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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初，杭州府辖德清县的东门城桥水门坍塌了。附近的海宁县石匠以及仁和县石匠都前来竞标这个重建工程，最终知县把工程交给了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

1月22日，吴东明就开始带领他的施工队在德清修水门。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到了3月，工程进入了打木桩入河的阶段，为使桥基稳固，工人们需要把一根根木桩深深打入河底。当时水位很高，所以工作非常吃力，他们只能奋力赶工以期按时完成任务。

到了3月26日，吴东明发现工地上的米已经不够吃了，他只好抽身出来，赶回30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买粮。当他回到家中时，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人想找他帮忙。

沈士良是个农夫，时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两个侄子心眼很坏，经常欺负沈士良，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

沈士良是长辈，这种事不好公开说，他就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向土地爷告阴状。但这似乎没什么用。直到2月间，有人告诉他德清在重修水门工程，那些石匠似乎“有办法”。

据说，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就是传说中的“叫魂”了。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非病即死。

沈士良有了新的希望，他就想用这法子报复两个侄子。可他是文盲，不识字怎么办？他便去找来了侄儿们的渔业商行帐册，把上面的名字用纸片上描下来。听说吴东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门求教。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当然也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他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引火烧身，就找来当地保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

然而更离奇的是，当时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在同样的时间遭遇了类似的事件。3月25日，在吴石匠还未回家卖粮之时，一位35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廷秀。这个采药人显然也是听说了“叫魂”的传说，他希望让郭廷秀把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却是想陷害郭廷秀——一旦他这么做，这个采药人就能以此为证据把郭廷秀当作兴风作浪的“妖人”送进官府，从而邀功请赏。

清末，上海衙门审案的场景。1891年12月5日《插图报》插画 

郭廷秀显然也明白“叫魂”的严重性，他识破了对方的阴谋，揪住他，把他拖到了县衙门。这个采药人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但官府这样的处理办法，完全没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叫魂”的妖风愈刮愈烈，各种小道消息四散传播开，地区性的恐慌也就形成了。在周边州县的眼里，德清人成为了邪恶的存在。

四月初，德清人计兆美帮人办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家人认为他在外面赌钱，打他，他便从家中出逃，走了60多里路到了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

4月3日的三更时分，他来到离西湖不远的静慈寺前。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问他是不是德清来的。计兆美只好承认。这下就引发围观群众的恐慌了。

众人把他送到当地保正家中，恐吓他，拷打他，让他从实招来。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

第二天，计兆美被送到钱塘县衙门，继续审问。计兆美想起他听说过的有关德清县东门城桥水门工程的种种谣传，还有那个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

他便说自己是受这个吴石匠的指使。于是，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计兆美却认不出吴东明，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惧，却没那么容易消散。4月8日傍晚，在与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萧山县，巨成和尚与净心和尚结伴去化缘。两个男孩在街上玩耍，其中一个看到巨成的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读了出来。

巨成很惊讶，便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的本意是结个善缘，然而孩子的父母却以为他这是在“叫魂”。一阵殴打后，两个和尚被送到了萧山县衙门。

在这里，另有两个和尚也因为涉及叫魂案件被送了进来。他们是正一和尚与超凡和尚。他们俩是县衙的蔡捕役外出巡逻时抓进来的——蔡捕役发现正一的行李箱内有可疑物件：三把剪刀、一根用来扎辫子的绳子。

于是，这四个和尚便被当成了剪人发辫、窃人灵魂的犯罪同伙一起被押上了大堂。在当时的人看来这简直理所当然——头发是人体精气所在，自然也可以用来叫魂。就这样，“叫魂”便同“剪发辫”这项被视作反清的政治罪联系起来。

清朝梳辫的男人。清朝一改汉人束发为髻之习，男子头发前部剃去，后部垂辫

在大堂上，正一辩称并没有剪人发辫，然而知县却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这其中多出来的几样证据，就是蔡捕役假造的。

蔡捕役抓到了正一，本想敲诈些钱财，但正一却坚持不给。蔡捕役便去找了一撮旧头发编成辫子，连同自己的一把剪刀，放进正一的行李箱。

他却没想到，到了大堂正一依旧不认账，还揭发了他的把戏。蔡捕役只好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此案也不了了之。但叫魂的谣言还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传到江苏、山东。

6月16日，山东泰安，一个落魄的读书人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在被抓住审问时供出，这是次有组织的叫魂事件，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

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了蔡氏和靳氏两个乞丐，他们剪人发辫，被怀疑是在叫魂。蔡氏供出的主犯是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的主犯是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

在江浙一带的督抚们看来，这几起叫魂案件荒诞不经，完全是无知民众的庸人自扰，再过上一段时间谣言就自己消散了，不需要怎么重视，自然也不需要通过官方或私密途径向乾隆皇帝报告。但乾隆这个当皇帝的，却并不这么看。

尽管官员们没有告诉他，他还是从自己的秘密渠道获知了此事。7月25日，乾隆发出上谕，下达给浙江、江苏（包括总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两江总督）及山东省的官员。

乾隆相信，虽然这些谣言“甚为荒诞”，但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所以，他要给各省督抚敲个警钟。

反应最快的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事实上，在乾隆发出上谕之前，他就从他在宫中的眼线知道了乾隆已经开始关注此事。所以，他必须在乾隆有所行动前，抢先报告并采取行动，才能使他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

