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家庭照顾模式：当儿子和丈夫成为长期照顾者

在一般印象中，所谓家庭照顾者的身份不是妻子，就是妈妈、女儿或媳妇，而医护照护中也比较熟悉与女性照顾者的互动模式，但近年来，我们的身边慢慢出现了更多元的照顾者身份，他们可能是丈夫、可能是爸爸、儿子，甚至是爷爷和女婿。

2018年北京大学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公布的数据反映出了时代的转变，男性照顾者的比例由过去的两成攀升到三成，在社区为照顾者提供的服务中也体现了一些端倪。

举一个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例子：王爷爷80岁，与75岁中度认知障碍的妻子相依为命，记得第一次打电话跟他聊生活状况时，王爷爷豪迈地说：“没问题啦！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好抱怨的！”而当我们再追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目前长期照顾相关的社会服务做得不错，有些服务可以介绍给爷爷使用，王爷爷笑道：“不用啦！我现在也不方便用（行动不便，出不了远门），我现在知道有服务的信息，以后自己需要会再去用（因为听不太清楚、也不理解），现在都还好，你们去关心其他人啦！我一个大男人也照顾那么久了，难道还会有问题吗？”

在社区社工耐心的咨询下，王爷爷同意我们持续跟进，但每了解一次，我们听到的内容就越多元、越令人惊讶，原来在王爷爷坚强的外表与对话下，躲着一颗孤独已久的心，想休息但总把自己约束得更紧。这位男性照顾者给自 己的重担与期许，好像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自身的负荷。

转型中的家庭照顾模式：男性照顾者比例逐年增加

男性从小就被教育做坚强、勇于冒险、承担责任，少说多做，男儿有泪不轻弹，这都是老生常谈。很多中年和高龄的男性照顾者因此面临着传统文化的期待。在过去，在婚姻关系构成的家庭结构中，家庭照顾的重任往往会由女性接手，但随着时代进步，高龄化（老人相互照顾衍生出健康、行动、生活照顾、经济安全等问题）、少子化（家中可运用的照顾帮手变少、且生活圈不尽相同）、婚姻与家庭观转变（不婚及失婚人数的提高、对传统家庭价值的改观）、地域性（城乡差异、居住型态及使用资源的习惯、便利性）等种种因素影响下，家庭问题已经逐渐打破传统两性分工的概念，只能用最有利家庭运作的模式，不论性别，同心应战。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配偶间的照顾无性别差异，只要一方出现失能、失智、身心障碍、严重疾病，就会由另一方扮演照顾者的角色。而子女照顾者仍高比率地由女儿、媳妇担任。不过，近几年也看到因单身、独子、中年失业，儿子开始主动遵循孝道，扮演主要照顾者，他们亲力亲为，承担起照顾的重任。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在东亚各个地区都开始有所体现。

日本：“儿子照顾者”面对哪些性别不平等？

2010年，八个日本照顾者当中大约有一个是儿子。日本学者平山亮在他的新作《我是儿子 我来照顾》一书中记述了对这个人群的观察。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主要家庭照顾者统计资料，家庭照顾者的亲属关系类型，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同住的配偶、孩子、孩子的配偶，然后才是分开居住的亲戚。说到照顾的顺位，姑且不论男女，比起孩子的配偶，最优先的往往就是亲生孩子。除此之外，住在一起的孩子也会被优先考虑。但是这背后存在着许多现实因素，比如即使父母已经步入需要照顾的高龄，却从来没有离开家的晚婚、不婚子女；或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无法自力更生，就算想离开老家也办不到、只能当寄生虫的子女。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不知不觉中，身边又增加了一些由成年孩子和老年父母组成的家庭。

在日本，现实中儿子照顾的情形在不断增加，可是他们却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内。不只是因为人数少，主要是因为儿子照顾者不会主动谈自己的事情，不会向外人求助，也拒绝其他人的介入。这使得儿子照顾就像是黑洞一般，要靠近这个黑洞相当困难，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黑洞里，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是，2000年之后跃升为老人受虐加害人首位的不再是媳妇，而是儿子。由于儿子照顾者的人数占比较少，事实上儿子成为施虐者的概率非常高。一般认为，施虐的机率与一起相处的时间长短有明显的关联。媳妇虐待的案例比较多，单纯只是因为媳妇照顾的比例很高。可是两相比较，儿子照顾者的人数比较少，施虐者却很多，这体现了儿子照顾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在日本，有许多地区的照顾管理专员认为棘手的案例，大部分都属于这类。从各式各样的案例报告中可以看见，虐待行为包括不给吃饭和不让洗澡的疏失、拒绝外部支援者的照顾和医疗、仰赖父母亲收入的退休金寄生虫等等，这也的确体现了儿子照顾第一线的现状。当然，儿子照顾者并不是全部都会虐待老年人，但是，会施虐的照顾者和不会施虐的照顾者其实只有一线之差。假使能知道不施虐的照顾者的实际情况，应该就能更深入理解施虐照顾者的感受。

