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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每周一书】，我们推荐伊恩·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作者追寻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起源，从二战时纳粹的政策，到二战后美国和西德企图对穆斯林的控制和争夺，穆斯林在这几十年来一直被作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棋子，即使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仍未放弃利用穆斯林的企图。但穆斯林有自己的组织和思想体系，其内部也充满了纷争。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造就了穆斯林今日在西方的样态，而我们仍不知它将去往何处。
恐怖主义的毒瘤是怎么长大的
萧轶
上月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期间，香榭丽舍大街想起了枪声，伊斯兰国对外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3 月 22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遭遇恐怖袭击一周年之际，伦敦遭遇恐怖袭击……近些年来，本·拉登当年“将战争带到城市中心”的恐怖愿望似乎正在不断地被兑现，似乎是伊斯兰国ISIS的规模化战争遭遇挫败之后的新选择，将恐怖主义式的独狼式战争嵌入现代社会的城市中心。
在恐怖袭击的噩耗不断传来之时，西方各国的竞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前基调迥然不同的是，各党派领导人都纷纷抛弃了保守中庸的竞选口号，转而竭力宣扬强硬态度的排斥性右翼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切割的互动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反映在西欧各国的舆论之中，在东方中国的互联网舆论亦复如此，对中东难民的讨伐与排斥，对右翼政策的欢呼与支持，似乎整个世界正在逐步地放弃了时代的耐心，转入激进速效的时代方案。一本被誉为“可能是读者所见关于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众多著作中最为粗俗下流的著作”《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以启示录般的坚定语气，预示着欧洲的毁灭……当这本其实在西方有些国家被禁止出版的图书引入中国大陆之后，收获了一大批的右翼粉丝，每当欧洲发生灾难之际，书中的语段就不断被摘录和转发，而这本书的浓缩版笔记更是在自媒体上成就了无数的十万加……
这一切，都指向了穆斯林这个身份。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失去耐心的右翼键盘侠们将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冠以一个蔑视的称呼：白左。这个高度简化的标签性称呼，就像将欧洲灾难的根源简化成穆斯林或伊斯兰，便一劳永逸地将一个困扰世界的复杂问题阐释完毕，加之社群之间的互相点赞和自我优越的智识表现，让这种谬论似的极端简化式观点，在被切割成不同身份归属的社交群组中不断被强化与传播。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便是一本破除这种谬误观念的非虚构著作：由《华尔街日报》前德国分社社长 Ian Johnson 所撰写的《慕尼黑的清真寺》。谁也不曾想过， 2001 年的 9. 11 恐怖袭击，真正的根源远在欧洲大陆的德国慕尼黑，而故事还得从纳粹德国开始说起……
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中东的地缘政治所催生的势力角逐，让处于旋涡之中的国家和地域充满了谍战的阴谋和笼罩着战争的疑云，由此逐步形成了现代中东的格局和动荡。在 Ian Johnson 的《慕尼黑的清真寺》中，同样出现了一位类似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的历史人物，他就是在纳粹帝国、西德政府和美国中情局都任职过的冯门德，几乎可以给他取一个与劳伦斯相对应的外号：东占部的冯门德。这位出色的突厥学学家，凭借学术能力和政治支持，将搅动整个伊斯兰世界，并且影响到我们时代。
在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为了更加完善的东进计划，为了更好地借助帝国以外的力量来抵抗苏联，冯门德生逢其时地担任了这项计划的学术指导，从而逐步放弃了学术研究而买上了政治征途。由于对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域的出色研究，他意欲借助该地域的少数名族及流亡群体，武装起来帮助纳粹打击苏联。尤其是苏联对宗教的禁绝态度和对少数民族的打压政策，让冯门德越发注重培养流亡群体的宗教身份认同感，不断地培育出一支骁勇善战的穆斯林部队。在某种意义上，少数民族流亡群体也恰好需要借助纳粹的支持，借此武装起来城里准政府机构，在经历了从战俘营到劳改营的迫害之后，他们尽管不为纳粹而战，但为民族解放而战让他们和纳粹拥有了共同的目标。
随着纳粹帝国的垮台，世界分为两极，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欧美与苏联之间形成了两大意识形态对峙阵营，冷战笼罩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两大阵营交织或直接对立的接壤地带，双方都在暗中角力，互相防止对方的进一步传播。尽管冯门德曾为纳粹帝国服务过，但他当年留下的穆斯林世界交往网络反而成为他在冷战时期的优势，让他再度重返政治漩涡，搅动世界格局。欧美国家与纳粹帝国在利用冯门德的能力这件事情上，由于目标都是针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所以冯门德重操旧业也就得心应手了：一方面，可以让他重新布局穆斯林力量来抵抗苏联的赤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穆斯林群体导入资本主义阵营。
