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春刀》没有揭开的崇祯即位之谜

信王朱由检即位前，明廷帝位继承形势很微妙。

天启帝朱由校与朱由检共同的父亲泰昌帝，当了19年的太子，在位仅一个月，因吃错药去世（史称红丸案），皇位传给了年仅16岁的长子朱由校。

据学者统计，即位后的朱由校，有过三子二女，但是都夭折了①，他共有七个兄弟，但只有异母弟朱由检和他长大成人。②

活在天启末的官员，对这一幕恐怕会似曾相识。

从天启末往前推170年，朱由检的祖上——景泰帝朱祁钰的独子死了，而被尊为太上皇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还在不断生儿子。朱祁钰生不出儿子，很着急，在皇帝和太上皇之间，大臣们不知该如何站队，也很着急。

▲天启帝朱由校。

天启五年五月，天启帝在西苑驾舟落水，此后身体每况愈下，③皇帝得病、子嗣夭折，谁将继位？天启七年时的大臣们，就像170年前的官员们一样，忐忑不安，心急如焚。

根据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信王自然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但皇位没到手之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假如信王因某种“意外”不能继位，按照《祖训》规定，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还有万历皇帝诸子：福王朱常洵、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

福王名气最大，世人皆知他是万历帝最喜欢的儿子，只因群臣汹涌反对才没被立为太子，所以万历四十二年，福王28岁时，就藩河南府，太子即位板上钉钉，群臣这才松了一口气。

万历帝长子、信王之父泰昌帝继位后，开始准备分封他的兄弟，④但继位短短一个月后，他就驾崩了。瑞、惠、桂王就藩之事就没有继续推进，到了天启朝，仍一直拖着，理由是财政不敷，分封的开支太大。

而成年藩王长留京师，这对信王而言不是什么好征兆，一旦横生变故，会否由外藩替他继位，还真难说。

“天启七年八月，天启帝病重，皇嗣未立。太监魏忠贤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京城流言风起。到底可能会由谁来即位，有这样几种传言：

东林党人强调，魏忠贤有异心。

据东林党重要领袖文震孟之子文秉所作《先拨志始》记载：天启帝弥留之际，阉党献计，命宫中妃嫔假装有身孕，而偷偷以魏忠贤之侄魏良卿的儿子冒充皇子继位，由魏忠贤辅政，就像西汉末年王莽立孺子婴一样。

魏忠贤认可这一提议，令人找张皇后商量，张后宁死不屈，“力拒不可”。魏忠贤无可奈何，才承命召信王入宫，信王为避免像元英宗一样被臣下弑杀的命运，便对魏忠贤等“屡赐温词，曲加慰劳”，魏公公等才安心下来。⑤

▲东林党人碑。

不过很多研究都已指出，东林党以气节自诩，但其中鱼龙混杂，对晚明朝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造谣诬陷的功夫不见得比“阉党”差。⑥

文秉的说法，读起来就像小说一样，魏忠贤若真有篡位之心，以其党羽的才智，大可编造一个罪名废黜信王，再立外藩子嗣为帝。况且，如果要在天启帝弥留之际再假装有孕，十月怀胎，怎么可能来得及？再者，若真有逆谋，仅凭张皇后的抗议与信王的慰劳就能打消其念头，那也太天真了。

《甲申传信录》是明末寓居北京的士人钱[甹只]目睹耳闻之作，没有特别强烈的党派背景，其记载大概反映了当时北京的传言。

据该书记载，魏忠贤打算趁天启帝病重之时“拥立”（即迎立外藩），以侄子魏良卿为辅，以天启帝的张皇后“临朝称制”。但张皇后不赞成，而是力劝天启帝秘密召见信王，并请天启帝禅位给信王。信王推辞，张皇后说：“皇叔义不可辞，且事急矣，宜速谢恩。”信王这才答应，随即藏在宫中。天启帝驾崩后，魏忠贤和阁臣施凤来在外候旨，英国公张惟贤（当时的勋臣之首）持鞭搜宫，才使信王顺利即位。⑦

这一传言，在当时应该是很盛行的，但仍经不起推敲。

天启七年三月，瑞、惠、桂三王同时就藩，京师就只剩信王朱由检这唯一的皇位继承人。⑧魏忠贤想迎立外藩，难度非常大。

而且，信王藏在宫中，张惟贤“持鞭搜宫”，同样像小说家言。天启帝未死，信王藏在宫里意欲何为？张惟贤拿着兵器来“搜宫”，谁知是救驾还是弑君？要真有此事，官方史书不会视而不见。

