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族群冲突和公民社会：印度及其以外的地方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

有关族群冲突的研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尽管存在着族群多样性，但是某些地方处于和平，其他地方却经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类似地，一些有着族群和平记录的地方有时会突然爆发冲突。对于跨时空的印度伊斯兰教-印度教间族群冲突的差异性，作者试图对其原因进行研究。

首 先，采用大数分析（Large-Nanalysis），将城市确定为基本分析单位。 第一，族群冲突主要发生在城市而非农村。1950-1995年印度农村地区虽然占很大人口比例，但只占暴力中死亡人数的3.6%；第二，在印度城市中，族群冲突也高度集中在若干区域；其次，根据社区暴力是否普遍存在，选择两个城市进行对照，最终选取Aligarh& Calicut、Hyderabad& Lucknow和Ahmedabad& Surat这三组城市。每组的两个城市都满足相似伊斯兰教-印度教人口比例这一最小控制变量，三组依次进行更严格的变量控制。

作者提出公民社会是种族冲突的关键性因素这一假设。首先，他解释为什么城 市里的社团交往（associationalforms of engagement）优于日常交往（everyday forms of engagement）。一是因为相比日常交往，社团交往更能通过利益紧密连接个体。二是根据K=N(N-1)/2（K表示关系数量，N表示人数）这个数理模型（如图1所示），发现城市人口较多，不易发展大范围的日常交往；他进一步解释社团交往是如何阻止族群冲突。如图2所示，相比族群内的社团组织，跨族群的社团组织能更好地协同地方政府，应对外生公共冲击和地方政客分化族群的战略行为。

图 1 农村和城市中的日常交往

图 2 公民生活和族群冲突

作者分 析在阿约提亚骚乱的背景下，Aligarh& Calicut这两个城市对此的不同反应及公民社会在其中的作用，作为支持其假设的经验性证据。Calicut公民社会的族群融合程度高，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日常交往多，社团不介入政治，和平委员会同政府一起平息谣言，并对政客有组织的暴力进行约束。而Aligarh的和平委员会是基于宗教建立的，缺少对跨宗教的信任，因此不能有效地应对外生冲击。

研究的完善：内生性问题和根本因果关系

作者以Surat的老城区与棚户区为例解决了研究的内生性问题，确定了公民社会 短期内对阻止族群冲突的首要作用。具体地，阿约提亚的清真寺倒塌后，棚户区成为可怕的野蛮和暴力的场所。而在老城区，和平委员会迅速形成。Surat老城区的许多商业协会被整合起来。这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在一起居住了很多年，他们共同参与老城区的商业和社会生活，有能力聚在一起缓和紧张形势。他们成立了邻里委员会，部署自己的资源和组织以检视谣言并与地方政府机构沟通交流。结果是，老城区的地方行政机构要比棚户区的行政机构更为有效。

更进一步，作者回顾印度族群间社团交往的发展历程，发现政治改革是阻止族群冲突的长期因素，甘地领导印度从精英政治转向大众政治，进而对公民社会产生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