然而，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最终却让欧美社会自食恶果。在冯门德和美国中情局、美国解放委员会等布局之时，穆斯林社会中的政治投机分子正在暗中蠢蠢欲动，不断地在穆斯林群体中崛起，逐步地让冷战棋局下的美国计划遭遇失败。由穆斯林智识群体所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开始越发地被强加在伊斯兰教教义上，意欲复兴穆斯林统治世界的昔日辉煌，暗中开始为策动伊斯兰全球革命而动员，由最初的以社群学校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后来的工程师穆斯林计划，也即对穆斯林进行职业训练。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在民族解放浪潮和智识阶层的阐述强化下，加上诸如沙特王国的资金支持下，让现代伊斯兰主义变得越发激进和恐怖，反世俗化和反西方成为主要特征，并希望通过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来推动现代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盘。
伊斯兰的清真寺，由生活色彩逐步走向了策动革命的政治色彩。以宗教为理由，清真寺开始不断地进入欧美社会的生活中心，在政治投机分子的策划下，清真寺逐渐地成为了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联络地带，形成了一个国际化和政治化的全球网络。在激进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的操纵下，以“圣战”之名，和平时代的城市中心不断出现独狼式恐怖袭击，由此而使得穆斯林的名声逐步地被污名化。而在互联网的舆论和生活之中的心有余悸，加上知识分子的简化式阐释和话语强化，让穆斯林替激进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背负着无法摆脱的黑锅黑帽……
无论是纳粹的东进，还是美苏的冷战，穆斯林群体只是被当做棋局中的棋子随意摆布。地缘博弈下的心怀鬼胎，用养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极有可能让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渗透进来，一不小心就让小鬼异化成厉害，成为难以铲除的社会毒瘤，操作棋子久了，终究会有被反噬的一天……
就像 9 . 11 式的恐怖袭击，并不能简化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简化式“文明的冲突”，无论是穆斯林身份的人，还是非穆斯林身份的人，都不该陷入单一化的身份认同，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揭示的那样：“单一身份的幻象符合冲突对抗策划者的暴力目的，它是由残暴行径的指挥者精心培养和塑造的。”因为身份归属是被阐释和被塑造的幻象，而这种被阐释和被塑造，往往是祛除了人性之丰富、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对个人的自由进行了删减与强加，形成了某种特定而固化的身份幻象，从而让人陷入身份幻觉的自我暴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和个人选择的自由。于我们自己而言，必须谨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才是其他的身份色彩；之于穆斯林身份的人，亦复如此，首先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能够独立思考的有着丰富人性的个体，然而才是穆斯林的身份色彩。那么，当恐怖袭击再度来临之际，我们也不该将这种独狼式恐怖主义简化地认为是伊斯兰的罪恶，更不该将这种罪恶强加给所有具有穆斯林色彩的整个群体。
因为，恐怖战争的发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恐怖分子所发生的。否则，正如阿伦特在1964年《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中所写的那样：“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集体罪恶能有效地粉饰所有确实犯下罪行的人的罪行；或如 1969 年，阿伦特再次在《论暴力》中所重复的那样：“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没有人有罪。”而这种将恐怖袭击归之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论调，恰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最好的辩护词……
作者: 【美】伊恩·约翰逊
译者: 岳韦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17 - 3
失去控制
伊恩·约翰逊
已是午夜时分，庆祝德雷尔四十五岁生日的聚会也进入了尾声。几十个朋友同事又跳又喝的已经好几个钟头了。此时，德雷尔的天体营好友卡琳西站了起来，开始读她当场写的顺口溜。
暖心暖心德雷尔，
长出白发心唏嘘。
只顾自己回家转，
留下朋友好戚戚。
