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讯 |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4期目录

里运河堤防与明代的水情

王建革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里运河堤防的修建与周围水环境互动增加，对里运河自身水流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黄河对运河北段清江浦的影响，以及淮水东泄对中部运河区堤防兴修、湖泊扩张和水位提高的影响。自明代中叶以后，中部堤防的修建不但促进了高宝诸湖的联合，还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到明末，随着淮水不断积于高家堰而抬高水位，高宝诸湖的汇水量增加，更加促进了里运河的水流贯通。各种闸坝的兴起和北部水位的升高，使得整个里运河水流进一步通畅。在这种环境下，长期需要外水济运的瓜、仪入江口区段也不再需要外水济运。

清代下河滨海县域的水环境变化与圩堤建设

徐应桃

清初，官方对黄淮水患的治理思路基本沿袭明代治水理念，侧重于“束”而不在“疏”。康熙年间，“开浚海口”一策经皇权介入才开始实施，实质是通过浚深各导流支脉和增开下河滨海县域归海口门达到“分流入海”的目的。随着黄淮湖运水情变化，浚深河道已难实现腹部低洼区向滨海堆积区的导引，常漫溢成灾。遂于乾隆年间在归海河道两侧抬圩，以便束水归海。田圩亦在此时兴起，并与河圩连筑，构成了下河滨海县域的圩田体系。受西水东注和海洋影响，下河滨海县域内水环境和圩堤建设呈现出复杂变化的特征。

“燕然山”音义及相关问题

宝音德力根

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山南发现了著名的《燕然山铭》刻石，燕然山位置由此得以确定。民国地图标燕然山为“伊里陈·忽伦岭”，意为“野驴山”。“燕然”对应“Ilǰien—伊里陈”系匈奴语遗存，词义为“驴”；突厥语作Ilǰien；蒙古语作Ilǰien；汉译“燕支”“燕只斤”。燕然山清代名称“衣尼尔”系三世达赖喇嘛所赐，梵文作Irina，蒙古语音位颠倒，作Inria＞Inir；今名Delger qangγai系Irina或Inir的蒙译，词义为“延绵的山地”。1208 年成吉思汗在曾在燕然山建立行宫，被称作“龙庭”。

杜预释地与西晋郡县沿革考略

熊少聪

杜预《春秋释例》与《春秋经传集解》中所见西晋郡县，主要依泰始初政区，只荆、扬、徐三州稍杂太康郡县。今依杜预释地考补西晋郡县沿革。将杜预释地与西晋分封史事联系，可推考东朝阳县改隶乐安国、下曲阳县改隶赵国当在咸宁三年，太康元年分下邳所置为临淮郡而非临淮国。从杜预疏释县境内古地名体例，可证徐县泰始初曾废，春秋时娄林当在徐国国都东。依杜预释水数河流经行郡国体例，可考南顿、鄀县、高唐、茌平等县沿革。

唐德宗朝保宁军节度的创立及其罢废

黄   楼

《新唐书》载德宗兴元元年赐号河东节度为保宁军，此说与史实不符，保宁军乃另一与河东军并立藩镇。建中年间，河东节度使马燧等讨伐魏博，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收降大量兵卒。泾师之变后河北行营解体，这批降卒被马燧带归河东，后德宗以其组建保宁军，命马燧为节度使。保宁军的创置既承认了马燧对降卒的控制，又避免了其被直接兼并。贞元初，马燧多次奏请保宁军并入河东军被拒；三年，马燧罢兵权，为安抚河东军，朝廷正式裁撤保宁军军号。保宁军前后仅存在四年，其置废反映出朝廷与河东军之间的政治角力，此为窥视德宗时期藩镇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代乍浦港的贸易网络

