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经验为训的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是当下盛行的一种发展理念，在解决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接连不断的症结时，尤其流行。历史的警钟长鸣多年，但人们却充耳不闻。终于，老旧的认知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呈现于现代社会。

纽约中央公园，奥姆斯特德的海绵“曼哈顿” (图片: airport2park.org)

对许多亚洲城市居民来说，洪水泛滥的街道正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一半以上的亚洲城市人口都居住在泛洪平原与低洼沿海地带，包括广州、胡志明市、曼谷、马尼拉、雅加达、达卡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近年来，洪灾发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有增无减，随着气候变化不断加剧，这种局面将愈发严峻。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正严重加剧气候问题。亚洲的城市人口将在2050年增加64%左右。单单就中国而言，目前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至少有100座。在印度，预计城市化率将于2050年达到55%。洪灾不再只是洪水频发的平原地区需要面对的难题 。中国6.8亿城市居民都将面临水的惩罚，因为城市不受约束的发展扩张，是以牺牲农田、森林、溪流及池塘为前提的。城市的发展是在不考虑土地管理，不尊重、不关心自然的力量，与传统经验背道而驰的条件下进行的。

2016年7月，武汉遭受洪灾 (图片：路透社)

武汉市地处长江流域泛洪平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去年，该市遭遇了一场特大风暴，造成多人死亡、8万名城市居民迁徙撤离。尽管不久前，武汉仅差分毫便可入选《全球前100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但对这座素有“百湖之城”称号的城市而言，这场混乱仅仅只是一场持续数周的洪灾中的一小部分。全国180多人因其罹难，影响波及26个省份的3200万人口，经济损失高达500亿人民币(相当于70亿美元)。如今，这样的情形预计将成为常态。可事情又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傍水而居。河流仿若人类的命脉，可促进贸易往来、农业发展，并提供资源。然而，智慧的先祖们知道：不可直接在涝原地带搭房建屋，于是他们通常都选择在高地上谋求发展，并在易被水淹的土地上种植作物。

俄克拉何马州，不利于雨水渗透的典型案例之一 (图片：pottstowntrees.org)

混凝土与沥青筑就的现代城市，受到了社会傲慢无知的影响。整个社会深受误导，误以为自然环境的平衡状态无关紧要，可由新科技和控涝工程体系取代，如地下排水管道、储水槽及隧道系统等。这样的体系固然有用，却不免价格高昂、灵活度低、作用有限，无法取代自然系统的功效和平衡。

政府为满足城市化发展热潮的需求，心急火燎地增建道路、房屋、工厂及商铺，对“因地制宜”的基本发展概念视若无睹。他们一时兴起，把原本刻意空出来、限制开发的低价农业用地加以开发利用。于是，高度工程化、高价值、高风险的城市建筑在原地兴建起来。可这样的发展规划不仅不负责任，而且还占用了养育城市激增人口最适宜的土地。

波士顿绿宝石项链公园系统(图片：mauricio.carvalho)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图片：olmsted.org)

回顾上一场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城市化热潮，当时，新科技的出现使得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需要大批工人进城务工。而残酷无情的换班制又要求他们住在工厂附近。在美国，费城、波士顿及纽约等城市的人口在这一段时间内激增。交通阻塞、污染、犯罪、疾病一时间成为了普遍存在的难题。这个时候的理论家纷纷开始开发规划模式，以缓解城市化快速发展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政府很快也认识到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健康环境的必要及益处。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布鲁克林前景公园、波斯顿绿宝石项链公园都处在控制水流的工程方案的中心，也充分彰显了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作为一代“景观建筑师”的杰出成就： 在城市中心营造绿色空间，来处理重大的排水问题。

后湾沼泽开发区 (图片：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1882年，波士顿浑河疏浚工程。(图片：muddyrivermoc.org)

19世纪70年代的波士顿后湾沼泽是一片潮涨潮落的盐碱滩。随着周边城市的建立，这里变得臭气熏天，而且极易遭受洪水侵袭。奥姆斯特德面临的挑战是卫生工程方面的：修建蓄水池，以收集雨水，并将污水引流到后湾沼泽，如此，沼泽地的生态健康方能恢复。奥姆斯特德重塑地貌，在一大片低洼沼泽地之间开辟了一条蜿蜒的溪流，精心设计出了一片浑若天成的新地貌。他将后湾沼泽与浑河(Muddy River)沿岸“绿宝石项链”公园群的其他部分连接在了一起。绿宝石项链公园的设计展望在于，所有人皆可远离城市生活的喧嚣、污染和拥挤，在这片公共场所寻得慰藉。他还设计了一些小路和车道，将公园与附近生气蓬勃的社区连在一起。

后湾沼泽的建设 (图片：Synthetic.landscapes)