直到此时大家才意识到这是个告别聚会。在慕尼黑当了四年侨民关系的头头后，德雷尔到了要告别的时刻，他要回华盛顿，要回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去了。他喜欢在慕尼黑的生活方式，他热爱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以及他每年要蓄起胡须参加的狂欢节。不过他在这儿的旅程结束了。
你的工作难猜透，
还要蓄个小胡子，
左看右望眨眨眼，
一笑活像人面狮。
混乱不堪戈壁中，
远东各国有身影，
波罗的海乌克兰，
俄国突厥通古斯，
鞑靼突厥高加索，
吉尔吉斯好稀奇，
基督菩萨穆斯林，
公主舞女天体营。
各国侨民纷纷起身，向德雷尔致谢。大部分人都是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俄裔流亡人员中的老一批人马。拉马丹和德雷尔新招的穆斯林在这样的聚会上大概会感到不自在。最后，德雷尔想尽办法用他断断续续的德文说道：“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目标。”人群中响起一阵叽喳声。一位前格鲁吉亚大公干笑一声，插嘴道：“我可不想听那些政治说教！”
东方风情各国有，
有些甚至傻瓜精。
围成一圈说谢谢，
因为有钱攥手心。
这才是你真工作：
移民关系大主任。
其他都是平常人，
要的无非是信任。
远方人们想知道：
我们偶像干什么？
他会给我说些啥，
远在美国小鲍比？
这也一直是德雷尔同事们心中的问题。与前任艾萨克·帕奇不一样，德雷尔把这个组织培养成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战略的一部分。无论是穆斯林学生还是拉马丹，都得到了几年前想都想不到的支持。就在告别晚会几周前的 1961 年 12 月 16 日，拉马丹扛过了冯门德手下老兵们的夺权企图，成了清真寺建设委员会无可争辩的首领。部分原因就是德雷尔的出手相助：他资助了拉马丹的会议并支持他为旅欧的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创立了活动平台，同时又争取德国人从前的合作者如高加索领导人麦高玛和达吉斯坦老资格首领赛义德·沙米尔等人的支持。美国以往曾试图要让冯门德来经营侨民事务，德雷尔事实上把他晾在一边。另外，德雷尔在帮助拉马丹在欧洲安顿下来上，可能也起了作用，比如帮助获得签证等，都要花费精力，还要主动积极。这正是人们可以依赖德雷尔的地方，这位冷战斗士，从敖德萨到莫斯科的老手，这个中情局的家伙，一心想把慕尼黑电台那些渴望当记者的人重新组织起来。
然而从这一切中美国又得到了什么呢？德雷尔显然赢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打击共产主义方面，穆斯林兄弟会和美国是心心相通的。 1961 年底，拉马丹曾致函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的主要顾问小亚瑟·施莱辛格，信中写道：“当敌人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武装并受盲从信徒所追随时，那些在政治上与他们相反的力量必须动员人民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拉马丹还写道：“他们采用的战术本质上必然是反宗教反信仰的。只有让人民的力量真正参与进来，真正代表自己，才能对付共产主义的渗透威胁。”这封信很可能是要求肯尼迪新政府继续维持美国和拉马丹等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在慕尼黑发生的事情不由让人对所谓联盟的价值产生怀疑。拉马丹现在是清真寺项目的负责人，但他的工作都是独立于美国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有同样的想法：控制清真寺，控制当地的穆斯林，然后利用他们对抗共产主义。当地的穆斯林身在慕尼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仍可以用于进行秘密宣传，但拉马丹不会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与美国盘算的不一样，拉马丹对团结穆斯林并对抗共产主义似乎不怎么关心。 1953 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分析一针见血：他最感兴趣的是把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以获得权力，他有传播穆斯林兄弟会那套伊斯兰的愿景。他把那些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晾在一边，在慕尼黑，大多数穆斯林对他都没用，他们只是些年长的退役老兵，宗教知识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成年人，太世俗，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故土，思想又太固执。拉马丹要的干部是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用来传播他的世界革命理论。他在领导一场新的运动，一场试图通过宗教来解决世界问题的运动。难怪他没有去统一慕尼黑的穆斯林；这远不是他心中所考虑的东西。他要的不是一个综合体，他要的只是一个细胞小组。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改变了想法，美解委决定不更换德雷尔，相反，他的副手威尔·克朗普将继续给那些老侨民团体提供资金，但不再招收新人，也不再和一心扑在穆兄会上的拉马丹联络。他对慕尼黑的美国人已经没有用了，谁都没有自动想要恢复关系。这期间，拉马丹写给施莱辛格的信也没获回音。侨民部最终被解散，美解委有过象征性却又意义明显的变动：就像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的那样，委员会在 1964 年更名为自由之声电台委员会。从那以后，它将重点转向了广播。到了 1970 年代初，当中情局在这些组织中的作用被曝光之后，自由之声电台从中情局剥离出来，并和他的姐妹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合并。两个电台都置于国际广播局的领导之下，并由国务院进行管理。
