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在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有鸡奸行为的人被称为sodomite，当然后来还有文中提及的macaroni，都和鸡奸者有关。鸡奸者这个字与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homosexual）在语意上并不尽相同，因为同性性行为不局限于同性恋者身上，更不限于男同性恋。当19世纪自王尔德案件后开始使用“同性恋”这一名词的时候，同性间的性行为被重新定义为不道德个体的行为反应。而鸡奸者，在当时有点儿类似于杀人犯和纵火犯，同样被认为不道德，但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性罪行。
文/Dominic Janes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7/02/22/a-queer-taste-for-macaroni/
走在18世纪70年代的伦敦街头，常能见到英国的花花公子头上顶着假发、脸上擦粉、穿戴精致，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种效仿欧陆时尚的花花公子和令人反感的鸡奸案联系在一起，首次在公共领域掀起了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广泛讨论。这也是多米尼克·杰纳斯的研究方向。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间点远早于奥斯卡·王尔德的那个时代。
花花公子的造型。《深夜假面舞会上的他》（A Real Character at theLate Masquerade，1773）
人们认为，直到19世纪末，也就是1895年王尔德之案引起轰动之时，男同性恋的人数才开始慢慢增加，变得随处可见。1895年，王尔德的情人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父亲起诉王尔德。当时的法案规定，任何带有“粗俗倾向”的行为都是犯罪，同性间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可以解释为犯罪。事实上，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发明了“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词。直到二战时期，这个词才开始在英国广泛使用。当然，造词晚并不表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同性恋都属于未知的领域，不表示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别的人。尤其是就18世纪来讲，我们完全可以从当时的艺术和视觉文化作品中窥见一斑。
王尔德与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英国18至19世纪早期的乔治王朝时期，有很多传统习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颇具讽刺意味。我们从当时的印刷品和小册子中可以窥见这些习俗的痕迹，其中有一些显得相当直接、相当粗俗。这些传统在政治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相比，英国人在公开场合“特立独行”的自由尺度令人瞠目结舌。这一切都昭示着英国人的“生而自由”。他们拙劣的模仿大多集中在一些流行的、特立独行的观念上。这些观念不仅有政治方面的，更多地是行为的文化规范方面。当时有很多男性声称自己要模仿女性的言谈举止和品位。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花花公子（fop、beaux、dandy）式的特征之所以受人嘲笑，是因为人们对女人气、娘娘腔充满了敌意。毫无疑问，人们这样认为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18世纪60年代，人们新造了一个词——macaroni，特指18世纪效仿欧洲大陆时尚的英国花花公子。这个词就和当时所谓的“鸡奸”息息相关。
《花花公子印刷所》（The Macaroni Print Shop，1772）画中，达利商店是当时花花公子印刷行业的领头羊，每天都生意兴隆，店门口人头攒动
时尚的花花公子们经常成为各类谣言的主角。费迪南德·特威格姆（Ferdinand Twigem）在《花花公子：一种讽刺》（The Macaroni：A Satire，1773）中写道：“小怪兽/娘里娘气的花花公子”，他们一开始还会为自己放荡的行为感到脸红，但那之后他们又屈服于这一切放纵。18世纪初，人们常常将充满“男子气概”的浪荡子（rake，尤指有钱或有地位、与很多女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和诸多恶习联系在一起，如酗酒、赌博和嫖妓。在王政复辟时期和乔治王朝时期初，人们认为过分讲究衣饰、举止矫揉做作的花花公子（fop）身娇体弱、乏躁无味，将他们和柔弱无力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花花公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有过多次尝试，希望能收获可敬的女性所得到的信任，但又被人们嘲笑他们的所作所为要么太过，要么不足。苏珊·斯塔夫（Susan Staves）是一位学者，她坚持认为女人气的花花公子并不是某种“同性恋雏形”，而是一种“新新人类”：“这些老派、女气的花花公子，他们所谓的女气只是一种早期不完美的尝试，他们希望自己是优雅、正经、敏锐的。现代人大多都认为这些是十分理想的男性美德。”但在18世纪中叶，fop一词的使用有了特殊的含义，特别是与macaroni一起使用时更甚（译者注：fop是指过分讲究衣饰或举止的花花公子；macaroni特指18世纪效仿欧洲大陆时尚的英国花花公子）。
《现在，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了》（Now Sr. You’r a Compleat Macaroni，约1772年）
耶鲁大学收藏了很多家具、艺术品、书籍和印刷品，这些藏品曾由名鉴赏家、作家、政治家霍拉斯·沃波尔（1717-1797）所有，他的儿子就是被称为英国第一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霍拉斯一直没有结婚，他标榜自己是老派的花花公子（fop）。他首次将1764年“麦卡罗尼俱乐部”（Maccaroni club）的存在写进了书中。这个俱乐部里有“所有留着长卷发，戴着间谍眼镜、旅行经历丰富的年轻人”。这种“旅行经历丰富”的特点，或者至少是某些欧洲大陆式矫揉做作的特征，让这些花花公子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这几个特征也确实是macaroni这个特殊标签背后隐藏的含义。英国的爱国人士喜欢吃烤牛肉，但刚从欧洲大陆旅游归来的贵族则喜欢炫耀他们新尝到的意大利美食——尤其是对意大利面食——通心粉的热爱。所以人们才开始用通心粉的英文单词macaroni特指这些花花公子。
