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导演激增，专业人才却难寻，中国电影能否拥有自己的“蓝翔”？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在“合拍”“IP”“网大”等关键词外，中国电影行业的人才缺口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电影的人才危机的确不是伪命题。一个最能直接反映这个问题的现象是：往往一部电影刚取得成功，这个剧组的各个工种负责人就相继成立自己的公司，无论演员、摄影师、录音师、剪辑师还是美术师，无一例外都干起了导演。

于是乎，新晋导演越来越多，新的影片越来越多，专业技术工种的人才却越来越少，行业的专业化也成了问题。用捉襟见肘来形容这场人才危机，并不过分。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演员徐峥自几年前的《人在囧途之泰囧》后，完成了由演员向导演的转型，拍摄《泰囧》的过程中，他也组建了自己的专业团队。然而，就在徐峥筹备“囧”系列第二部影片《港囧》的时候却发现，上一部影片的摄影师也成立公司当导演了，没有了御用摄影师，团队的搭建又得从头开始。

影视行业有个非常形象的术语——轧戏，它指的是演艺人员在同一时期同时参与多个项目，在不同剧组、不同角色间来回窜场。轧戏多了，自然无法在具体项目、某个角色里投入太多，最后拍出来的作品也不会太好。

据了解，当前国内某些年轻演员同时轧戏多达11部，让剧组叫苦不迭。“但观众不是笨的，这样荒腔走板拍出来的电影，看一次、两次也许还可以，第三次就不会看了。”制片人谭芷珊说。

为什么这么缺人？这与十几年前中国电影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有直接关系。“人才成长速度赶不上产业发展速度。”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年产几十部电影，到现在年产700多部电影，再加上大量的网络大电影，突然这么大的创作量，人才缺口自然会出现。“这个时期，新的网生代出现，电影人也正在换代，无论创作者还是观众，上下两代人之间横亘着20年的时间，人才少、创作量大，直接导致跨界创作人员特别多。”

缺口不仅出现在导演、编剧、演员等最核心的创作人才。几年前，导演冯小刚的一席话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中国电影行业最缺的是自己的‘蓝翔技校’。”电影行业的“蓝翔技校”，意味着要为中国电影培养最基层和具体的技术工种，比如灯光、美术、化妆、录音等。

尽管有人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实际上，电影行业里无人不晓的一个事实是，现代电影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每一个细小的工种都是一颗必不可少的螺丝钉，任何一个松动都会直接影响整部电影的表现力。而在工业化认识的基础上，对“螺丝钉”进行系统的培养，显然是当前的中国电影行业最缺乏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从业者都有向国外学习的意愿，但回到中国现实环境中来的时候，还是以老派的做法来做事，这是不行的。”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联席总裁应旭珺说。

她所说的老派做法，指的是过去中国电影的作坊式生产方式。虽然电影产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突飞猛进也在《捉妖记》《美人鱼》《鬼吹灯之寻龙诀》等影片中可见一斑，但作坊式生产的思维模式仍然对今天的中国电影行业影响颇深。“工业大片要求每个工种的专业性和紧密咬合，而部分中国电影从业者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稀释了人才基础。”

人才如此缺乏，是因为中国的高校没有培养电影人才吗？

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国是世界上学习电影的人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除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电影人才培养的专业大学外，不少综合性大学也设置了与电影相关的学科，尤其是电影表演专业。

每年年底，几家电影专业院校的表演专业招生都吸引着全社会的目光，甚至成为国内新闻行业年年固定的“大餐”。年年都有这么多学生毕业，为什么不仅电影行业还是缺人，而且还有不少学生毕业就失业？

“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没有专业性，我们不是由专业人士培养专业的人才，导致的结果就是毕业生虽然多，但却不能很快派上用场，需要经过下一轮的实践重新训练才能成才。”尹鸿还强调，当前国内电影行业最缺少的仍然是技术工种。近年来，尹鸿担任过国内所有影视奖项的评委，但他发现，评技术奖时永远只有那几个人，没有新一代的技术人才出现。“摄影、美术等新一代的人才断代，这是教育和产业之间的脱节。”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担任电影相关行业教师的资质？这个问题或许直接触及人才困境的核心。众所周知，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是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学院，近30年来，从该学院走出的毕业生就获得了30余座奥斯卡小金人。

谈到学院的人才培养秘笈，院长伊丽莎白·戴莉说：“我们只雇佣专业人士进行教学，至于他们有没有学位则并不重要。他们在业界有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们必须让教师有效地工作，规则很简单，我们鼓励他们在教学的同时进行自己的创作项目，如果能让学生加入到他们的项目中来，这是最好的。通过专业人士和学生的合作，我们让学生知道更多、实践更多。”

而在中国，教学实践的规则与美国恰恰相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很难留在高校任教；即使破格在高校任教，在具体的职称评定、晋升机会等方面也明显不具优势，客观上导致这些人才难以生存。

“这对电影这样的应用型学科的教学来说其实是不科学的。”尹鸿说，“就好比搞文学创作一样，文学博士一定不是搞创作的人，搞创作的人一般不屑于当文学博士。对电影学科师资学历过于严苛的结果就是，教表演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演过一个角色，却在教学生如何表演；教导演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进过剧组，却在教学生如何执筒……”

人才危机并非只在中国出现。上世纪末，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人才危机也同样给产业带来了潜在威胁。

谭芷珊回忆那时候的境况时说：“因为行业发展太快，稍微有点能力的人就已经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自然也就不愿意再从事具体的工作。人才最缺的时候我连一个场记都找不到，只要一个会写字的人就可以来做场记。”

这样的情况，也正在中国当前的电影行业悄然蔓延。

行业外的人，有了钱就想进行业里玩玩；行业里的人，稍稍干两年就想当导演。这是颇具时代特色的行业现状。谭芷珊认为，这跟东亚电影文化中的导演中心制有很大关系。

“我在做一些合拍片项目的时候发现，国外许多电影人非常满足于钻研自己的工种，不管是化妆、摄影还是美术，他们会觉得把这个行当做到最精就很厉害了，不一定都得去当导演。这跟他们的制片人中心制是有关系的。在制片人中心制的工作环境下，导演和其他工种都一样，都需要服务制片人的协调，大家互相配合。但在东亚国家的电影行业中，导演中心制决定了导演的话语权最大，所以大家都抢着去当导演。”谭芷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