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国内外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内政方面，他承诺将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医疗保健、教育、基础建设以及绿色技术进行巨额投资，来进行更好的重建。在外交方面，他正在废除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针（American First），使得美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他说：美国又回来了。美国准备领导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
但是拜登显然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全部目标，他最好不要夸下海口。
基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新一届政府必须继续着力于美国国内的建设，这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为代价。
过去四年，美国的民主濒临死亡。如果拜登要确保特朗普政府只不过是美国在民主制度上的一个黑暗的弯路，那么他的政府必须解决经济上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之前催生了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愤怒。美国正在遭受自从193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毫无疑问，一项新政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确保国内事务的优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1941年以来，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美国陷入某些遥不可及的承诺，这使得美国越发难以摆脱困境。
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试图结束他们继承来的“永远的战争”，但是目前美军依旧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华盛顿不可能像1930年一样拒绝来自外界的关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回避了来自外部的纠缠，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中。这使得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能够占领欧洲和亚洲。拜登可负担不起同样的代价。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骚扰时采取孤立主义的撤退是不可行的。
因此，拜登必须取得微妙的平衡。他的外交政策必须雄心勃勃，以确保美国在外的利益。但同时他也必须有足够的克制以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并且与国内优先事项保持同步。
然而，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拜登政府必须花费时间、政治资本和大量资金进行国内重建。
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内的投资必然会加强美国在外的实力。但是从短期来看，拜登在外交政策上将面临极大的限制，如果他明智一点，他会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受到了限制。美国可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准备领导世界，但前提是在国内和国外的限制的范围内。对于拜登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看准一个实际的目标并且实现它，而不是将目标定得过高导致落空，最终失去美国民众和盟友的信任。
拜登的外交政策受限于国内政治。特朗普可能曾经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但是他敏锐地捕捉到，美国选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来自国外的纠缠。
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将太多的资源用于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美国参与了太多的战争，太多的自由贸易和移民，以及太多昂贵的联盟和国际条约。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束缚我们并使美国倒台。如果拜登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实力，他必须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保持对国会的控制，以及维持为了遏制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做出的国内投资，他需要时刻留意美国的内部态势。
拜登在2月4日的演讲中声称，“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再存在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需要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推进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需要时刻关注国内的经济建设。”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拜登还有其他艰难的抉择。
即便大多数美国人欢迎代表着人权和民主盟友的总统的回归，但是实现雄心勃勃且昂贵的外交政策比获得公众支持更加困难。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选民赞成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大约一半的选民希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军事参与。
另一项民调现实，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对于国家的两个主要威胁来自于国家内部：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以及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美国的前五大危险分别是：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气候变化、种族不平等、外国干预美国大选以及国内的经济不平等。
年轻的美国人是支持拜登的主要人群，他们对于气候变化以及人权的关注度远超对于其他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地缘政治威胁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美国人的注意力。
美国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直到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贸易自由化仍然是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关键所在。公开市场本应该促进美国在国内外繁荣发展，而足够多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可能会促进民主化。
但是现在，自由贸易对于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个肮脏的词汇。大公司从中受益匪浅，但是太多的美国人感觉到全球化给他们留下了一些东西，却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想要的是对于美国工人更有利的贸易协议。商业自由化没有带来预期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反中国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推动了它惊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伴随着政治紧缩而不是开放。
拜登有可能决定取消特朗普的某些保护性关税，尤其是对于美国盟国的保护性关税，但是公众并不想看到市场自由化再次成为美国的政治方针。
的确，拜登面临着自己政党内部的进步派施加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拜登对于贸易采取强硬态度。正如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总统大选期间所说的那样，政府的贸易政策只对大型跨国企业有效，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作用。
到目前为止，拜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似乎已经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的极限。他最大的贸易倡议是一项“购买美国本土产品”的行政命令，指令联邦政府最大程度上使用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产品、原材料以及在美国提供的服务，进而确保它们将来会是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出来的。为了遏制与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导致的失业，拜登还承诺组织一些主要的经济体达成统一战线以对抗不公平贸易行为。
拜登在美国重新致力于制度化的多边主义上也受到了类似的限制。他本应该放弃特朗普政府的尖锐的单边主义，恢复美国作为团队合作者的传统角色。
但是二十世纪中叶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已经过时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不再具有曾经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组织越来越受中国主导。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是1945年的世界，而不是2021年的世界。当前对于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网络安全）的应对计划也非常糟糕。
拜登有可能想要翻修这个破旧的建筑，但是美国缺乏新一轮制度化秩序建设需要的两党政治。民主党人仍然是国际团队合作的狂热支持者，而当特朗普宣布“我们将不再让这个国家或者她的人民屈服于虚假的全球主义之歌”时，他是在代表共和党人发言。
从结果来看，参议院不太可能批准基于条约的新安排。拜登将和奥巴马一样，不得不依赖于行政行动和非正式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这样的行为有总比没有好，但是行政命令最容易受到政府权力变动的影响，这使得美国的盟国和对手都对于美国的可靠性持有怀疑态度。因此，拜登必须谨慎地选择他想要签署的条约，并且努力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如果共和党人重新掌权，公众的支持可以维护拜登重返多边主义的局面，并有助于保留拜登政府罢工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