20年前的后湾沼泽(图片：Synthetic.landscapes)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各色各样的规划职业产生了，而景观设计师一职的兴起则是由于行业先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积极倡导。从业者始终需对现存的社会及环境体系进行系统性调查，形成一定认知，以引导并适应未来变化，其从业范围包括场地发展规划、雨水管理、环境恢复、公园规划与娱乐设施规划、视觉资源管理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等，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了不同规模的设计、规划及管理。当然，这绝非花园设计。150年来，景观建筑业的主导性发展决策思路一直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这一向是该行业的“标准化思路”。随着目前全球步入环境危机，“可持续性”再次成为了卖点。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二战后的欧洲。该地通过住房计划和开发新城迅速开始了重建工作。伊恩•麦克哈格是当时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苏格兰景观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电视台主持人。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他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主持电视脱口秀节目 《我们居住的小屋》。他率先提出了“生态规划”的理念。他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设计结合自然》，迄今为止仍是景观建筑、土地使用规划方面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伊恩˙麦克哈格 (图片：AZ Quotes)

麦克哈格主张“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的生态情感一说，力争以更充分巧妙的方式，在与周遭背景、气候、环境保持一致的情况下，设计出宜居的环境。这是景观设计的真谛，与奥姆斯特德奉行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后者认为“设计的目的不是让观者鉴赏自己的作品，而是让他们身在其中而无所察觉”。麦克哈格曾在数个重要的专家组及委员会任职，包括极富影响力的1966年环保与自然美观白宫委员会等。期间，他结识了小瓢虫•约翰逊和劳伦斯•洛克菲勒等大人物。麦克哈格本人强烈反对城市工业化及现代化衍生的不良传统，那既傲慢无知，又具有破坏性。他将这种风格描述为“占有与毁坏”。

首尔城市环境的变化 (图片：Seoul Solution)

回望历史，中国的近邻——韩国曾在1960年代末朝鲜战争后启动了一项经济发展计划，最终却因此遭受了城市化发展加快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单从这方面而论，韩国无疑是中国引以为鉴的绝佳案例。

首尔城区面积及农业种植面积的变化对比 (图片：Seoul Solution)

工业化的影响让韩国城市人口激增，其中尤以首尔为甚，且不出所料的是，在该过程中，许多基础设施问题、污染问题及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影响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期间，韩国房地产开发商逐渐将目光从建成区转移到了开发程度低的低洼地带，进行场地与土地开发(半坡、蚕室、天安、阿姆萨、四合、金浦、连山、希林、长江平、古罗、莫东等)。这是一项高危政策，而且在开发这些新土地资源时，开发商也并未充分考虑到暴雨防范设施的修建，结果导致洪水频发。

首尔内涝积水(图片：Seoul Solution)

首尔雨水渗透率的变化 (图片：Seoul Solution)

城区自然土地、绿化带及农田的流失，减少了可渗透的绿地面积。1962年，首尔人口总数为250万，非渗透性地表面积比率为7.8%，而到了2010年，首尔人口总数为1000万人口，非渗透性地表面积比率却达到了47.7%。暴雨产生的地表径流最终流向低洼地带(11%(1962)——52%(2010))。首尔共有4万套地下室位于易发洪水的低洼地带。漫入这些地下室的大量雨水所产生的地表径流亟待处理不说，由于地下室排水管道的位置比公共排污系统低，每逢下雨，污水便会堆积，并大幅回流。

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尔 (图片：Seoul Solution)

在2010年及2011年的特大洪灾发生前，韩国在防洪方面多专注于防洪工程设备。洪灾发生后，韩国政府出台计划，投入重金以改善城市的防洪措施。新型防洪策略将自然环境状态纳入了考虑，并会进行相应调整，同时，由于发动了居民从微观层面将损失最小化，城市面对灾害时也更有准备、更积极了。

首尔土地使用情况的变化 (图片：Seoul Solution)

首尔运用了一种水循环系统来恢复自然水循环过程，并增加土地的吸水量。先是拆除了高速公路，然后又开凿了地下河流，如清溪川等。首尔安装了存贮及利用雨水的相关设备，提高了公路及人行道的渗透性，也方便了公民对雨水加以利用。这种新型雨水管理方式减轻了现存排污系统及雨水泵站的负担，使得城市在面对洪灾时准备更为充分。首尔通过改变防洪政策，由简单防洪步入了综合考虑环境、城市规划及交通等多种因素的新阶段，同时也意识到，洪灾的发生主要和降雨量、地理条件、土地使用情况及排水系统多方面相关。

由洪灾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损失， 首尔 (图片：Seoul Solution)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暴风雨天气将变得愈发恶劣频繁。城市结构应从一开始就规划设计好，以确保地表径流得以减缓、储存并逐步释放，从而避免了洪水突发，就像19世纪的奥姆斯特德所做的那样。而到了21世纪，为何这样基本而传统的认知却完全被政府、规划者及工程师忽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