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针对如何扩大长线资金入市这一话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昨日专门发表报告，就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不如意之处进行了解释，并就此提出三条建议。
李迅雷研究宏观已有30多年，对我国经济运行大趋势的判断颇有功力。
他对这轮反通缩也早早提出了解局建议，并且对这轮市场行情和黄金等贵金属走势都有自己独到的判断。投资报也将相关最新内容附在文后。
在最新的报告中，李迅雷表示，就当前情况而言，我国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权益投资占比仅为10%至20%，远低于国际水平约50%的水平，
同时也与我国政策规定的社保基金40%、保险资金45%上限相距甚远。
与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接近50%、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超过60%的权益投资占比相比，
我国长线资金的入市意愿显得更为谨慎和保守。
这一现象背后，成因众多；
但是，长远地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养老保障压力不断加大，
中长线资金若不能积极参与资本市场、获取长期投资收益，恐怕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李迅雷就此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扩大长线资金的投资工具范围，
考虑放宽对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的使用限制，允许长线资金投资于挂钩股指的结构性产品等。
二是，进一步拓宽长线资金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对长线资金的海外投资限制，
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直接+委托"模式，鼓励中长线资金与全球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展开深度合作。
三是，为长期资金安全设立“保障金”。
例如，由财政部率先出资垫付一定数额的“保障金”，
为长期投资A股的机构（如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提供一种保险机制。
只有满足严格条件的机构才能享受这一政策，如要求长期持有、多年后才能分红或减持等。
如果长期（如5年）投资后出现亏损，这一保障金工具将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
这些措施与央行最新宣布的互换便利政策形成互补，共同为增量资金入市创造有利条件。
长线资金入市的空间很大
日加养老金资产占GDP超60%
事实上，培育壮大中长线资金力量在成熟市场中往往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以养老金为例，美国公共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4.5万亿美元；
而私人养老金的规模也达35.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3倍。
在日本和加拿大，养老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也分别高达63%和92%。
此外，海外长线资金在投资工具运用、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等方面也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根据Pensions & Investments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
美国200家最大养老基金中，有超过半数的机构使用了包括股指期货、利率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工具；
同时，这些基金在私募股权、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另类领域的平均配置也达到26%，较10年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再看欧洲，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家的养老金，
更是将多元化、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发挥到了极致。
荷兰养老基金的境外投资比例高达80%以上，其中权益类资产超过50%，
固定收益也有近40%配置于海外，充分分散了地缘政治和汇率风险，并从全球视野捕捉投资机遇。
日本政府投资养老基金（GPIF）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等国际养老金机构，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投资策略，
截至2022年，GPIF的权益投资占比接近50%，
而CPPIB的权益投资（包括公开市场和私募股权）占比更是超过60%。
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不同种类资产配置变化：
来源：GPIF历年年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为了释放我国长线资金的活力，借鉴这些国际经验，首先可以从扩大长线资金的“工具”运用范围上考虑。
建议一：
扩大长线资金
的投资工具范围
针对当前我国长线资金“重债券、轻权益”的投资偏好，建议进一步扩大养老金的投资工具范围，优化风险对冲策略。
当前，我国养老金和保险资金等长线资金的投资工具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风险管理能力和投资灵活性。
相比之下，国际领先的养老金机构在这方面有更多经验可供借鉴。
日本GPIF允许使用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这使得GPIF能够更好地管理投资组合风险。
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资产投资回报率：
来源：GPIF2022年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同时，加拿大CPPIB则更加广泛地使用包括掉期、远期在内的多种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
CPPIB的2024财年报告显示，CPPIB利用衍生品策略在固定收益投资中获得了10.8%的回报，远高于传统固定收益投资的收益率。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中的基本养老金CPP回报与基准回报对比：
