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提去产能，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这一概念，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就是指产能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能力存在一定闲置。综合国内外文献，产能过剩可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总量与结构视角、体制与非体制视角界定其不同内涵。

（一）产能过剩的微观定义

就微观层面而言，产能过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伯伦（1933）《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书中提出垄断竞争导致平均成本线高于边际成本线，从而使得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大于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表现出持续性产能过剩状态（曹建海、江飞涛，2009）。1947年张伯伦首次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完全竞争下的产出水平是“完全产能”，而垄断竞争情况下的产出水平是偏离“完全产能”的经济组织效率损失。随后许多学者根据这一定义，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展开研究和讨论。Kamien&Schwartz（1972）指出，产能过剩是处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其生产效率低于最小平均成本的状态。Kirkley，Paul&Squires（2002）认为产能过剩主要由资本和可变投入要素的过度投资造成，而资本存量是决定产能水平的关键变量。

从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要从微观层面企业竞争角度考虑产能过剩的定义，普遍认为其是由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形成的实际产出小于最优产出的情况。定义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多体现在“产能”的界定，张伯伦（1947）认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出水平是产能，Kamien&Schwartz（1972）则指出平均成本最小的产出水平为产能，Kirkley等（2002）指出在充分使用固定投入量且无限使用可变投入量时的产出水平为产能。

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分为非战略性因素和战略性因素两类。一般而言，已经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保有过剩产能的目的属于非战略性因素，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持有一定的过剩产能保证生产更具弹性，即使经济不景气也不需要调整生产规模和投入要素，避免了频繁的成本调整（Fair，1985）。而战略性产能过剩主要基于阻止新的市场进入者，或者为了比现存竞争者更早抢占市场先机（Lieberman，1987）。企业具有过剩产能，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产能或者降低价格威胁恐吓潜在进入者，使其进入后无利可图，进而保证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Eaton&Lipsey，1979；Spulber，1981；Lieberman，1986）。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需求的上升，企业的早期投资可以阻止现有竞争对手扩大规模，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Porter&Spence，1982；Ghemawat，1984；Lieberman，1987）。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界一般从微观层面界定“产能过剩”的内涵，普遍认为其是指由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形成的实际产出小于最优产出的情况。定义之间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产能”的解释上。

（二）产能过剩的宏观定义

与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产能过剩不同，国内理论界更多从宏观角度研究产能过剩，并赋予了该定义强烈的中国特色。早期的学术研究大多界定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其中最常见的定义可以概括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市场上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有效需求的状态，且超过部分大于维持正常生产和市场竞争所需的闲置产能界限，表现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资本市场配置错位、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和社会福利损失等（李江涛，2006；王岳平，2006）。这种强调市场供给需求的定义方法，从本质上揭露了过剩产能产生的原因，而判断过剩产能的标准，是将现有产能和潜在产出水平进行比较，若前者低于后者，就可以断定该时期内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张晓晶，2006）。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过剩产能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理论界开始重新思考界定产能过剩的概念。通过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更倾向于将产能过剩定义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所谓结构性产能过剩，主要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部分落后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形成富余产能，先进产能却因为产业技术创新乏力而供给相对不足（周劲，付保宗，2011；翟东升，2013）。而体制性产能过剩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企业具有不完全成本，使得投资决策出现偏差，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而产生产能过剩（王立国，张日旭，2010；王立国，周雨，2013）。江飞涛（2008）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仍很突出，产能过剩问题就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有现象。政府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度干预市场和经济运行必然导致体制性产能过剩（冯俏彬，贾康，2014；高越青，2015）。从不同行业类型看，轻工业领域结构性产能过剩较为明显，重工业领域体制性产能过剩特征突出，部分新兴产业则表现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并存的特点（周劲，付保宗，2011）。

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政策部门也赋予了产能过剩特定含义。就相关政策文件而言，大约可将产能过剩概括为：产能过剩是由于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和行业利润下降，甚至严重亏损，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突出等，同时产能过剩还分为已出现的产能过剩和潜在产能过剩。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结合政策文件的定义可以发现，产能过剩并不是指在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暂时性的产能富余，而是指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特有的、存在较长时间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

