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管理精神病患者的困境，最直接的答案或许就是四个字：缺人，缺钱。
作者 | 丹萌
来源 |"医学界"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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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武昌区一面馆门口发生口角纠纷，犯罪嫌疑人胡某持面馆菜刀将业主姚某砍死。
网上流传出不少视频和图片显示，面馆业主姚某的头颅被砍下，并被扔进了垃圾桶里。
而就在几个月前，四川达州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向胡某颁发了残疾人证，其残疾人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二级”，属于中度水平。
但22岁的胡某早已独自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当地卫生部门随后对他“失了访”。
管理精神病患者，怎么就这么难？
病人多，投入少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要解释管理精神病患者的困境，最直接的答案或许就是四个字：缺人，缺钱。”
前几年，美国曾公布自己的医疗花销，他们最为花钱的医疗投入竟然不是代谢病也不是心血管疾病，而是精神病的治疗，2013年一年，美国在治疗精神障碍上就花掉了2010亿美元（约合13232亿人民币）。
反观中国，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中所述，中国卫生总费用为24345.91亿元人民币，《柳叶刀》援引“卫计委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其中仅0.3%用于精神疾病卫生，即73亿人民币左右，仅有美国的0.5%。
同样紧缺的还有精神科医生。根据去年年底《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显示：精神疾病是亚太地区第二大健康问题，在中国，约92%的精神病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目前，未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估算为1.58亿。
世界平均水平每1万人有1名精神科医生，中国每1万人只有0.149名精神科医生，缺口可能高达40万人；而即使是所谓的“精神科医生”，也几乎都是纯临床医学毕业，在学校内学习的知识与普内科近似，很少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技术培训。
贫穷地区精神病高发，管理却更捉襟见肘
武昌火车站惨案发生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这次的犯罪手法过于残忍，却也有不少人觉得，手法虽过激，但那名“精神病患者也很可怜”。
一组数据显示，四川3720例精神病罪犯中，85.4%都是初中以下学历，农民和无业游民居多，加起来占比79.7%。
胡某的精神残疾人证评定表上也显示，“胡某经济情况属于贫困，无劳动能力，致残原因是‘因贫’。”
事实上，贫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是一个医疗界长期观察到的现象，原因多样。除了环境中的压力、营养状况、环境污染等“外因”，Nature杂志甚至曾刊登研究称，贫穷会改变穷人们的表观遗传因素，他们的DNA使得他们生来就更容易患病。
而与贫穷地区精神病高发相对应的，是这些地区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更为艰难。
“农村患者的管理一直是个大问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教授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分析道：一是监护人都出去打工了，患者没人管，有的患者自己也外出打工。二是即便有监护人，农村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普遍缺医少药。三是农村缺少像城市那样的社区康复服务。四是输出地与患者外出打工地之间缺少信息共享。
按理说，各级精神疾病防控机构应当能够对本地区重性精神疾病信息进行汇总、管理，但在现实当中，像胡某这样的病人常在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为养家糊口外出打工，常住地与户口所在地都很难对其进行管理，因此而“失访”的情况不在少数。
2004年，国家卫生部、教育部等6部委，为了了解我国精神卫生状况，曾投入686万元启动“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登记、评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有危险行为倾向的患者。
这一项目后来被称为“686项目”。
但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评述，“686项目”尽管令人印象深刻，至2016年，也只覆盖了官方估算的1300万最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中的300多万人。
对于胡某当时是否处于发病期，犯罪过程中是否清醒，仍需要相关专业鉴定，目前尚不能判定其是否能逃过法律制裁。
不过，加强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恐怕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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