他很快投入了清剿行动，并于7月24日向乾隆上奏折说，破获了几起大案，他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些人不是在散布“荒诞”流言，而是在尝试真正的妖术。在他看来，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就得先在公众中制造混乱。

乾隆认为，在山东所发生的妖术案件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这份上谕宣布，山东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各省要对其背后的主犯予以追捕。对于那些督抚而言，这已经不是警钟了，而是警告——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然而地方大吏处理叫魂事件与乾隆的态度并不一致。最积极的还是富尼汉，接下来他又报告了山东数起案件，而且其中多为大案。

直隶省也不错，到8月就向乾隆报告了3个案子，到9月4日前，总计报告17起，抓住了三个嫌疑人。

而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地督抚，是叫魂案影响最大的地方，他们之前隐瞒了数起案件，乾隆早就对此极为不满了。现在他们在乾隆的压力之下，有的补充报告了之前发生的叫魂案，有的到10月报告了新发生的数起案件。

至于陕西、湖北、湖南等地督抚，他们在10月份也上报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案件。有趣的是，督抚们的响应程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幅以北京为中心的圆，向外影响效果依次递减，这正是“天高皇帝远”的鲜明写照。

事实上，这时的乾隆已经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从8月到10月，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他听取叫魂事件汇报和作出决策的记载极为密集，这显示他正亲自指挥这场清剿行动。

乾隆不仅命令将直隶、浙江、江苏、山东等主要叫魂案交由军机大臣直接审理，涉案嫌犯、证人等解往北京、承德，而且仔细阅读军机处、地方官报上来的审理报告等，甚至对细节问题提出质疑和作出指示。

国家之大，事务繁多，乾隆日理万机，却在叫魂事件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这无疑暴露出他内心的深切焦虑。

虽然此时清朝建国已有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以及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到了乾隆继位，民间也依然流传着“反清复明”的口号，这使得乾隆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

而妖术与发辫联系起来，就不再是单纯的巫术。乾隆当然不相信世间有巫术，但作为统治者，他必须想多一点、看远一点，毕竟这事关大清社稷、他的皇位，丝毫马虎不得——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手下的那些官员完全是不称职的。

但在处理叫魂案时，地方官几乎都以它们是孤立事件来对待，几乎没有官员会认为这与政治阴谋、叛乱有关。各省官吏对叫魂事件的基本态度，就是敷衍。

首先是拖延隐瞒，密不上报，在故作不知中寻求安全。如果乾隆从其他情报渠道获悉此事，那就赶紧上报说正在加紧追查，采取了诸多手段，然而还没抓到。如果乾隆继续施压，那就抓几个替罪羊，糊弄过去。

河南巡抚阿思哈就是其中代表。他先是报告说，他采取了行动，现在这里事态好转、形势稳定，本省并没有发生叫魂案。乾隆朱批回复说，直隶等都有，独你省无？阿思哈只好又报告说，又经严查，发现16起。乾隆朱批说，果然不出所料。实际上，这是一场情报战——乾隆前一个批语意味着乾隆怀疑或有途径已知河南发生了割辫案，因此，阿思哈只能被迫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除了拖延隐瞒，官员也会钻皇帝的空子。因为乾隆曾明谕各地官员要打破地域限制，为了查明“叫魂”案可跨区合作。因此，很多官员选择离开自己辖区远赴他人辖区与其他官员联合办案。这就是“用人数来赌安全”了：几个官员一同上奏，说调查没有收获，皇帝总不好一起处罚。

显然，这样敷衍还是有风险的，但是这些官员还是坚持不肯参与。原因在于，他们这些老油条，实在太熟悉官场的把戏了。

他们意识到，皇帝让他们去追查的那些山东剪辫案得出的主犯，十有八九是不靠谱的，必然是山东巡抚富尼汉迫于皇帝的压力，严刑逼问来的，而逼问来的线索也必然是疑犯屈打成招，编造出来的。

而就算不屈打成招，还有迫于压力的底层官吏来“负责”谎报案情、制造伪证、捏造证词。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费力气去查？

但是，有“护身符”的官员毕竟是少数，那些想不出办法不参与“游戏”的官员，只好吭哧吭哧地查案子。

根据富尼汉提供的线索，8月底，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认是主犯张四儒。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他发现了一个跟主犯通元和尚同音的和尚。这些疑犯被押送进京，由军机处负责审问。结果发现，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疑犯多数是无辜的。

这时的乾隆，就进退两难了。是他发起了这场清剿运动，然后部分过于“积极”的官员们给他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让他确信叫魂妖术是谋反的幌子，于是下令全面清剿。但成果却让人尴尬，造成了不少冤案。如果要继续追查下去，全国性的大恐慌很可能会越演越烈。

至此，乾隆也无法再继续追查叫魂案了。11月3日，他降旨停止对叫魂案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清末，北方，炕上睡觉的一家子

但是，乾隆并不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他始终坚持首恶罪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

乾隆指出，“江浙督抚养病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这是他对江浙一带的督抚们此前试图掩盖案情的报复。

而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劫，不少官员的仕途因此毁于一旦。如徐州知州邵大业，以善于治水著称，治水政绩斐然，但因他在一个卖唱乞丐的叫魂案中负有责任，被贬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担任军职，不几年便死于任所。

至于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富尼汉，他的第一份报告导致乾隆误判，引发了清剿行动升级，而他上报的“大案”经军机处审理均为冤案。他受到的处罚是：被贬为山西布政使。富尼汉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