美国重新定位的标志就是派德雷尔去了越南。在那里，他帮助南越经营秘密电台，它们是中情局暗中支持的特种单位，越南军援司令部—研究观察组。德雷尔在该单位的秘密宣传部工作，只起一个作用。如同在慕尼黑一样，德雷尔似乎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到底有何作用，他不会说越南语，也不知道在广播些什么。他在那里担任顾问，经手几百万美元用于他根本不了解的某种活动。
1972 年，德雷尔以五十五岁的年龄退休，他已为政府服务超过了三十年。在弗吉尼亚，他有着一套十分漂亮的公寓，正好远眺国会山。他的海外旅行活动终止了，人生翻过了又一页。 2004 年，他由于跌倒带来的并发症，死于一家老人护理院。
1962 年 9 月，在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举行了有关伊斯兰在苏联的会议，会议上明星云集。这一曾经默默无闻的研究领域，重要性日渐增长。会议在豪华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该活动部分资金由美国国务院资助，有意在美国“打开中亚研究的大门”。该领域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苏丹、海伊特，以及世界各地的重要学者：独缺冯门德。
“没接到邀请，可能就是你告诉我的原因，”冯门德给苏丹的信中如此写道，希望他能动用他在美解委的关系搞到一张邀请，“另一方面，海伊特博士也在受邀之列，他只是东欧研究服务处的一个员工，而我，据称是个大纳粹，正是管这个处的……我觉得这种做法至少是不公平的。”
不论公平与否，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像冯门德这样与纳粹有关系的人的时代，来临了。种族灭绝的设计师之一阿道夫·艾希曼刚刚在耶路撒冷被处死，劳尔·希尔伯格也刚刚出版了他引起购买热潮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种族灭绝几乎成了一个禁忌话题，一个使大多数人都深感尴尬，不愿面对或选择遗忘的话题。此时，它成了进行严肃研究的领域，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是谁在当初参与其事。“大家都知道他是纳粹，这肯定是他没接到邀请的原因，”当时协助组织会议，还是哈佛年轻教授的理查德·帕佩如此回忆道，“他的名声让此事毫无悬念。”
冯门德越来越被排除在清真寺项目以外。他现在与清真寺建设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 1963 年初，退役老兵们宣布从该团体退出后，事实上已经有一年多了。与此同时拉马丹却在向前推进。为了强调他对这个组织的远大抱负，他把它的名字从清真寺建设委员会改为德国南部伊斯兰社区。
1963 年，冯门德遭受了又一次损失。来自高加索少数族裔的首领，为对抗拉马丹而被提名的候选人但又仅以数票之差败落的七十五岁的阿里·康特米，去世了。多年来，冯门德一直在帮助这位已然半盲的领导人。此时他写信给情报系统的熟人，要求他们抹去这些帮助的痕迹。“与我熟识的阿里·康特米先生，曾为德国的情报机构工作了好几年，也曾受到德方资助。因此，在我看来，搜查他遗留物品中涉及这些活动的部分，对德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门德的无力也反映在对土耳其裔“外来工人”或称“客籍劳工”的调查中。自 1960 年代起，西德经济蓬勃发展，一直吸引着外国劳工。现在，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冯门德在情报系统的一位熟人写信来问起他们是否有引起动荡的潜在危险。这个问题令人啼笑皆非：许多年来，冯门德手中还没有多少穆斯林时，就已制定了利用伊斯兰的大策略，现在许多穆斯林真的来到西德，他却失去了对清真寺——这个控制穆斯林的工具——的一切控制。冯门德试图招募新的下线，海伊特已成功渗入科隆的一个穆斯林学生团体，冯门德也开始往那里投钱。不过他只是在外围活动。拉马丹才是赢家。
东德的国安部门斯塔西似乎注意到了冯门德的边缘化。 1962 年 1 月 16 日，它的密探停止了“亚洲移民行动”，即他们进行了七年之久的一项监控冯门德的行动。也许是斯塔西搞掉冯门德的旧上司特奥多·奥伯兰德后已经心满意足；也许他们感到对东占部已经追打得差不多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冯门德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连他自己政府的注重点都已发生了改变。西德希望同东德改善关系——作为缓和的第一颗种子。海伊特还被派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这次是在新德里，德国外交部告诉他要保持低调。几年前，这样的指示是不可想象的。
冯门德开始神经紧张。 1956 年他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当时医生要他戒烟。但在 1963 年，他又吸了起来。基本上是两个人——他自己和海伊特——要唱一台戏的压力显出了后果。 12 月中旬某个星期一，在俯瞰莱茵河的办公室里，冯门德正在阅读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这是一份有关苏联最近时事的总结。桌上的文件摊开在面前，他突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当场死亡。
作为情报工作的先驱，冯门德的工作并不符合惯常的范式。他并不为西德的联邦情报局工作，也不为其国内问题的对应单位——捍卫宪法办公室工作。然而，他却有各方面的资金来源。捍卫宪法办公室资助了他的办公室，但西德外交部也有资助。他的工作更像德国典型的中型家族企业——这些企业是西德经济的支柱。他的办公室位于他住宅公寓的楼下，他的妻子凯罗在他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处理英语国家事务或和苏联民间人士进行重要社交活动的场合，而他的孩子们都帮忙做文书工作。