崇祯初年徐昌治所著《昭代芳摹》记载：天启帝病重之时，召集内阁、六部、科道诸臣到乾清宫，表示“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大学士黄立极回答：“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天启帝驾崩后，遗诏命信王嗣位，宫中传言遗诏颁出之后，魏忠贤与阉党党羽崔呈秀密谋很久，至于谈了什么，外人不知。但有人猜测是，魏忠贤打算篡位，而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而制止了他。⑨这段记载，被清修《明史》所采用，流传甚广。⑩

《昭代芳摹》的作者徐昌治，是崇祯年间山东巡抚徐从治的弟弟，此人慷慨不羁，曾单枪匹马奔赴山东莱州，请求督师刘宇烈拯救被叛军围困的哥哥，但被拒绝。为此他到朝廷控诉，最终促使刘宇烈被捕。⑪刘宇烈据说是大臣周延儒的人，与东林党关系密切。⑫

徐昌治大概对东林党以及魏忠贤都没什么好感，所以他的记载，没有采用东林党的说辞，还添了一笔魏忠贤有逆谋的传言，但都拿不出证据，应该是捕风捉影。

然而这段记载还是有价值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启帝向诸臣说，魏忠贤、王体乾（司礼监太监）十分忠心，今后朝政大事要与二人商议。这就相当于向魏忠贤托孤，从皇帝对魏公公家族的封赏来看（两个侄子封宁国公、东安侯，连四岁的嗣孙都世袭安平伯，家族有官爵者不计其数，有明一代所未见），这一情形还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记录天启一朝历史的《熹宗实录》，成书于崇祯年间，反映了崇祯帝想让世人知道的历史。

据该书记载，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卧病在床的天启帝召见内阁科道等官，降下圣旨，称：

“监臣王体乾谨恪小心，厂臣魏忠贤忠贞性植。近日三殿大工、东氛告急，皆赖拮据，克有成绩。朕深倚毗，紧要重大事情，卿等可与商确计议。”

又说：

“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说与卿等每知道。”⑬

这一说法，和徐昌治“托孤说”的意思十分一致。但另一方面，实录又强调，天启帝召见群臣前一天，已经召见信王。实录要表达的明确信号是，天启帝早已有意传位信王。（是否真有其事，则难以确考了）

▲崇祯帝。

此后数天，天启帝继续处理大量政务（包括找各种理由封赏魏忠贤以及诸臣），八月二十一日，天启帝病危。这一天，他下旨大赦天下，尚未提到接班人问题。

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遗诏称：

“皇五弟信王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序]，即皇帝位。” ⑭

可以说，实录里的天启帝临终政局，平和有序，没有丝毫刀光剑影。

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帝即位后，下令将魏忠贤安置凤阳，上谕中，皇帝指斥魏忠贤削夺忠臣、使用酷刑等罪名，在天启帝病重期间，“犹叨恩晋秩，亡有纪极”，⑮说他想趁着天启帝病危时，给家族多要一点赏赐，并未涉及所谓篡位、拥立外藩之事。因此，魏公公虽然坏事做过不少，但说他在帝位继承上做手脚，好像有点冤。

崇祯帝登基伊始，魏忠贤的私人把持朝政，皇帝没有急着跳出来处理魏忠贤，而是非常耐心地把藩邸旧人逐步“尽易以新衔，入内供事”，并渐次剪除魏忠贤羽翼，遣散其在皇宫内训练的兵丁。⑯

另一方面，皇帝耐心地等待朝野舆论的转向。

一开始，朝中有大臣继续请求给魏公公建生祠，另有大臣只弹劾阉党崔呈秀，但仍歌颂魏公公。对此，皇帝通过批奏引导舆论，让魏忠贤及诸臣逐渐认识到，魏公公地位不保。⑰

这样，不光一些阉党成员开始倒戈，越来越多的内外臣工也看穿了皇帝的心思，猛烈攻击阉党。待一切条件成熟，崇祯帝继位三个月后，顺势下旨放逐魏忠贤，干掉了曾经权倾天下的九千岁，未掀起半点波澜。

▲《绣春刀》里的崇祯帝和魏忠贤。

崇祯帝继位后处理魏忠贤如此小心翼翼，与他即位前的行事风格一脉相承。

文秉另一著作《烈皇小识》提到，天启帝病危时，魏忠贤派心腹太监涂文辅迎信王朱由检入宫，信王非常小心，自带食物，不敢吃宫中食品。当天晚上信王独自在宫，还向路过的太监借了一把剑来“防身”，又下令旨遍赏宫中巡逻者，众人“欢声雷动”。信王妻子周氏则在信邸日夜祷告，以防生变。⑱

这一记载也许并非信史，但还是很生动地反应了朱由检在敏感时期的状态，有学者说，崇祯帝“为求自全而生性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刚愎自用”的性格，是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的，从他的处事风格来看，这一见解不无道理。⑲而这样的成长环境，又反过来深深影响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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