（三）产能过剩与其他概念的异同

为进一步加深对产能过剩的理解，以下列举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厘清其异同。

（1）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并未收录“重复建设”词条，说明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术语。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一直伴随到现在的经济现象，在政府部门文件和学术文献中重复建设经常与产能过剩同时出现。

周民良（1995）将重复建设定义为“一定阶段内某种商品已形成与即将形成的生产能力之和超过今后几年市场最大可能需求能力的背景下，多种经济主体继续扩大该种商品供给能力的投资行为”。魏后凯（2001）指出“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全国总体生产能力出现过大，生产设备出现闲置的现象”，称之为重复建设。卫新华（2003）则强调重复建设“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93年以来经济结构中某些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的特定现象的称谓”，“由于某种不适当的体制或政府干预政策而导致社会供给能力长期过剩因而使该行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状态”，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认为这是超过社会需求、低水平、低效益的多个同类项目的建设，曾五一等（2002）将供求平衡、技术水平和规模及效益作为衡量一个项目在全社会同类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杨培鸿（2006）则将投资是否具有负外部性作为判定重复建设依据，如果存在负外部性就有可能是重复建设，并认为重复建设是针对政府投资行为而言。吕政（2004）则将新建项目的生产能力低于已有企业的经济形态称之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并表现为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江小涓（1999）却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技术水平作为判断不合理重复建设的依据。

不难发现，尽管对重复建设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但都将“重复建设”理解为一种中性的投资行为，即相同的产品、产业在同一区域或不同区域间进行重复投资，只有当厂商生产供给能力大大超过消费群体需求能力时，市场均衡则异化为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曹建海、江飞涛，2010），才属于不合理重复建设的范畴，需要加以抑制和治理。

（2）产能过剩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决策是企业理财的中心议题，过度投资强调企业行为特点。由企业实际投资决策受到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政府干预等多因素影响，经常出现过度投资行为，或称“投资饥渴症”。它表现为企业投资项目净现值为负（李维安、姜涛，2007），大量资本集聚沉淀，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恶化，投资效率恶化，投资效率缺乏。相关政府部门文件也认为，过度投资会引发行业性产能过剩与金融机构呆账坏账。从宏观层面来看，也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侧重总投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形成机理。早在1980年Komai就指出“投资饥渴症”是中央计划型经济行为之一，政府积极鼓励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表现为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顾严，2005）、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弱化。尤其是基础设施、自然垄断行业、国家安全以及支柱产业等可以获取更多绝对利润的产业，过度投资倾向显著。总体上看，过度投资有四大特点，（1）市场需求滞后于过度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2）资金供给能力与投资主体发展阶段不相匹配，表现为过度融资、超额信贷供给，是一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3）投资风险超过投资主体所能承受范围；（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均较差的投资行为，存在较大规模投资的配置效率损耗和投资生产效率损失，如落后产能。

（3）产能过剩与过度竞争

1959年Bain在《产业组织》一书中，第一次界定了“过度竞争”。Bain根据哈佛学派“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将非集中型产业尤其是原子型市场结构产业（如采煤、纺织、贸易等），这种市场集中度低、生产能力过剩且经济绩效较差的市场结构竞争定义为过度竞争。在这种市场竞争下的企业持续性过度供给，产品销售价格长期低于产业平均成本，生产要素报酬和单个企业利润均低于正常水平，并且生产要素和企业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向其他产业转移，是一种典型的慢性资源配置失调。曹建海（1998）在《过度竞争论》中指出，过度竞争“是指由于竞争过程内生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发生于非集中型或较高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等退出壁垒较高的产业中的企业数目过多、产业过度供给和过剩生产能力现象严重，产业内的企业为维持生存不得不竭尽一切竞争手段而将产品价格降低到接近或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使整个产业中的企业和劳动力等潜在可流动资源陷于只能获得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回报和工资水平的窘境而不能顺利从该产业退出的不稳定均衡的状况”。这是一种缺少制约与合作的自由竞争，生产供给、设备投资与价格机制均表现为“自杀性”竞争，严重超过生产机体、市场需求与价格规律内在运行的一般性限度，表现出延续性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以及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由此可见，过度竞争指低集中度产业中，企业数目过多、产业过度供给和过剩生产能力现象严重，在一定竞争准则、游戏规则以及其他局限条件约束下，企业利润率长期持续处于正常水平之下，并且由于存在较高的企业退出壁垒，导致生产要素和企业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向其他产业转移。

