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的四个科室中，总务科（一科）成立最早。早在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就建有一个“总部”，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等。周恩来建立特科时，首先在这个“总部”的基础上，选调人员予以充实并加以整顿，形成总务科。
总务科的任务有两个：一，秘书，以秘书的身份处理中央杂务；二，保镖，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把秘书和保镖结合起来，就是总务科的责任，这是保镖的基本责任。
总务科首任科长是洪扬生，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由陈云兼任总务科长，1931年9月下旬起由李得钊任总务科长。
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共中央机关租房子，为中央负责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简单说，总务科相当于搞后勤粮草，也精于出谋划策。
洪扬生也是传奇人物，长征途中被捕，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后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1951年4月，洪扬生一度被捉，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总务科科长的位置上，最牛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陈云。长征途中，陈云出川可谓九死一生，能顺利完成任务，得益于中央特科的历练。当然陈云最主要的身份是红色经济学家。事实上也正是在陈云身上，可以看到情报和金融的结合点。
陈云
陈云最重要的身份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二号人物，但他干的最有名的事儿，还是解放之初上海金融战。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国民党因金元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加上特大洪水灾害，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那种情况下，就诞生了很多投机者。他们当然瞧不起土里土气的中共，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对中国来说，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之称的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打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在投机者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上涨近两倍。那时代银元是硬通货，它的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严重的威胁。为稳住市场，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但当时政府也不富有，持有的银元有限。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
市场没稳住，投机者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1949年6月5日有两万人，到8日发展到八万人。
政府不想再陪这群投机者玩，立刻改变策略：不陪你下棋，重新制定规则。
上海市军管会在6月10日派出军警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随后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但这只是开始，关键是控制物价。
抗战胜利到国民党撤出大陆，四年时间里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新生的中共在黄金和外汇更少。这个时候就是考验能力的时候到了。
为应对严峻形势，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方案。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其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陈云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与此同时，投机势力也在积蓄力量，准备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很多人认为，中共的能力是打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自古以来，好战必亡。中共的最大力量在于组织调配资源。中共最初并没有一兵一卒，所以最后拿下万里江山，能打仗只是表象，背后是资源调配，需要打仗时打仗，需要搞建设时搞建设。
说到搞建设，陈云是其中翘楚。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主要宗旨就是全国一盘棋，保证平津粮食需要；保证两湖纱布供应；保证煤炭供应。顺便要在此次行动中教训投机商人，告诉他们时代变了。
在中国高效率的组织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此次调集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投机商已经大难临头而不自知！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
在陈云指挥下，为了打击投机者，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时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投机者以为政府黔驴技穷，也想利用涨价套利（国民政府就是这么干的）。然而他们想错了，这只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套牢。
投机者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这是自杀行为。但货物却吃不完。等到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者绝望了！
这个时候政府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这叫立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资本家不自量力，胆敢和新政府明里对着干。从陈云一系列精彩手段上，可以看出情报和金融之间微妙的关系。
此外总务科还有其它一些人，他们的命运影响未来时局走势，暗藏玄机。
阚思颖，女，又名甘棠，四川省南溪县人，1927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
邹志淑，女，情报科情报员宋再生的妻子，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
陈家康，中央特科专职医生。
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
朱胜——化名，真实姓名不详，湖南人，古玩店老板。
看看总务科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顾顺章家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会让彼此之间串联，一人落水，所有人遭遇。后来证明确实是悲剧。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了这众多亲属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