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书名带有“慈溪”二字，本书收录的墓志、地券却并无地域限制，若以葬地区分，则主要出于今浙江、江西等地，其中明州（庆元府、宁波府）鄮县（鄞县）15件、奉化县6件、慈溪县7件，越州（绍兴府）余姚县20件、会稽县4件、山阴县1件、上虞县2件，台州宁海县1件，处州丽水县1件、遂昌县1件，临江军新淦县12件，抚州临川县4件，建昌军南丰县1件，信州铅山县4件、玉山县1件，饶州德兴县1件，苏州（中吴军）吴县2件、长洲县2件，建州建阳县1件，邵武军邵武县1件，葬地不详8件。

总计95件墓志、地券，九成以上属首次公布。先前已发表的有《王咭妻罗氏墓志铭》《盛荣墓志铭》《万师贞墓志铭》《祝巽墓志铭》《俞暹妻胡氏墓志铭》《戴得一墓志铭》6件，见于《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虞修墓志铭》《张车妻丁氏墓志铭》收入《五代十国墓志汇编》，《钱义光墓志铭》由钱汝平首先发表考释论文，又收入《五代十国墓志汇编》，本书再次收録上述9件墓志，补充了完整清晰的拓片，录文也稍有订补。另外，刘成国曾在论文中提及《汪顺及妻庄氏墓记》。

至于这些墓志和地券的价值，读者自具慧眼，我们不打算在此作以偏概全的评估，仅就3件宋元墓志稍作讨论。

宋绍兴十一年（1141）《叶上达妻汪氏墓志铭》背面有完整无损的诗刻，署宋元符元年（1098），早于墓志四十余年，显然是刊刻墓志时利用了旧有的诗刻碑石。利用旧碑刻制的墓志，存世数量并不多，一般是将原有的内容磨去，再刻上新的志文，原有内容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较为罕见，就我们所知，在宋代墓志中还有3例。其一是浙江温州市博物馆所藏宋隆兴元年（1163）《赵子游墓志》，其背面图像居中是观音菩萨，右下一人作捧盘献珠状，据左侧元符二年知温州永嘉县事郭茂倩题记，观音碑原立于永嘉县治华盖山麓。其二是宋乾道五年（1169）《赵不諔妻彭氏墓志》，其背面刻《游蜀图》，主体是一幅蜀道山水图，右上题有李白《蜀道难》前十句。其三是一石两面刻有两篇相隔八十余年的墓志，一篇是宋宝庆二年（1226）《韩墀圹记》 ，另一篇是宋绍兴十三年（1143）《张彦攸所生母刘氏权厝志》 ，其右上角刻有“改用”字样，当是刻《韩墀圹记》时所加，韩墀家人未将刘氏志文磨去，是很不寻常的做法。

据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余安行墓志》，余安行（1057-1152），字仲勉，饶州德兴人，号石月先生，官至承议郎致仕，赠右朝议大夫。传世文献有关余安行的记载并不多见，内容也与墓志颇有差异。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余安行卒之日：“是日，虔州军乱……守臣左朝议大夫余应求之父安行，年八十余矣，避乱坠堑死。应求遂以丁忧为辞而去……安行少笃学，年二十余，举进士甲科，遂挂冠去。”余安行卒年九十六岁，“年八十余”显误。据余安行《卓潭山无尽亭记》所述：“安行大观三年春，蒙恩释褐，拟东莱掾。” 其时余安行已五十三岁，“年二十余”当为“年五十余”。“遂挂冠去”四字，文意不明，实际上余安行仕宦十七年，致仕时已七十一岁，当是正常引年。余安行字仲勉，《直斋书录解题》《宋诗纪事》均误作“勉仲”。余安行以承议郎致仕，赠右朝议大夫，《宋元学案补遗》作“官至大中大夫”，《直斋书录解题》作“朝议大夫致仕”，均与墓志不同。《余安行墓志》由其子余应求撰写，虽然志文有隐讳笔法，用“倾逝”“前知赣州”等语将虔州之乱略去，但其中余安行表字、生卒葬时间和任官信息当相对准确可信。

辛更儒曾根据新发现的《菱湖辛氏宗谱》《辛鞬圹志》对辛弃疾家室子女作补充考证，随后滕振坤又调查到《辜墩辛氏宗谱》，对辛弃疾后裔情况作了探讨。《菱湖辛氏宗谱》和《辜墩辛氏宗谱》均载有辛弃疾后裔编撰的《铅山期思辛氏宗谱》，从滕振坤所引录的内容看，辛弃疾三子辛稏以下辛鞬、辛衍一支的信息不完整，且多有传抄错讹。本书元至顺元年（1330）《辛衍继妻陈淑仪圹记》载，辛弃疾曾孙辛衍入元前官奉议郎、行军器监簿，有四子九孙，一子任嘉兴路海盐州儒学教授，一子任浙江等处蒙古提举学校官吏目，这些信息均不见于上述宗谱。

本书收录的墓志和地券，大部分为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慈溪市博物馆）在近十多年中接受捐赠或征集所得，实物均由慈溪市博物馆收藏。其余私人所藏或收藏信息不详者，我们或访碑捶拓，或通过赠与、交换等方式获得拓片，因机构分合和名称的变动，拓片现分藏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和慈溪市博物馆。唯一例外的是明嘉靖七年（1528）《徐天泽墓志铭》，系借用了胡迪军先生的拓片。

在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寻访和征集过程中，浙江绍兴市会稽金石博物馆、上海嘉定区明止堂中国字砖馆等收藏机构和许多朋友都给予了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众多热心朋友的姓名恕不一一具列。

由于我们学识浅陋，书中必有错讹，敬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