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
2019年為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為反省此一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兩年前開始舉辦一系列的學術活動。這一本論文集是以2018年6月14至15日由本人規劃的「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識分子的轉變」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編輯而成。當時與會的論文計有21篇，後來有些文章未能完成、有些文章擬在他處出版，也有文章在主題上與本論文集的核心旨趣有所差異而撤回。目前本論文集收錄了經過審查通過的論文計12篇，分別屬於四個範疇：轉型中的知識分子、再探李大釗、重構中國、紀念五四。這些文章雖無法含括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轉變的各個面向，然而卻可以展現百年之後，當代學者如何分析、反省從五四所展開的對於「中國往何處去？」一議題的討論。
長久以來五四被視為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學、思想、藝術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個轉捩點，此處所討論的「五四」不但指1919年發生的事件，亦即群眾運動、愛國運動，也包括在此之前所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一般以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青年雜誌》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創刊號為起點）。本書以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文化、政治議題之討論為焦點，向前追溯到晚清時的思想淵源，並向後延伸至五四之後的「紀念政治」，來彰顯五四作為現代中國文化演變關鍵時期的歷史意義。五四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的意涵。從晚清開始，受到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失敗的刺激，知識分子對政治議題的討論逐漸地從器物、制度的革新深入到文化的層面，認為只有創造一個以民主、科學，以及批判傳統為核心價值的新文化，才能創造富強的新中國。陳獨秀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將倫理問題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本，他說：「倫理思想影響於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
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陳獨秀的結論是「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換言之，解決文化問題方能解決政治問題。
同樣地，知識分子對文化問題的討論背後都有深切的政治關懷，無論是梁啟超《新民說》之中對公德、私德的討論，以及他所提倡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界革命」，或魯迅的「改造國民性」主張，乃至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均指向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民的建構。
本書的主旨即在闡明五四前後知識分子的文化與政治論述，及其交互關係，涉及的人物包括嚴復、林紓、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傅斯年、錢穆、杜亞泉、張東蓀、施存統等人。各文透過思想內涵的描述或思想交涉之闡發，探索新舊之間矛盾衝突、交融互釋，進而走向一個以現代民族主義為中心，追求「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穆姑娘」（道德）並反思傳統的新時代，在此同時也有學者開始思索民主、科學與愛國的侷限性，以及為了肆應「國情」提出具有中國特色之現代性的可能。 五四作為一個象徵符號，不僅是現代中國的起點，也是一個猶待努力的未竟之業。
第一組論文有三篇文章，討論「轉型中的知識分子」。黃克武的文章探討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關係。在清末時，嚴復是引介西學的啟蒙先驅，他的作品一方面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孕育了批判傳統、追求民主、科學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開對於此一啟蒙論述（以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新青年》作者為中心論述）的反思，探索科學、民主、愛國、反傳統等觀念的侷限或缺失。作者認為嚴復思想與五四啟蒙論述的分歧在於，嚴復畢生均肯定儒家傳統，尤其是孝道，五四啟蒙論述則批孔、非孝；再者，嚴復雖接受了赫胥黎、斯賓塞的「不可知論」，並以佛經語彙「不可思議」來翻譯此一概念，但他卻比赫、斯二人更肯定人類對「超名言之域」的掌握，也因而認識到科學與宗教不相矛盾、科學有其限制 、宗教有其價值。
嚴復思想中啟蒙的一面對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均有所啟發，而反思啟蒙的一面，則與「學衡派」、新儒家思想有連續性的關係，而構成另一條思想發展之脈絡。整體觀之，嚴復所代表中國現代性的方案顯示出內在的強烈張力，也蘊含了融通中西、創造新文化的諸多可能。
許紀霖的文章也關懷轉型時期知識分子思想之中新舊之糾葛。他的重點放在當時被稱為「舊派中的新派」（或稱「老新黨」），亦即「不新不舊、半新半舊、亦新亦舊」的一群人，如林紓、杜亞泉，以及研究系的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另外也包括張謇、張元濟、黃炎培等。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與《新青年》作者群的論戰，因而在爭論之中深化了議題之內涵，也使新思想迅速傳播。作者認為五四的啟蒙運動，是一個複數的運動，除了《新青年》和《新潮》等雜誌之外，同時傳播新知的，還有「舊派中的新派」所主持的兩個戰線，一條是杜亞泉的《東方雜誌》，另一條是研究系的《國民公報》、《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晨報副鐫》和《解放與改造》。這些雜誌的內容比《新青年》和《新潮》更豐富，知識更純粹、流派更多元。此一觀點與高力克在《調適的智慧：杜亞泉思想研究》所下的論斷是一致的，高力克認為五四時期有陳獨秀與杜亞泉為代表的兩種啟蒙，「杜陳二氏思想的溫和激進之別，代表了民初啟蒙思想中英國路線和法國路線的分歧」。 許紀霖進一步申論，這兩種的啟蒙之間的區別，主要不在知識上的新舊，而是雙方對傳統的不同態度。梁啟超、杜亞泉等人的啟蒙是知識的、說理的，並同情傳統文化、主張中西調和，而「新青年」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推倒一切、重新打造的狂飆精神，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衝動，堅持反傳統。五四時期「舊派中的新派」各人的文化立場亦有微妙差別的：林紓要守護傳統價值之道與優美的文言文；杜亞泉要將中西文化調和起來；而張東蓀則要輸入新文化，至於舊傳統，既不破壞，也不守護，而是讓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去決定它的命運。就影響力來說，「新青年」的信眾在一、二線（京滬與風氣開放的沿海省會城市）城市之中，而「老新黨」們在三、四線城市（內地省會和中小城市）依然保持了其持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