综上所述，过度投资强调生产能力的过度投入，是过剩经济形态发生前期；而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则是过剩经济形态的呈现结果；过度竞争是前期结果的市场反应，表现为企业价格因素上的持续恶化，亏损增加等。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文件都更倾向于将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等概念归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词的使用，变得更为频繁和规范。

用产能利用率衡量产能过剩时，需要确定一个标准，即产能利用率为多少，产能才算过剩？除极少数行业外，市场经济竞争状态下多数行业产能总会出现一定闲置，产能利用率很难达到100%，有一定闲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一）相关经验数据国际比较

从美国经验看，自1960年以来，产能利用率的中值、高点、低点均出现系统性下降。1960-1970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中值为83.8%，最高点为88.4%，最低点为74.4%；1980-90年代，中值为81%，最高点为85%，最低点为73%；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值为77%，最高点80.6%，最低点67.2%。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应的过剩标准也随之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产能利用率低于83%就算是过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低于81%就算，进入本世纪，低于78%才算。

从欧洲经验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1991-2008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2.3%，高点为85%，低点为77.4%。危机爆发后，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即便在V型反弹的高点，产能利用率也不超过80.7%。

从新兴经济体看，2005-2012年期间，巴西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1.6%，最高点为83.7%，最低点为78.4%。台湾1981-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78.8%，最高点为83.4%，最低点为72.5%。

总括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经验，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中值水平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落在81-82%区间，高点在83-85%左右，低点一般低于75%。据此，虽然判断产能过剩没有一个通行衡量标准，但81-82%表明产能利用率基本正常，如果高于85%可视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75%则表示严重过剩。

观察不同时期的中国与美欧、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中国与巴西在不同阶段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小；而美欧、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大。如中国在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最大波幅（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额）为5.2个百分点；巴西在2005-2012年的最大波幅为5.3个百分点。美国在2000-2012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最大波幅为13.4个百分点；欧盟在2009-2012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1.2个百分点；台湾在1981-2007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0.9%。美欧和台湾的产能利用率波幅较大可能由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较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政府对产能的行政干预较少，产能扩张和去产能由市场需求引导，因而产能调整较充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深，产能扩张动力较强，去产能过程中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顾虑较多，导致在经济上行阶段产能扩张较快，产能利用率上升较快，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去产能进程较缓慢，产能利用率下降速度赶不上经济扩张期产能利用率的上升速度。如中国在经济上升的1999-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13.5%，而危机后的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5.2%，不到美欧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上升期间波动幅度的一半。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国家发改委曾表示，近十几年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波动较大，中值在80%左右，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较接近，据此也认为我国产能利用率处于80%-85%比较正常。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富余能激发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供给。

与上述标准类似，卢锋（2009）对不同区段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初步分类（如图1）。产能利用率以左端为0、右端为100%，共有八个性质不同的区间，其中30%以下为极度过剩，30%-60%为严重过剩，60%-75%为显著过剩，75%-80%为轻度过剩，80%-85%为基本适度，85%-90%为显著不足，90%-95%为严重不足，95%以上为产能瓶颈。

（二）经验数据比较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指标的参考价值不能绝对化，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判断产能利用率状况以及实际影响。一是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差异较大。如平板玻璃行业属于连续生产性行业，其产能利用率一般都较高，简单进行行业对比并不科学。二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组织结构相关。如有的企业组织控制能力较强，虽然产能利用率不高，但产能不一定过剩。三是产能利用率与产能先进性以及竞争方式有关。以中、美钢铁产能利用率为例，我国一般在70%-80%，高点能达到85%，美国通常在60%-70%，经常在50%-60%。如果简单比较，我国比美国好。但实际上，我国产能的先进性落后于美国，甚至越是成本低、污染大的落后产能——如“地条钢”等，产能利用率和竞争力反而越高。简单比较产能利用率容易误导。四是产能利用率与产业发展层次相关。产业发展层次越高，经济越能承受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个中差异在于产业层次决定的附加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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