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本纪》与夏文化的探索”是孙庆伟教授在此次通识核心课程中为我们带来的一场“学术盛宴”，正所谓“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孙老师娓娓道来的一言一语亦让我受益良多，回味无穷。
此次课程分为上下两讲，第一讲是文献《夏本纪》的研读，第二讲是考古与夏代文化，
孙老师之所以采用“先讲文献，后讲考古”这样的编排方式，意在强调一个历史的语境，因为只有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古材料才能真正的活起来。
此外，孙老师感慨近年来历史与考古逐渐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搞历史的潜心于文献资料，搞考古了执着于瓶瓶罐罐，这并非合理，
历史考古本应互相补正，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怀疑，求全责备
。
第一讲中，孙老师带领我们研读《史记.夏本纪》，从太史公司马迁的著史初衷讲起，也提及自己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选中《夏本纪》的原因，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而追寻早商和夏的问题无疑成为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梦想和使命，对夏文化的探索就像“中国考古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似乎可望可及，但也大费周折，文字甲骨尚未出，文献材料不足征，如此种种更吸引考古学者执着于此，坚定不移。
课堂中孙老师带领下的文献研读，不是对选定文本的翻译解释，而是就《夏本纪》中同一事件不同材料的记述，引导我们去分析，也并非辄止于理顺文意，而会不断抛出问题
，例如：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禹治水“十三年而功成”是我们常说的“堵”和“疏”的缘故吗？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而禹欲传位于皋陶抑或伯益，是否有可能在当时存在一种“华夏”和“东夷”轮流执政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我们所理解的“禅让”？这样的文献研读，更像一场“头脑风暴”，让我们回到夏代，去想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第一讲《史记.夏本纪》的文献研读在“夏代是否真正存在过？”这一问题中结束，随之第二讲“考古与夏文化”的大幕徐徐拉开，孙老师从中国夏文化最初的探索——“李济先生汾河流域的调查与夏文化探索”讲起，虽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深沉厚重，但中国的考古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开始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严谨神圣，而是戏谑化的偶然，但中国考古的脚步从此不绝迈上，从西阴村遗址到二里头遗址，从早商文化的确立到殷墟文化分期，再到对夏文化的推测，收成颇丰。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步履维艰，考古实证阻碍重重，各家学说分歧争端，国内的大家对于“亳都之争”众说纷纭，而外国学者坚定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而时至今日，中国夏文化的考古依旧“热闹非凡”。孙老师一边娓娓道来近百年来夏文化考古的分歧点，一边引导我们对考古学重大问题的思考，很多人认为如果哪天我们挖出了夏代的文字，那么夏文化的问题就解决了，对此孙老师不以为意，“或许有人会说，等到哪天地下挖出了文字材料了，夏文化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对此我不敢苟同，这等于是说，这一门学科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如果永远也发掘不了夏代的文字，难道中国考古学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夏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样，如果学术研究要靠运气的话，那一定出了大问题”，孙老师就是这样的方式，在讲考古的时候也在讲考古学，考古不管被人捧得有多神圣，初衷也是补经正史；也在讲考古学者的坚持，考古学者并不是要挖掘成惊世骇俗的宝物，那与盗墓者无异，而是取历史遗留下来普通的物件恢复历史本原的样子。
此次课程与我而言是一次“头脑风暴”，开拓了我知识的新边疆，也拓宽了我思考问题的新维度，更是一次“心灵风暴”，让我感受到不同学科的真知与魅力，感受到不同学科人的自尊与守正，我更加坚信通识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只有知道很多东西才知道很多东西是连在一起的，会更容易走出自我局限，走向大千世界，理解和宽容更多的人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