外交部同意为冯门德的葬礼支付费用，这是“考虑到死者在外籍失居人士办公室主任和东欧研究所主任职位上做出的重要贡献”。但部里提出了一项条件：“此事保密，并要采取特别措施不能让外交部在公开场合以经济资助人的面目出现。”
寻找冯门德的继任者十分棘手。联邦政府首先考虑了他在联邦情报局的老熟人西格弗雷德·恩格曼，但很快放弃了这种想法，原因是这会让情况变得太复杂——冯门德理应以独立于政府的面目出现，但恩格曼一直有着公务员身份。许多侨民团体都为恩格曼，或者说任何人来接手进行了游说，但最终政府决定还是关闭了事。
事情在最后变得十分不堪：原来，冯门德的孩子们也在员工名册上，现在他们要求赔偿。他的儿子还说从办公室里拿走的东西中有他们的家庭物品。后来，他的妻子询问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东欧研究所这个名称，很显然，她想让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家族企业。外交部回应说不。甚至对冯门德的文件也有争议。他去世近一年后，这些文件仍然保存在他那俯瞰莱茵河的豪华办公室中不加保险的文件柜里。官方担心大量“保密”级的文件会落入敌方手中。
他的孩子掌握着他的私人文件，即使有许多文件是与工作相关的。冯门德的工作材料，大约有一百多个档案夹，并没有收入情报部门的档案室，就比方像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一样，那里的文件只要没有销毁，就一直会被锁在档案柜中。但在经过反复的官僚扯皮后，这些文件落入德国外交办公室手中。就这样，几十年后，这些文件被解密，成了现在公开记录的一部分。
随着德雷尔的离职和冯门德的死去，两大西方竞争对手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兴趣点也已转向别处，尤其是转向越南。它对把伊斯兰当做冷战武器的兴趣，一直要到十五年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才有所恢复。到那时，五角大楼的评估办公室将委托兰德公司撰写冯门德如何利用穆斯林的报告。兰德公司一位极具事业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亚历克维写就了一份有关东占部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美国武装苏联穆斯林来对抗莫斯科的道路，对其本身也有明显的影响，“对开始从战略角度来审视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军事和战略规划者而言，这项研究应该会有所帮助”。亚历克维回顾了东占部的陈年往事，以及德国人在利用苏联少数族裔上颇有成效的原因。而刚刚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的一部分，正是由这些少数族裔所组成，因此，美国就有可能复制德国当年的策略而不必重复当年的失误。他还指出，许多这类穆斯林少数族裔也生活在阿富汗，这就给了他们一个打击莫斯科的强有力的理由。
亚历克维的研究只是一个广泛讨论的一部分，这样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武装穆斯林圣战战士来对抗苏联。这与德国人当初利用他们的方式十分相像；德国人培植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成立了阿訇培训学校，并试图在苏联的穆斯林社群任命宗教领袖，所有这些都着眼于激励穆斯林军队的战斗意志。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华盛顿有着明确的先例，来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战士——支持穆夫提的盟友，穆斯林兄弟会。采取支持拉马丹的立场，华盛顿与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结盟，他们是阿富汗圣战战士的榜样，而后者更是以圣战者而闻名于世。由于无法看到中情局的有关文件，我们不能确定慕尼黑和阿富汗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但可能的情况是，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利用使得美国情报机构在武装阿富汗人时更为得心应手。二十年后，“ 9 · 11 ”袭击发生，这种支持寿终正寝，许多人都想在阿富汗找到它的历史基础。这并没有错，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原型在慕尼黑。
西德早已开始与东欧重修旧好，官方也不再利用穆斯林。冯门德之死事实上结束了西德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监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到那时，基地组织崛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怖活动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国内情报机关重新关注这些组织。只有到那时，慕尼黑清真寺和阿拉伯学生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重新又受到了盘查。
但是其中有一个组织仍活跃在舞台上：穆斯林兄弟会。它的成员并没有失去兴趣或迷失方向。他们牢牢抓住了西德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为他们铺就的那个小小的立足点，在悄无声息中把慕尼黑清真寺变成了锲入西方世界的一个据点。
编辑 | 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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