这类花花公子不仅在食物上深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在着装上也是一样——关注欧洲大陆的时尚是花花公子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数百张讽刺画的主题。在此类印刷品中，《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出版于1772年，描绘了一群受欧洲大陆影响、沉迷于时尚的花花公子。在作品正中间，一个男子戴着美容面饰，衣着浮夸的美发师和黑人助理正在打理他的假发。另一个人在练习击剑，还有一个人在逗弄宠物鹦鹉：
《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1772）细节图
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沦为了所谓“虚荣心”的牺牲者，而他们的虚荣心是想要表现时尚女性的特征，还要被法国兴起的“精英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所奴役。纨绔主义（Dandyism）就像是在和海峡对面的敌对国、在和那些迷恋奢侈的敌人调情，无比叛逆，惹人非议。
彼得·麦克尼尔（Peter McNeill）认为，这种钟爱异国风情的品位不仅可以用“女气”来概括，还可以用性偏好来表示：“到18世纪60年代，macaroni这种花花公子出现，人们认为这些花花公子对时尚如此关注，说明他们对女性缺乏兴趣，或者女性对他们而言可能根本就没有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更衣室里的花花公子们是为了彼此的利益在打扮，为了压倒女性。
事实上，18世纪后期的花花公子都认为，旅行经历丰富的年轻人从国外带回了很多东西，珍罕的美食和服饰并不是其中唯一奇怪的东西。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和信奉新教的英国因这类怪癖联系在一起，也许是罗马教廷的不婚禁忌，人们认为他们的性能量都用在了通奸或鸡奸。这其中隐含着更深层的含义：周游欧洲的英国贵族也可能把对此类恶习的品位和喜爱带回了英国。
《天呀，这是我的儿子汤姆吗》（约1773年）（Well-a-day, Is this my Son Tom）。其他版本中的父亲是一个农夫的形象，画中的场景也更城市化。由此表示：不只是出国旅行会造就一个花花公子，单纯只是城市的影响也可以。
18世纪70年代早期，伦敦时尚圈发生了一系列丑闻事件，花花公子“macaroni”这个词拥有了更加奇怪的走向：男同性恋的形象开始真正意义上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上尉罗伯特·琼斯（Captain Robert Jones）之案。1772年7月，琼斯上尉被判对一名13岁男孩实行鸡奸，在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庭）被判处绞刑。10月，他获得皇家赦免。因为有新证据表明，受害男孩的证词可能并不可靠。此后，他便离开了英国。琼斯在时尚花花公子界的知名度很高（他因为普及了滑冰和烟花而备受注目），大众指责他最终被赦免之事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掩饰行为。有很多观点直接针对琼斯犯下的罪行，态度明确，如1772年8月5日《公共书刊》（Public Ledger）上发表的一封信件。这封信宣称，“这位军界的花花公子”其实就是“过多地沉迷于放荡和奢侈”。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鸡奸不仅是个人见不得人的恶习，更是近来一种花花公子的定义性特征。他还警告这些人，“所以你们这些花花公子，你们这些浑身香喷喷、不男不女的东西，要从同类（琼斯）的结局中吸取教训”。
烟火花花公子（The Fire-Work Macaroni，1772），大众普遍认为这幅画描绘的正是因烟花出名的罗伯特·琼斯。
1778年3月下旬或4月初，海斯特·林奇·施拉尔·皮奥齐 （Hester Lynch Thrale Piozzi，1741-1821）在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日记中回忆道：
1772年，琼斯上尉被判有违人类本性，被判处死刑：他是一位绅士，因其在烟花艺术上的发明而闻名，他还对烟花进行了改造；全城都爱上了他的两件作品，它们在马里波恩花园展出，备受赞赏，即《埃特纳山洞穴内的沃尔坎火山》（Forge of Vulcan in the Cave of Mount Etna）和《从地狱召唤欧律狄刻》（calling Eurydice out of Hell）。史蒂文斯说，如果琼斯被赦免，也许他就能指引我们破坏罪恶之地和罪恶之都；这将产生非比寻常的效果。
她是百科全书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朋友，也是他文学圈子的成员之一。酿造业大王亨利·萨尔（Henry Thrale）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781年丈夫去世后她得到了自由和不尽的财富。三年后，她和意大利音乐家、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皮奥齐（Henry Thrale）成婚，成为皮奥齐夫人。皮奥齐夫人一生写了很多信，她从1776年开始写一本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她评论了很多她认识或她认为可能是同性恋的男女。例如，1794年3月29日，她写信和一个朋友谈起了一些男人的事情，谈到了霍利斯·曼（Horace Mann），他是霍洛斯·沃波尔的密友：
格雷特黑德夫人和我把这些人称作手指指挥家——这似乎是个比“鸡奸者”更优雅、更好听的词：老霍利斯·曼和詹姆斯先生在讲话时都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动手指——我看到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将同样的事情告诉罗马皇帝时，“他手指的动作也是这般”。
图片由Robert Dighton提供，这是Richard Cosway想象给自己画像的作品，左边是他本人。他被戏称为“花花公子画家（Macaroni Painter）”或“比利的酒窝（Billy Dimple）”。
琼斯上尉一案点燃了公众的怒火，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花花公子和同性恋之间的联系；那些好色的花花公子，他们既会掠夺男女的财富和脆弱，其娘娘腔的本质也和女人的性情类似。这些花花公子的存在告诉我们，男同性恋的流行观念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在19世纪，医学上将同性恋看作是一种心理异常，这种提法虽然建立了看待同性恋的准科学基础，但它并没有完全颠覆那些和性别、性犯罪有关的陈旧观念。从这些想法中，我们可以理解维多利亚时期公众对轰动一时的鸡奸案的态度，那是奥斯卡·王尔德在1895年的故事。他被看作是阴柔、时尚、染指青年男性的花花公子。但琼斯上尉之案和当时花花公子的情况反映出，在奥斯卡和他爱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臭名昭着的男同性恋之前，男同性恋的历史其实要更复杂、也更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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