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我们一家人来香港旅游，顺便探望定居于此的大姨和姨夫。大姨是我大姥姥（姥姥的姐姐）的女儿，20世纪50年代随家人从上海移居香港。我唯一一次与她近距离接触还是在2023年姥姥周年祭，她和姨夫专程从香港来北京为姥姥扫墓。
▲2023年，大姨（左四）、姨夫（左三）和内地的亲人们相聚北京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抵达酒店时已过晚上9点半，大姨、姨夫已经在大堂等候。两位八旬老人热情地与我们逐一拥抱，并拿出一大袋洗好的车厘子和一袋脐橙，让我们带回房间吃。他们详细地询问我们的行程，并提出建议。大姨依旧操着一口上海话+粤语，我们听得似懂非懂，姨夫在一旁作翻译。
得知我们预留了一天去太平山顶，姨夫自告奋勇要当导游——每个周末他都跟山友们一起去行山。姨夫翻出手机里上个周末登顶海拔934米凤凰山的照片，画面里他身着专业的登山装备，在山顶逐云赏景，神采奕奕。
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姨夫先带我们去吃正宗的港式早茶，然后到尖沙咀搭乘天星小轮至中环码头，再坐太平山缆车上山顶。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其间，交织成一幅动态的画卷。
“我年轻时，就是船上的一名轮机长。”姨夫指着不远处的一艘轮船讲述起过往。
姨夫祖籍宁波奉化，1941年出生于上海，7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姨夫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间搪瓷厂，随着业务日趋稳定，又招呼老家的亲朋一起来香江。
在战争年代，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成为了一个相对和平又充满机遇的地方。作为远东的航运中心和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港口，香港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机会和就业前景，吸引了大量移民。据姨夫回忆，他们一家刚到香港时，这里的人口只有几十万；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超过两百万。
大量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技能，丰富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并对商业和金融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时候来香港的上海人很多，大多是自己开厂做生意：纱厂、布厂、搪瓷厂、热水瓶厂、塑料花厂……应该说，上海人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姨夫说。
中学毕业后，姨夫没有继承家业，而是选择了当时热门的轮机工程专业深造，后来在船运企业当上了轮机长，负责全船的机电、动力设备工作。年轻时，他随着船只跑遍全球各大洲的港口，经历过沙特阿拉伯50度的高温，也体验过加拿大东岸港口零下30度的严寒。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太平山顶，这里是香港岛的最高点，也是俯瞰香港市区和维多利亚港的绝佳地点，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还有众多网红餐厅和购物中心。姨夫带我们来到拥有百年历史的太平山餐厅用餐，这里原是1888年兴建山顶缆车时英国工程师的工作和休憩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一家为游客提供中西式美食的餐厅。
喝着英式奶茶，俯瞰维港全景，姨夫感叹他这辈子做的最难的决定就是60岁时离开香港，“要离开心里非常不开心，不过好在很快就回来了。”2002年，姨夫退休后和大姨一起前往美国，准备移民——彼时，大姥姥和大姥爷已经随儿子定居西雅图多年，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
但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姨夫就要回香港，“首先是饮食不习惯，更主要的是感到在那边没有地位，美国的航运公司给我开的工资是香港公司的一半，不是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来定的，那我肯定不干。”姨夫跟大姨讲，“你愿意就留着，我反正要回去了。”于是两人又回到香港。在姨夫心中，这里才是“最自由”、“最安心”的地方。
多年来，大姨和姨夫一直关照着内地的亲人。我的舅舅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大姨、姨夫就专门来北京看望姥姥，“烫着卷发、身穿喇叭裤、手上戴着大戒指，跟从海报上走出来的一样”。他们带来了大包小包的衣服、食品，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一般人家只有两个喇叭的“板砖”录音机），彩色电视机和邓丽君、凤飞飞的原声磁带——大院里的年轻人都来家里翻录这些磁带。舅舅还记得他们带着全家人去友谊商店购物、去全聚德餐厅吃烤鸭。走在友谊商店蓬松的地毯上，“整个脚面都陷下去了”，以及第一次喝可乐时那种好喝的“中药味”，这些新奇的感受让舅舅至今记忆犹新。
大姨和姨夫那时也经常寄钱过来，兑换成人民币后，内地收款人会获赠同等数额的侨汇券，可以去专门的商店买一些市面罕见的商品。我的妈妈1982年结婚时的大衣柜、组合柜和自行车都是用侨汇券买的，样式新颖，做工讲究，在市面上很难买到。
▲20世纪60年代末，姥姥（左）和大姨带着我的妈妈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图/受访者提供
如今，年过八十的姨夫每年清明都会回宁波老家扫墓，常常是独自一人，行程一般三天——从香港经罗湖或福田口岸前往深圳北站，再乘坐动车到达宁波，然后换乘地铁和公交车前往奉化老家，入住村里的宾馆。偶尔遇到同村相识的一两个亲友，也都是年逾八十的老人，对方会邀请姨夫去家里叙叙旧。第二天上山放鞭炮、祭扫，次日从奉化出发，经宁波、深圳返回香港。
“为什么每年都要亲自去扫墓？”我问道。
“我爷爷和爸爸的墓地都在那边。我们乡下有一个传统，只要后代有人就必须来上坟。我的两个弟弟都在外边（澳大利亚和美国），那只有我来了。”
“您的孩子们去过吗？”
“没去过，他们语言不通，（在村里）东南西北可能都不认得。他们工作都很忙，我也不会强行要求。我只能说趁自己还走得动就去做，如果有一天走不动了，那没有（人来扫墓）就没有了。”2025年清明，姨夫还要带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堂叔一起回乡扫墓，“如果不是跟我一起走，他的儿子都不让他去。”
假期的太平山游客如织，不同的肤色讲着不同的语言。从山顶望去，中环、湾仔、尖沙咀的地标建筑尽收眼底，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勾勒出香港的繁华。
“在这么多地方生活过，您究竟是哪里人呢？”我很好奇姨夫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
“我是中国人，具体来说是宁波人。”对故土的眷恋或许是因为父辈的影响，姨夫记得一家人刚来香港时，父亲总是一大早让他去买份报纸，“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但直到去世，他都没能再重返故里。
我想到了大姥姥和姥姥的故事。当年大姥姥极力劝姥姥一起南下香港，但姥姥不愿意去“殖民地”生活，也不想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她和姥爷响应国家“一五计划”的号召，从上海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她曾自豪地写信告诉大姥姥，“我们这里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后来大姥姥随家人定居美国，大洋相隔，两姐妹只能靠书信联络，直到人生的最后几年才又相见。在时代的洪流下，一个选择就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轨迹。
日近黄昏，我们准备下山。放眼望去，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昼夜不息，潮起潮落间带走了昨日的喧嚣，留下记忆的涟漪。时光流逝，记忆或许会模糊，那些深刻的情感和故事却深藏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