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毛病，他作品有问题，你要帮他，他害怕的时候，你要给他解怕，他生畏，你解畏，让他飞起来。
文｜李天波
编辑｜季艺
摄影｜尹夕远
离休后，翟泰丰依然保持工作时的状态， 一边忙着写自己的书，一边帮找上门来寻求建议的作家把关。他是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更是作家圈里「好说话的老头」。
作家掌握不了尺度找他，送审遇到问题找他，写不了有怨气也找他。过往40多年，他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一边鼓励作家大胆创新，多写现实社会生活，一边为作家们保驾护航。在文艺创作上，他坚守邓小平提出的那段话——「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笑着调侃，自己是作家的后勤保障。
《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评价他有担当、敢扛事。1997年，周梅森因《人间正道》被40多个干部告状，翟泰丰给他打来电话说：你要冷静，党会支持你创新发展的，如果打官司，我给你当辩护律师。此后，周梅森的每部剧作都请他担任总顾问。《人民的名义》写作期间，周梅森写完20集就给翟泰丰看看，请他把把关。他鼓励周梅森放开了写，一定要把党中央十八大以后反腐的力度、气度、温度写出来。尺度从副省级一路提升到副国级。
采访间隙，翟泰丰拿出好几份手稿，标得密密麻麻，全是他看《人民的名义》剧本时写的批注。剧里陈岩石讲的小顺子为背炸药包牺牲的原型，是他昔日的战友。他希望这部剧之后，现实主义严肃题材的剧能多一点，取代小鲜肉和IP。
4月一个下午，《人民的名义》热播之际，《人物》记者跟他聊了聊这部剧背后的故事、政治剧尺度的拿捏以及他对过往10年现实主义题材电视语境的思考。
以下是翟泰丰口述。
（知道要写这戏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们10年没这样的题材了。他是4月份，通过最高检，给我送过来20集的一个版本，他说还没写完，拿不准，帮我看一看。我就认真读了。我十分相信周梅森的创作才能，所以抱有很大希望，但是看完了，哎呀，我实在是有点失望。
当夜，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手都在哆嗦，我说你现在这个本子太平淡了，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的反腐力度很大，一个接一个的钢拳头打出来，都打到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人身上了，这是你十八大以后的作品吗？剧本能这么轻描淡写吗？实际上我们党内出现了不少特权占有者，这个特权的占有者阶层他们占有的货币量，是相当不小的，你看哪一个人都是多少亿多少亿，或者是几千万几千万。这样的一个集团，是党内的一个大疮疤，我们就要把它挖出来。你要写今天反腐的戏，写不出当今的反腐力度，老百姓是不会认可的。
他还是给审怕了，但我也理解他，咱们这个大环境确实给现实主义的作家很大的一个阻力、压力。我跟他通了话以后，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就加紧改本子，等到7月份，他拿出本子来以后，就大大地升格了。
陈岩石讲背炸药包的故事，我跟周梅森讲过这个事，他就写在剧里了。这是战场上真实的故事，打鬼子的炮楼，机枪封锁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必须把炮楼炸掉，就得有人背炸药包，指导员站出来一声令下：「共产党员站出来！」「哗」就是一批人出来了，你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够格，这是要去死，要去牺牲啊。我14岁（笑），我不够年龄，人家那些老兵「呼噜呼噜」站出来，我也站出来。剧里小顺子就是我们同班的战友，他比我大一岁，死的那一年15岁。周梅森问我上不上这段戏，我非常赞成，我说这必须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共产党员站出来，为人民解放死啊，牺牲啊，站出来。现在共产党员站出来，干什么，「捞官啊」，「捞钱啊」。
翟泰丰参加解放战争纪念物品
老实说一下子引来了这么大的收视率，我也没想到，我当时还有点担心，送审我也拎着心，害怕人家挑毛病，这样的戏这么多年没有了，突然出来了，会不会有接受不了的，甚至于有人会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你，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当时就跟周梅森讲了，把握好中央反腐精神，反腐败，切不可只展示腐败，就什么都不怕，人家挑毛病，真有毛病咱就改，挑了什么毛病你自己改不了的，咱们再商量。周梅森态度很积极，因为他也习惯了，一个本子上百处的改那经常的，他做了这个准备，但是这一次意想不到得那么顺利，一层一层都觉得本子好。
我就是觉得这10多年，不正常，你怎么能限制两个题材（反腐题材、警匪题材）。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作家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作家都弄不清楚，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撂笔。周梅森很抱怨。我跟他说，只抱怨没有用，你该写什么写什么，积累材料。但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审查的关太难过了，而且拍电视剧是要投入的，给钱的人也怕风险。