《我是儿子 我来照顾》一书中虽然仅有二十八个案例，但是这本书让我们对照顾父母的儿子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透过平山先生周密而细腻的分析，引导我们广泛地理解这些内幕。

比方说，第二章谈到已婚的儿子成为照顾者的情形，他身边的人往往会因此谴责：那你老婆都在干什么？但其实若没有妻子在背后支持，丈夫也不可能成为 “儿子照顾者”，但却有人会抱怨妻子的付出不如预期，或是视妻子的付出为理所当然而不给予肯定、不能理解她心中的纠结等。妻子毕竟是妻子，无法摆脱“没有参与照顾”所导致的自责念头，或是认定自己的付出太少。也会有儿子照顾者趁此机会大言不惭地表示：“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相反，假如是妻子必须承担照顾自己父母的工作（女儿照顾），这些丈夫又会怎么做呢？

第三章谈到照顾者还有其他手足的情况。平山先生还将手足分成兄弟和姐妹两种不同的状况来思考。如果儿子照顾者有姐妹的话，儿子的照顾工作反而会更难做。因为姐妹不仅会批评照顾者的做事方法，还会任意插手介入。因此，不能直接认定有姐妹在旁就能提供很多帮助，实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另外，儿子在照顾时偷工减料经常会有理由辩解——这被统称为“最低照顾”。这里面存在着“敦促被照顾者自立”、“活用仅有的能力”、“尽可能不出手干涉的关怀”等观点。由此可见，姐妹或妻子的过度看顾和照顾，反而会造成妨碍，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介入。针对男人的照顾，笹谷春美教授已经在她的研究中指出，“丈夫照顾妻子”的特征是“照顾者管理型照顾”，也就是无论过多或过少的照顾，都是照顾者主导，即使是兄弟姐妹或妻子也一样，不希望第三者介入，干扰自己的规律，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男性的照顾”。

这本书也讨论到儿子照顾者与职场、朋友的关系以及社交圈子。儿子不工作就没饭吃，也无法继续照顾父母。可是就连这个部分，也出现儿子照顾者和女儿照顾者之间很大的不对等。以儿子的情况来说，身边的人会对他说：“要好好工作赚钱、讨个老婆，让爸妈放心才是。”相反地，如果是女儿来照顾的话，就会变成“请你辞掉工作，专心照顾爸妈。”而父母在职场上的期待反而变成了压力。

平山先生还敏锐地指出：从决定自己照顾的那一刻起，就陷入只能全心投入照顾的状况，这种状况还有另一层涵义，也就是投入照顾的自由被剥夺了。这个结论同样可以套用在朋友关系上。年轻的儿子照顾者因为同年龄层的男性友人无法理解自己的状况，也没有共鸣，所以在与友人交往中，不希望只有自己在发牢骚、吐苦水。即便是面对老一辈的、都有照顾经验的同性友人时，他们也觉得“我才不要自己一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所以还是避谈照顾经验。儿子照顾者最想避开的对象，正是同性别、同年龄层的朋友。比起面对男性友人，儿子照顾者在面对女性友人时，似乎更容易说出真心话或是发牢骚。

而这种男性照顾的感情纽带，也影响到自己的照顾对象的选择。如果是父亲，那就是肩并肩的关系，因为父亲视照顾为理所当然，所以就算对照顾一事没有说过半句感谢的话，儿子也会基于“男人才不会说谢谢”的观念而体谅。相反地，要是原本应该付出关怀的母亲不再付出关怀，不论儿子或是母亲，双方都会感到困惑。因为男性通常对周遭的心情和感情变化比较不敏感，也就是沟通能力不足。所以，儿子照顾母亲或许比照顾父亲更困难。

照顾父亲和母亲，也会受到社会支援系统的影响。女性比较有机会在地方上“扎根”，因此当母亲变得需要照顾，母亲的同性朋友与熟人，都能成为支援儿子照顾的资源。即使母亲成为丈夫的照顾者，一样可以从同性朋友和熟人的网络获得支援。

香港：当丈夫做照顾者

香港城市大学梁丽清教授的《谁可相依？香港照顾政策的再思》，从两性角度看香港的男性配偶照顾者。比如很多男性会否认自己照顾者的身份，一些男性照顾者坚持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他们都感觉到心理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很多丈夫把照顾妻子界定为一种工作，相信需要体力，男性反而更胜任。而男性当全职照顾者，想法和感受都比女性更复杂。他们其实更注重任务安排，希望得到知识、学到技巧去照顾，相对女性较少留意被照顾者的情绪和感受，但其实揭开技术化的表面，内里是难以面对老病死的伤感。当被照顾者离世，男性照顾者的哀伤，可能比女性更加长久。

打开男性照顾者的内心世界，多些关怀与陪伴

在中国，就这两年的新闻报道分析，男性照顾者压力致病的案例显著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工作者发现，对服务对象应该开始提高性别敏感度，以能发展出不同性别需要的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