 黄小莉　张佩国

浙江嘉兴乍浦镇在18世纪中后期成为杭州湾北部著名的对外贸易港绝非偶然，实际是其地理区位、交通网络、政策倾向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谓“贸易网络”聚焦于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涵括区位交通、市场体系、商帮群体等诸多层面。往来于乍浦贸易的商人们以洋铜采办为基础，借助辽阔的海域构建了一个灵活多元的贸易网络。乍浦港的贸易网络是东亚经济秩序的表征，是融合了“朝贡贸易”和“市场区系”的整体网络。

龙州开埠与桂越边境交通地理变迁（1889—1932）

何斯薇

口岸开放对地方交通商贸和社会变迁有深刻影响。近代化成绩显著的口岸受关注较多，而对“失意”口岸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及制约因素的研究有限。龙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毗邻越南北部，位于山路崎岖、水浅滩多的左江上游。对龙州开埠与桂越边境交通地理变迁进行梳理，包括铁路、水路和公路建设计划间的演进及背后主导者的更迭，发现地理区位既是龙州在特定时局受到关注并得以开埠的原因，又是阻碍其交通布局改善长期而根本的因素。龙州地区在商路竞争中屡屡受挫，呈现出固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历史惰性和多变时局下桂越边境地区多方势力的博弈困局。

顺江山之形：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形态探析

伍   磊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址位于岷江水系二级阶地上。成都秦城由大、少二城东、西并列组成“龟城”形态的主因是缺乏修造土壤和郫江洪水。秦城及内部建筑方位顺应地形，考虑排水和防洪因素，呈北偏东30度偏转。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可以大致复原成都秦城城门、墙垣、中壁的位置。成都秦城西垣距郫江尚有距离，南垣距郫江较近，史载其有十八门、周长十二里应属无误。

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和使用——基于《地图学史》的讨论

成一农

基于《地图学史》的译本，讨论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关的问题。对前者的研究应拓展至地图制作各个阶段的技术、绘制者的构成及职业群体等方面，对后者应当考虑地图在社会各层面以及各类事务中的使用方式及其普遍性等。通过分析可见，地图在古代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应是未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史的研究，未来中国古代地图研究应发挥想象力，寻找有价值的问题和侧面。

关于古代地图分类的几个问题

黄义军

地名翻译、地图转摹与分工合作：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的绘制方法

 史提法诺·皮亚斯特拉 撰　林　宏 译

耶稣会士罗明坚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篇章，他计划出版第一部西文中国地图集，但仅停留在手稿阶段。本文概述与罗明坚地图集相关的资料及事件，基于现存于罗马国家档案馆的图稿，详细地分析制图方法：以中文地图为基础，将图幅放大，翻译地名，再做出转摹，此后，应由某位专业制图师接续整饰，以供雕刻师制版。但因罗明坚去世，后续步骤未及展开。本文还对罗明坚制图资料中已损毁或遗失的部分做出推测，并重思图集的地图学性质。最后做出推想：地图若是出版，面貌将会如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

秦即墨郡置废考

田   炜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里耶8455号“同文字方”记载，“即墨太守”封泥中的“太守”写作“大守”，是“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秦封泥，进而可以推断即墨郡的设立应在秦灭齐之后至“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根据里耶8657号牍的记载，可知即墨郡的存在时间很短，可能在秦始皇“定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时已被琅邪郡合并。这也是前人论秦三十六郡以及其后四十八郡时都没有即墨郡的原因。

汉唐时期定阳县治和定阳溪考

魏俊杰

东汉末置定阳县，隋废，唐初复置而寻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皆以定阳县治在今浙江常山县东南。今据新出土《赵鼎墓志铭》等考订，定阳县治当在今常山县西北何家乡钱塘村一带。《水经注·渐江水注》中有定阳溪水，流经定阳县。随着定阳县的罢废，“定阳溪”之名稀见于文献记载。明清志书纂修者因误读《水经注》《隋书·地理志》，以衢州府城之东的东溪（今乌溪江）为定阳溪，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沿袭此说。结合对定阳县治的考订，《水经注》中的定阳溪应为今常山港而非今乌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