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这个时代最大的统治术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25-02-22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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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物质》

当你拿出一个自拍杆，在著名打卡景点前自拍了一张，随后给照片加上浓重的美颜滤镜，再po到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等待蜂拥而至的点赞和评论。很快，你就沉浸在赞美中，被认可的成功感觉充溢着你的内心——尽管照片中的“你 ” 并非真实。

这种“自恋的满足”令你欲罢不能。在追逐“理想自我”的道路上，你越陷越深，你对自己的形象和出现的背景要求越来越高，只为了能在观众面前做一个“完美的表演者”。

谁能想到，这个人人都会做的小动作、小心思背后，却潜藏着这一时代最大的统治术。奥地利作家伊索尔德·沙里姆，在《自恋与服从》中指出，与强制性、惩罚性的外在规定不同，如今权力的治理方式是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自恋就是实现这一统治术的方式。正是“做更好的自己”这种理念，让人成为顺从权力的良民。

自恋的满足：被认可的胜利感

众所周知，成功对我们的社会存在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成功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如此努力地追求成功呢？换句话说，成功承诺了什么呢？ 成功意味着认可——被肯定和被确认。 这种认可表现为各种形式——从短暂的赞扬到如雷的掌声。因此，成功不只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的专利，对成功的渴望、追求、期望和要求充斥着整个社会——从“小老板”制度（也就是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到明星和名流，从微小的喜悦到辉煌的胜利。

在成功中，人们将自我双重化，因为人们被感知为理想和理想自我的化身。成功、关注是一种外在认证：人们“符合”理想，“实现”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一时刻与理想的完美“一致”——无论程度如何。

在成功中，我们将自我双重化为一个世俗的形象和一个崇高的形象，这里可以参照中世纪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观念。根据这个假设，国王将自己的两个身体结合在一起：自然的、可见的身体和崇高的、不可见的身体（民族）。这个假设在这里只是用来类比我们在成功中的经历——所谓的自我的两个身体。

在这种双重化中，世俗的身体、形象是我们的自我，“崇高的” 身体、形象则是我们理想中的自我。在成功中，在每一次成功中，人们都（或暂时或持续地）成为自己理想的化身。在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会成为理想的化身；在较坏的情况下，人们会成为尼采所说的“理想的表演者”。 在成功、关注、赞扬和掌声中，人们被感知为理想的化身。 因此，一种胜利感在这一刻产生，这是一种符合理想自我的胜利——无论这种胜利是瞬间的还是持续的。这种胜利感就是“自恋的满足”。它源于自我理想的认证式实现。

《行骗天下JP》

正是在这种胜利感中，我们关注的社会变革逐渐清晰可见。因为这正是自我理想统治与超我统治的区别所在：严格的超我是一种（惩罚）机制，只有当它暂时失效，也就是人们违反严格的规定时，胜利感才会产生。自我理想则是一种权威，在它那里，胜利感的产生在于（假设或部分）满足规定。而成功这种体验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种满足。

超越自我，一种对理想的服从

那么，我们应该实现的自我理想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人们应该如何想象它？自我理想是一种心理权威，它作为榜样要求自我、观察自我并将自我与理想进行比较。理想自我则负责提供相应的形象：完美的形象，完美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像理想一样，因情况而异：因为它既包括完全个体化的部分，又包括家庭、阶级、民族的集体理想——正如我们在弗洛伊德那里看到的那样。因此，它是时代、环境、阶级的个性化理想。

就这方面来说，理想是可变的。理想与超我的另一个不同在于，超我的规定具有必须遵守的法则结构。自我理想则是一个榜样，一个完美的自我。作为一种形象，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美，这种完美在于比自我更大、更好。就这方面来说，正如拉康所写的那样，超我是强制性的，自我理想则是崇高的。因此， 自恋意味着一种提高。自恋的公式就是自我提升、超越自我——作为对理想的接近。

这也清楚地表明，自恋并不意味着自我实现。 自恋不是为了实现自我，而是为了超越自我。自恋意味着对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以理想为导向的提高，同时也是对理想的服从。 在这个意义上，继发自恋并不是在哪里都（只）看到自我，尽管它是一种镜像关系。但这里反映的不是贫乏的、不足的自我，而是它的完美版本 ——理想。这就是继发自恋到处寻找的东西：不是人们以为的自我，而是理想自我。

自恋的满足需要观众

我们可以确定：自恋的满足源于完美的形象，源于自我理想（正如我们所见，成年的自爱适用于这种自我理想）。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满足，需要他人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他人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他们是做出评判的观众。这就是他们——他人。

当论及“我是否符合我的理想”这个问题时，应该由观众来考查、衡量、评价，必要时由观众来确认。观众没有真正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个体是否实现了理想。观众只能确认符合理想的幻觉，至少是暂时的。这种确认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被收回。无论是老板观众（在赞扬的那一刻，即使是老板也会短暂地成为这样的观众）、客户观众、同事观众还是其他观众——每种观众都承担了观察者和审查者的功能。

《某种物质》

观众成为理想的守护者。然而，这正是我们的心理权威所承担的功能：自我理想观察、考查、衡量并判断自我是否符合理想。因此，每种观众都承担了我的自我理想的功能，至少是暂时的。更准确地说，分担了这些功能：我成为理想的表演者、理想自我的化身，观众则扮演了观察者和审查者的角色（权威）。我们共同演绎了这种心理关系的整个场景。

但在这个过程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理想是文化规定和伦理规定的内化，是社会要求的内化。在我们的场景中，自我与观众一起表演，内化的权威又短暂地转移到了外部。 在这一刻，观众作为我的自我理想的代表，是一种外在化的、表面化的内在。

但这意味着：观众不是真正的外在，观众不是真正的他人。在这里，社会与自恋者之间的关系的矛盾得以解决。继发自恋（就其最初的社会性而言）依赖于他人，它只能通过他人来实现。自恋的自我关联性需要社会——但这个社会、这个他人作为观众成为我的外在。

因此，自恋既是一种通过观众建立的自我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关联性。 成功这个自恋的支撑更是一种令人惊讶的社会关系——既不是相互的、对称的认可，也不是反自恋的认可。

这种社会关系是持续变化的，因为自恋认可的场景不是固定的。如今，每个人都在两种功能之间不断切换：观众功能和被关注功能。我们永远是他人的观众，有时（幸运的话）也是被关注的客体。

在一个将自恋变成要求的社会中，这种持续的变化也包括舞台的多样化。人们可以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增强的、提升的、崇高的自我，或者应该，或者必须，或者至少作为“理想的表演者”，作为崇高自我的代用品。

让我们以自拍为例。这一现象以其平庸性和普遍性、以最简单的结构展现了上述所有因素：一种通过技术创造的观众关系（这里的技术既包括作为手臂延伸的自拍杆，又包括拍摄和上传）。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这样的观众关系。它不再需要真实的观众，因为它被转移到了虚拟世界（例如在社交网络中）。在这里，结构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自我经历了木刻般的双重化——镜头前的自我和镜头中的自我。后者是一种形象，是理想的代用品，它的崇高性和“更高的”神圣性只取决于被展示这一事实。

这是技术复制的双重化。顺便说一句，这也导致一个曾经的核心社会范畴如今遭到侵蚀 —— 羞耻感。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人们被要求，可以、应该、必须将自己展示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样一来，无耻成为自恋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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