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调回国内任广东巡抚，其缺由薛福成接替。1890年1月，薛福成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清廷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思想转变的轨迹。
图：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封面
亲至欧洲，始信郭嵩焘之说
薛福成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对他青眼有加，薛也非常钦服曾，为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相当明显。
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对“传统经世之学”，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1884年，薛正式进入官场，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时值中法战争，薛负责防守的镇海未被法舰攻陷。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名噪一时，成为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福成并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
这种不自信，多少与他从未去过西方，自觉对“洋务”的了解多属隔靴搔痒有关。
故此，薛很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有过三次出使西方的机会，却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近代文明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标准的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同时，仍坚持以中国的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但到了欧洲之后，薛福成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
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
1876年，郭嵩焘（字筠仙）出使欧洲，亲眼见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之后，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成为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副使刘锡鸿亦称呼郭乃“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薛福成虽不至于将郭嵩焘视作汉奸，却也是怀疑他言过其词的士大夫中的一员。亲至欧洲，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所言不虚。
图：薛福成
比如议院。
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现场观摩，后又多方搜集相关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
这段话，对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一定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福成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对义务教育、女子教育极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西方近代学堂的种种设备——“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让薛福成感慨万千：
“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
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
”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
整整20年过去后，薛福成亲自置身于欧风美雨之中，终于承认：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文明。
不过，薛福成终究曾服膺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这种文明的归属感，让他很难调适面对另一种文明时的巨大心理落差。于是乎，使欧期间，薛也曾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这样的事情，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也曾做过。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西方只学到“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向其学习，亦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之后，仍坚持认为清廷需要“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图：薛福成日记内页
呼吁经济改革
探究近代国家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最重要的考察命题。
1874年，薛福成在“应诏陈言”（回应朝廷的求贤求策）里，曾希望朝廷改变“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要“体恤商情，曲加调护”，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遭勒索留难，这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
1885年的《筹洋刍议》里，薛福成又说：
“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赴欧途中，目睹香港、新加坡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成为繁荣巨埠，薛福成对自己的判断更具信念。
他甚至说出了
“商为四民之纲”
这样的惊骇之论：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按传统的“士农工商”之说，商居末位。薛福成将商业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在当时是鲜见的。
图：薛福成日记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种观念，再次得到了强化。薛氏在日记里写道：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在日记里，薛福成还详细列举了他自所见所闻里总结的
二十一条“养民”之策
：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
这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须充分利用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须及时筹备。
这是薛福成详细考察了欧洲的工商业体系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此，薛福成转而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
“……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
在他看来，洋务运动误入歧途，中国的富强之路，需要的是一次经济体制改革
（摒弃以农立国，转向工商立国；具体而言就是二十一条“养民教民”之策）
，而非止于技术的学些和枪炮船械的购入。
图：薛福成《庸庵文编》书影
呼吁政治改革
出使欧洲，带给薛福成的最大改变，是对政治改革有了新的认知。
出国之前，薛的文章几乎不涉及政治改革问题。他的《筹洋刍议》里，通篇谈论工商、矿业、火车、兵制……毫不涉及政治改革。到了欧洲，对郭嵩焘当年所谓的“君民兼主国政”有了切身体验，薛福成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巨变。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评论了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优劣。薛认为：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末了，薛福成总结道，君主制与民主制互有利弊，关键取决于“得人”：
“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
这种结论，无疑是在和稀泥。考虑到日记需提交给朝廷，薛福成在结论上如此和稀泥，是可以理解的。
图：薛福成手迹
三天后，薛福成在日记中，进一步讨论了“清廷该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薛认为：
中国在尧舜时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才开启了君主制。秦汉之后，全部是君主制。夏、商、周之际，虽然君位世袭，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深入民心，犹如今日之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君民共主政体”。
最后，薛得出结论：
“
君民共主……
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将夏、商、周三代解读为“君民共主政体”，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也有“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谓“君民共主”，实是指近代政治文明中的君主立宪。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福成再次论及西洋富强的本原，共总结了“五大端”。与此前的论述有所不同，这一次，“工商立国”被放置在了末位，诸多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内容，被提到了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