来源：CPPI历年年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扩大养老金的投资工具范围，可以在权益市场疲软时放大债市投资收益率，也可以作为丰富其风险对冲工具。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放宽对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的使用限制，
可以允许长线资金投资于挂钩股指的结构性产品，
这类产品可以提供下行保护的同时，让投资者分享部分上涨收益，非常适合长线资金的风险偏好。
建议二：
进一步拓宽
长线资金的投资渠道
可以进一步放开对长线资金的海外投资限制，
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直接+委托”模式，鼓励与全球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展开深度合作。
相较于日本GPIF的海外投资占比约为50%（据GPIF的2022年报告，其海外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25.06%，海外债券占25.23%。），加拿大CPPIB的海外投资占比超过80%的配置而言，
当前我国的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及养老金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配置海外市场比例极低。
例如，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资上限为20%，但实际配置通常在8-10%左右；
保险资金虽然可投资不超过总资产15%的境外资产，但多数保险公司的实际海外投资比例不到5%；
企业年金通过QDII渠道进行的海外投资，更是被限制在净资产的10%以内，实际配置往往更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些中长线资金的配置渠道较为“单一”，且主要依赖于QDII渠道。
而日本GPIF和加拿大CPPIB等国际领先的养老金机构，在海外投资渠道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全球化投资模式。
建议三：
为长期资金安全
设立专门的“保障金”
国家层面应该尽快设立A股市场平准基金，
这是对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鼓励长期资金入市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相比于互换便利政策，针对长期资金设计的“保障金”可能更有利于市场的长期稳定。
例如，由财政部率先出资垫付一定数额的“保障金”，
为长期投资A股的机构（如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提供一种保险机制。
今后规定社保、保险公司和企业、职业年金等每年应从投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保障金”缴纳，使得“保障金”未来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一机制要求只有满足严格条件的机构才能享受这一政策，如要求长期持有、多年后才能分红或减持等。
如果长期（如5年）投资后出现亏损，这一保障金工具将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
这一建议的潜在优势，在于可以有效地锁定“市场下限”。
通过为长期投资提供一定保障，增强机构逆势投资的信心，有利于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改善市场结构，减少短期投机行为。
即使实际上可能不需要真正动用这笔资金，其存在本身就能大大提振市场信心。
由于只有符合严格条件的长期资金才能享受这一政策，亦可以有效避免助长短期投机行为。
总的来说，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我们有望提高中国长线资金的投资能力，在短期内弥补经验不足的劣势。
这些举措将为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提供更强的财务支撑，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也为我国长线资金参与全球金融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李迅雷最新的其他政策建议等：
中央政府加杠杆
每年发5万亿特别国债
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在收缩，这怎么去应对？
金融收缩的背后，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投资意愿的下降。
1-8 月份，民间投资增速还是负的，居民的房贷余额是下降的，M1连续 6 个月都是负的，现金增长率在上升。
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到现在为止就见底了。我们不能够刻舟求剑，应该要考虑到它演变的趋势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一轮的经济下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经历过。
全球也没有经历过，中国这么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处在下行的过程当中，而这个下行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长周期的下行。
我的建议——我从2022 年就开始建议，我的建议就是，政府要加杠杆。
因为，企业在去杠杆，居民在去杠杆，我们要实现稳增长，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政府加杠杆。
但政府加杠杆不等于地方政府加杠杆，应该中央政府加杠杆。
我们政府的债务结构太不合理了，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而其他国家都是中央政府的债务。
因为中央政府信誉好，中央政府融资成本低，所以就应该中央政府加杠杆，我们都是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反过来。
我在前不久那篇文章就建议，既然资产荒，大家都要国债，咱们央行也说，国债的收益率下降速度过快，那就多发国债。
每年发5万亿，十年发 50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发了之后，什么后果呢？
没有后果，只有好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央政府杠杆水平太低了，现在才20%。
发了 50 万亿之后，杠杆水平大概提高25%，加起来大概不到50%。
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空间很大。
比如说日本中央政府的杠杆的水平目前是250%。
但日本它的地方债并不多，因为它地方自治，地方债的规模并不大，所以日本中央+地方整个杠杆水平也就是 260%。
美国的话，也主要是中央，联邦政府的杠杆水平比较高，地方政府的杠杆水平并不高。
5万亿的三个方向
我说5万亿也并不是拍脑袋的，我给大家细化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