确实不对的，邓小平一再说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你横加干涉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横的结果是韩剧来了，婆婆妈妈来了，小鲜肉来了，IP来了，这个穿越来了，那个时空来了，抗日的戏都变成玩笑戏了……你打开电视一看都是这个，古装的也是小鲜肉，让人看了就一肚子气，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文艺的作品一下子就把人们引歪了方向，那实际上是在瓦解人们的意志。
这个剧，为什么老百姓爱看，说它是反腐剧是把它窄化了，它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时代戏。这一次有突破的地方，不是说什么有副国级，那不是突破，哪一级反正都是党内腐败分子，高一级呢，就说明这个腐败很可怕了。真正说他突破的，是他艺术的升华，祁同伟开始是个不错的共产党员，孤鹰岭缉毒的时候你看他挨了三枪，他还豁出命去抓毒犯。第二次他再上孤鹰岭的时候，两支枪都瞄着自己的同志、校友侯亮平，在这个时候他还念他们曾经是同学，他雇佣黑社会撞成植物人的陈海也是同志、同学，他感到自责，对自己的心是一个刺痛，所以他把自己打死，他选择了这个路，他还有这个人性的回念，符合情理。这个剧树立了很多正反两面的典型人物，侯亮平、沙瑞金、 陈岩石、易学习、高育良、祁同伟，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困境里面，有家庭的，有官场的，有伤情的，都没有脸谱化。
80年代，一方面是「文革」之后兴起了一个文学的高峰，但是同时，这个期间又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各种主义都来了，后现代主义意象派、颠覆派、自由派……写作状况发生不小的变化，现实主义作品就少了，远离政治、远离英雄、虚无历史的作品多了。
当时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反映现实生活，怎么写我们的伟大时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周梅森、陆天明、张平、柳建伟、李兰妮等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河北还出了现实主义「三驾马车」，写反腐和写改革开放的人多起来了。还有写深圳小渔村迅速变成一个大城市，像这样的小说都出来了。
后来就考虑，把这三十四五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集中起来学习。因为那个时候还兴起另外一股风，就是所谓阳台文学。我观察我的院子，我从这里能够找到生活，我从这里能够找到故事，我在这里也能写出好的小说和作品，这也是一种理论。那么这个理论，毕竟就是你们家那院子，你的审美观照的范围也就是那个小院子，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变了，全世界四大洋的形势怎么样了，它在怎么变，你看得见吗？在你家阳台上，看不见的。
世界进入了信息化、现代化时代，国内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怎么发展，邓小平讲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初步形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到底是什么？作家们没搞清楚，所以1996年，我们就把这一批作家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学习班，第一堂课就考邓小平理论体系，结果谁也答不出来（笑）。所以，就给他们讲邓小平理论，同时又请外交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各有关部委的部长或者副部长来给大家讲课，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讲世界的总体形势。这样一来，这一批人的视野开阔了，他的观照力强了，看得远了，思考的问题多了，所以他们创作的积极性也就高了。
这一批人，后来真的是成长起来，写了很多很能够影响社会的作品。周梅森、陆天明、张平是反腐三驾马车，河北出了三驾马车，关仁山、谈歌、何申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认识、熟悉起来，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们写的作品我一般都给他们写评论，作宣示。
《国家公诉》是周梅森的作品，很有豪气。他的性格火暴。火暴到什么程度，跳脚，「我这戏就没人播，我钱都赔了。」他又疼他的钱，他又疼他的戏。我说第一，改，人家提出来要改的地方你就改，缺点要改，错误要改；第二，我帮你疏通，咱两个人一块走，你改本子，我疏通，慢慢解决问题。
对于一个作品最后该怎么评价，要问读者、观众、市场，我不好决定什么，但遇有争议，我把作品拿给中央主管同志，请他们看。他们看完了，我问怎么样，有什么问题，他们说很好啊。我兴奋极了，赶紧告诉周梅森。有一次在全国政协的常委会议上，曾有人对这个作品公开批评，我认为人家批评有对的一面，反腐作品一定不能展示腐败，但《国家公诉》这部作品我为什么支持，因为它的主线是反腐败，是为我们党反腐唱赞歌。
处理作家创作中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必须把握好审美导向和艺术创作分寸，既要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贾平凹的《废都》，主要内容是写一批西安古都的文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一度觉得古都没落了，看不到光明前景，找不到发展方向，他们在找历史的新路。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作家们要思考是天经地义的。贾平凹就把他们的思考写出来了，但是，过程中有的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慢慢地就颓废了，颓废了以后就搞女人。
