，杂他书不过什一二耳。^[45]

胡应麟在年轻时借读《古今说海》，当时以为“奇书”，到后来学识逐渐广博，便发现《说海》中收录的内容多出自其他类书、说部。虽然此种编纂在追求秘本、孤本的胡应麟眼中评价不高，但仍然读者甚众：“好古博雅之士闻而慕之，就观请录，殆无虚日，譬之厌饫八珍之后，而海错继进，不胜夫嗜之者之众也。”^[46]

如果说，明代的商业出版“打破了少数精英分子对经典文献图书的垄断”，而按照新式制作方式编纂的说部既得力于明代出版的繁荣，又因出版发展的局限，成为许多读书人难买大型类书、说部，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无疑使得新奇知识本身得以在普遍的精英阶层中流通更为便利。如果说，通俗知识商品化是商业出版、通俗读物的特征，陈继儒说部制作方式的新变则体现了精英阅读中重视新异知识传播，以及由此而带来知识复写与传播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