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蟠先生（1940年8月28日—2019年8月16日），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农史学家。
1940年8月生于香港，成长于广东新会书香之家。
1963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1963年9月至1980年12月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历任农业经济所研究人员和《中国农业科学》杂志编辑。
1981年1月起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1986年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编辑部主任，后任主编直到2001年3月荣休。
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副会长，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学校兼职教授。
2019年8月16日，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李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对中国古代农业史用力尤勤，具有独立的学术体系与风格。
李先生治学严谨、博闻广记、视野开阔、理论深邃。
他既重视在全面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具体事物的细微考析，又注意从历史发展的全局把握其线索和特点。
李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古代农业经济史以及古代生态文明进行了系统性和开创性研究，为古代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贡献。
学界称誉李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史学家，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农史学家。
李先生将民族学资料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对中国原始社会形态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李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高明之处，不在于他们未卜先知，也不在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无误，而在于他们总是不断吸收最新的科学成果，来补正、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质是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不断前进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直到近世仍有不少民族滞留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为研究前现代社会诸形态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
在《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等论著中，李先生与学界同好相互合作，发微探幽，对许多问题作出新的阐发和新的结论。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在国内外民族学和农史学界获得好评。
农史大家游修龄先生认为“是迄今为止力求全面地反映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的专著”，“它的意义实际上已越出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的范畴，对于研究中国的原始农业起源以及世界农业的起源都富有第一手很有价值的材料。
”日本学者渡部武对本书也做过介绍。
《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被学界认为“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挂起了钩，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大大扩大了读者的视野”，是民族史和民族学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在推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一件大事”。
同时，李先生以中国历史上和近世尚处于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社会的民族资料，作为研究华夏历史上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及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之参照，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进行了理论探讨。
李先生指出：
“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
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有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
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着它向新的高度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未能引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
李先生突破以往农史研究中只关注农业和汉族地区研究的局限性，首次系统研究了农牧分区格局的形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率先论述了少数民族在我国农业史上的贡献，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考察，提出了中国古代农业是“多元交汇”体系的重要观点。
李先生的大著《中国农业史》从构成中华文明物质基础的农业生产发展历程着眼，挖掘“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何以能相继不绝？
中华文明的火炬何以能长明不灭？
”的深层根源，指出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从来不局限于一隅之地，各地区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并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汇合成中华农业文化的洪流。
李先生提出中国传统农业“多元交汇，精耕细作”的精辟见解。
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利于拓宽农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揭示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特点和机制，对构筑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相称的农史新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镜鉴价值。
李先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讨论中，最早起来反对照搬外国模式，全盘否定传统农业的学者之一，并协助已故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述我国农业现代化中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对当时中央确定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传统相结合的方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先生注重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态文明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一系列问题。
李先生是最早反思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学者之一。
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中，更能反映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而可供当今借鉴者是“三才”理论，而不是“天人合一”；
“三才”理论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的结晶。
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自然观是一种大生命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中国古代哲人视自然界的发展为生命创生、延续、演进的过程；
天地万物是以生命为中心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人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参与者和协调者，并以追求自然界和人类关系的和谐为自己的使命。
“生生”观、“一体”观、“三才”观，组成大生命观中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
这是经济史研究中重大理论创新，而“三才”观、“大生命观”则是这个理论进一步的深化和突破。
数十年来，李先生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
独著或合著出版《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史》等专著12部；
主编或参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二十六史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5部；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农业实践与“三才”理论的形成》（之一—三）、《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谈讨》、《官田民田并立公权私权叠压》、《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特点》（农业生命逻辑丛谈之一—七）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讨论及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