当时确实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作品否定了，出版社的领导都受了处分，贾平凹也被否定了，甚至把他封了。
这自然有点过分了，不能因为一个作品有缺点甚至错误，就否定一个作家。所以，我们一方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指出对一个颓废的人消极面不要写那么具体，改革开放正在轰轰烈烈，你的思想还在「古都史」里，你还是从古都里出来吧。就把他介绍到江南去了。那个时候江南改革开放速度非常快，但是一说贾平凹，当时一些省都不敢要他，最后江苏省要了。
他在江苏生活了一段时间，特别到张家港这样的地方，那个时候张家港改革步伐非常大，他看了，觉得就像出国一样，「我看到了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开放。」
他后来把这些感受写成了散文，写得很美。
他有毛病，他作品有问题，你要帮他，他害怕的时候，你要给他解怕，他生畏，你解畏，让他飞起来。作家有自由，才能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
凡著名文学经典，都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三国演义》写的是后汉之后三国时期的历史，分裂为三国，争霸谁是汉代正宗，打得不亦乐乎，成为古代战争的经典作品。你说《红楼梦》，那更是时代的作品，它是和康熙、乾隆两代皇帝都有关系的作品。这样的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出来一个贾宝玉，他要打破大家庭礼教束缚，争得自由，这样的一个家庭叛逆的人，他是叛逆的封建大家庭。你说《西游记》，他写了唐僧去取经，是写盛唐时期，佛教怎么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我们叫儒、道、释的文化根脉之一，它是我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那就更是历史时代的作品了，「逼上梁山」，谁逼的啊，那皇帝啊，封建制度啊，它更是时代的作品。
所以不能离开时代，不能整天韩剧，婆婆妈妈，甚至于整天恩恩爱爱，整天平平庸庸，现在IP不那么太活跃了，但是IP摧毁年轻人的思想意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时代，能让一些年轻人沉湎于IP吗？就像抗战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一样，抗战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历史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要抗日救亡，那么你那个鸳鸯蝴蝶派天天恩恩爱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吗？不能！它也形成不了主流，抗日救亡才是那个时期中华民族的主流。
任何一个能够留下来的作品都是时代的。这一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他们写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反腐败的这种戏，再下去一百年，它就是个历史记忆，人们看这些作品，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作品，了解百年前的生活，他就会从这个作品里看到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个时代的复杂面貌，了解这个时代的斗争生活。
所以，作家的创作千万不要离开时代。一阵子什么都是要小家不要大家，那个韩剧和中国自己创作的韩剧，我是非常头疼的，我觉得把我们的民族软化了。我们一方面讲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你天天讲「小鲜肉」，你这不是和时代唱对台戏吗？要把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引到哪儿去啊。
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在世界上一支10艘航母舰队，在我们周边晃悠，应该说美国人那些最先进的武器都在我们周边。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国内困难也还相当大，相当多。
文艺作品就是要面对这些现实。现在需要这样的精神。文艺的娱乐功能当然是要的，因为文艺有娱乐的功能，但是文艺更要引导人们实现我们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我们在战争年代，战前动员，《赤叶河》、《白毛女》就让战士们看到，地主杀人的地窖，人变鬼的悲惨。这样的戏看完，所有战士解放受苦人民的气一下就上来了，然后一级一级开诉苦会，他家的哥哥怎么死于地主水牢，他家的老爹怎么死于恶霸刀下。所有战士，「哗」一下触动了，拼命的血性冲动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文艺的作用没有力量，那非常有力量，引导错了，年轻人的价值观都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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