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毛泽东在懋功与实力强大的张国焘会师，遭遇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他是以怎样的智慧走出危险，并战胜危险的对手呢？这就是本文需要阐述的内容。
1934年10月,中共在所谓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遇重大挫败，被迫开始北上。博古等人的领导能力遭受质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北上途中占领贵州遵义，并在此举行会议，此次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不过，此时毛泽东的权力还远远达不到稳固，因为当时的中共失去了与莫斯科沟通的电台，这就使得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缺乏最重要的政治手续，即来自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的背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央的权力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有着重大缺陷。当时的红军洋顾问李德（OttoBraun）就曾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评价道：“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指毛泽东）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
在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来自实力派的挑战就不可避免。
1935年6月25日，只有7,000残兵力的中共中央与拥有83,000精锐的中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四川懋功会师。对于当时会面的情景，张国焘回忆道：“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得张国焘不可避免地轻视中共中央领导人，而新中央合法性的不足，更驱使张质疑其的权威。据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描述，张国焘称毛泽东为“乡巴佬”；而刘伯承则亲眼看见张国焘嘲讽毛泽东：“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另据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肖劲光回忆，两河口会议当天，博古宣传中共中央的讲话，张国焘不待博古发言，就粗暴地连声说“散会、散会”，其对新中央的不屑可见一斑。德国顾问李德则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张国焘以主人的姿态接待我们，他显得相当自信，并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在实力上优势。”
另外，更为恶劣的是，由于新的中共中央缺乏共产国际的认可，这就使张国焘开始尝试扩大实力基础并取而代之。
当时中共中央的军事实力主要集中在红一、三军团，两个军团的将领林彪、彭德怀就成了张国焘拉拢的重点对象。彭德怀在其回忆录《彭德怀自述》中详细记录了张国焘拉拢自己、质疑遵义、会理两场会议合法性的过程，他说“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另外，据中共将领聂荣臻回忆，“有一天……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同志”。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质疑这个会议的合法性，本质上乃是不承认包括毛在内的新中共中央之政治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直属部队）将领，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上则是拉拢中共中央直属部队的人心，对新的中共中央进行釜底抽薪。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红军的分裂在所难免。不久，因忧虑张国焘可能的吞并企图，毛泽东突然率领中共中央直属部队单独北走，将包括朱德、刘伯承在内的大批中共中央干部和中央红军5、9军团遗留在张的麾下。1935年10月5日，实力雄厚且已经就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就此指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干部分裂红军，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党籍，同时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地区兵微力孤的中共中央傲慢地宣示道：“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张国焘的挑战带给毛泽东毕生难忘的屈辱感。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时，依然将其成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不过，与在中央苏区1934年毛泽东的失势过程一样，真正决定毛泽东能否打败张国焘的，并非双方的兵力强弱，而是谁能得到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认可。
早在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新的中共中央就派遣潘汉年和陈云奔赴莫斯科，以取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9月中旬潘汉年抵达莫斯科，受到了王明的接见，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这代表着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实际领导者之新中共中央地位的认可。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任命。
1935年11月7日，林育英抵达了张闻天、毛泽东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12月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听取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方面对中共新领导集体的认可。不久，林育英即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代表的名义，要求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第二中央”向张闻天、毛泽东的低头。
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要求其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张国焘回电称“完全服从共产国际领导”；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要求张国焘取消自立；1月24日，林育英三电张国焘，以明确的口吻警告对方：“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命令张取消自立的中央；2月14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称中共中央“北上陕甘”的方案已经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直接以斯大林的名义迫使其对方北上。
就像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所面临的困境一样，携带着斯大林名字的尚方宝剑迅速摧毁了张国焘部队和干部对其的忠心。2月14日，林育英标注着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北上命令发出之后，包括张国焘亲信陈昌浩和老部下徐向前在内的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宣布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张国焘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哀叹：“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不久，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自立，并率领自己远比中共中央强大的军队归附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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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陶陶点评：
在这场博弈之中，毛泽东显示了相当的先见和隐忍。
懋功会师之后，虽然张尚未明目张胆地攫取中央职权，但只要中央红军与之合并，则张坐拥钱粮兵马优势，就可以轻易掌握人事和军事大权，从而不断收买裹挟人心，最终顺理成章地控制中央政治局。对毛来说，这是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风险——到时候，张不但拥有了实力优势，还将拥有了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毛与莫斯科信任之张闻天、博古等精诚合作，迅速与张国焘脱离接触，坐待莫斯科必然“利我”之裁决，实乃彼强我弱巨大风险之中的唯一胜利之途。
与之相应的是，张国焘仰仗实力优势忘乎所以，忽略了斗争取胜的关键，任凭虚荣的本能做崇，肆意轻慢羞辱张闻天、博古等莫斯科信任之知识分子，则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播下了毁灭的种子。
这其中的逻辑看似简单，却体现出先机与隐忍的大智慧啊。（觉得好，就给点打赏，或者帮点广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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