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
贾植芳（1915-2008），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山西襄汾人。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八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后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著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狱里狱外》、《劫后文存》等。
【贾植芳《上海是个海》原载1999年第2期《收获》“百年上海”专栏】
今年是上海开埠百年，《收获》杂志的朋友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示纪念。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上海是一个海》，但那篇文章写得太简略。现在我仍想旧戏新唱，讲讲我在上海居住过的一些地方，以及在此生活多年的几个故事，从中未尝不可以折射出一些社会历史的变迁，以资读者朋友参考。自抗战胜利后，我和妻子任敏辗转来到上海，迄今已有五十多年，而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十多本创作、翻译及学术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我也算得上一个老上海了。在这个城市，我亲历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同时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而从上海的历史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久居上海，我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个“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显得愈加深切。
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经写道：青年时代，我在太原、北平读书时，从当时的出版物看到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作品，对其中一些上海特有的名词——如“亭子间”、“老板娘”、“老虎灶”等感到茫然不解，因为我是个北方人，不了解上海的城市生活。等我来到上海，成了这个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的生活世界。解放前，我在上海基本住的是亭子间，甚至阁楼，至于弄堂口的老虎灶和烟杂店的老板娘，也成了我经常打交道的对象。那篇文章没有叙述抗战胜利后，我这个四处闯荡的“流浪汉”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定居的理由，在这篇文章中，我该向读者朋友做个交代。
这个理由，套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套话：说来话长。可是若非从头原原本本说起，则不能见出上海这个城市独特的吸引力以及我的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迈入人生道路，生存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独立、社会进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成为被公认为代表进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这铸就了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精神品格。抗战岁月里，我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同时仍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以及精神操守。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很快又处于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想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写作为职业。我觉得上海是个开放自由的现代城市，这里可以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是我理想的去处。于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从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出来后，就和妻子辗转来到上海。从此，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此后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人生的风风雨雨，都与这个“海”的沧桑变幻息息相关。我不是个站在岸边，观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飞，不让海洋的浪花沾湿自己鞋子的旁观者，而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这种种变化之中。社会生活海洋的每一次运动，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可是值得骄傲的是：虽然中国社会处在种种激烈的变动之中，我的人生也处于种种剧烈的变化之中，我却没有为种种的运动所裹挟而随之泥沙俱下。在风云突变之中，我坚守住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与精神操守，不论是遇到九级的风浪，还是遇到巨大的漩涡，我从没有改变这些初衷。而我在社会生活中沉浮的后半生，与上海这个城市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在这个城市里，我既找到了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文学上与人生上的挚友，谱写了生命之册上神采飞扬的一页；又被两个敌对的政党分别以相同的“政治犯”的罪名两次投入狱中，度过了人生史上最为屈辱难堪的一段；直到进入老年，我才又返回自己的写作、研究、教学岗位，看着一批批的学生从校园里走入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业，在人生的暮年方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幸福……我后半生的甘与苦，荣与辱，忧与乐，都与上海这个“海”难解难分。
事实上，来上海以前，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因缘，对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三十年代，我给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写过文章，通过各种上海的出版物——新文学的与鸳鸯蝴蝶派的——我也对上海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从日本坐法国船回国，目的地本来就是上海，在中途获悉吴淞口被日本人的炮火封锁了，这艘船要转赴越南河内。船行至香港我下来，准备转道回到内地参加抗战。在香港我写了一篇《神户急行列车》，记录与描写了我坐火车由东京到神户沿途亲眼目睹的日本战时动员的疯狂状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大公报》社办的《国闻周报》，后来在该报的《战时特刊》上刊出。我有一个与胡适相似的癖好——历史癖，所以抗战胜利后，在我终于可以来上海之前，曾翻阅上海地方志一类的书籍研究了一番，发现上海的繁荣完全是近百年的事情。在明代，上海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清初它也只是个三等县，一直到了晚清，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取消海禁，开放口岸，上海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租借地，此后它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侵略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上海，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使之跻身于世界大都市行列。历史总是充满着悖论：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报刊、出版事业也随着大炮和教堂传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副作用。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的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西方的侵略破坏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亚细亚社会的基础，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可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上海是西方列强在苦难中国版图上所建立的一块经济和文化飞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中，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当时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格。“海派”文化是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与现代性。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不愿依附任何政治组织，而想以写作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业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不论你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民族的，还是买办的……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里，传统的“文人”慢慢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胡风与梅志，1933年12月
促成我决定来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与胡风的关系。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读书时，在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辑，题名《二三事》，正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来命名的。从它的编辑风格及撰稿人员的阵营，我认为它是一个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左翼进步阵营的刊物，因此把我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这个杂志，其内容正是我自己在北京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后的监狱生活中的人生体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杂志的编者是什么人。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了这个丛刊的第四辑《黎明》，我的小说登出来了，同时收到了编者胡风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抗战开始后，我回国参加抗战。在战争中，胡风在艰难的处境中创办了《七月》杂志，我继续给他投稿，并被他聘为特约撰稿人，但并没有和他见过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从北方颠沛流离到了重庆，才与胡风由神交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到了西北。一九四四年离开西安时，我把在西北写的一些小说、散文寄给胡风，此后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我从徐州日伪监狱中出来，从重庆复原上海的《大公报》上得悉胡风已经回到了上海。他在重庆所办的《希望》杂志也将转移到上海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复刊，在重庆出版的四期也一起重新出版，在目录上我看到我离开西北时寄给胡风的文章都已登出。我给胡风写了一封信，恢复了投稿与通信联系。收到他的回信，令我十分高兴。胡风在信上对我有一个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他说我是个“东南西北走”的人，这与我对自己的认识可谓心心相印：我不是一个愿意安坐于书斋写文章的书生，而是一个喜欢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会型”的人，我不愿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而想做一个来去自由的作家。胡风敏锐地看出了我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他来信特意说我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丰富，可以作为写小说的材料。他希望我能静下心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也是促成我决定到上海来的一个缘由。
初到上海，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的文字上的联系与观念中的了解，但对上海的具体生活，却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来到上海，我们夫妇在胡风家里住了一阵。他家当时住在雷米路文安坊六号。在这里我们住了约半年时间，因为在重庆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早已是声气相投的朋友，所以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说到这里，顺便补记一件事，供有鉴事识人兴趣的朋友们参考：我们夫妇一下火车，到胡风家时，正是上午，刚好碰到从延安来的周而复与刘白羽两位也在。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他们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沪。周、刘两人都在胡风办的《七月》上发表过文章，而我是《七月》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所以过去都读过彼此的文章。我们是同行，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这次聚会兴致都很高，把我从徐州带来的五斤双沟大曲都喝光了。可近来我读梅志大姐写的《胡风传》，方知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时，带公安人员逮捕胡风的，就是这位刘白羽同志！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见多。”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极深刻的人，他写此诗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谁知此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竟又变成了生活现实！这不啻是一则历史的预言，真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那位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一九五三年胡风举家迁京时，他代表统战部送他们一家到车站。我和任敏也去送行。车行后，车站顿时冷清下来，这位周同志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两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也许他自以为是上海的主人，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可以视若无物了；虽然在并不太长远的年代，他和我们还曾是觥筹交错的朋友……我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周副部长当时的形象：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头发光光，皮鞋锃亮，双手反背，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我在胡风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一次，胡风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风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传，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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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收获》60周年纪念特刊，9月15日出版
2017-5《收获》目录
编者按
《收获》创刊三十年∕巴金
莫言小说新作
故乡人事 ∕ 莫言
非虚构
激流中 ∕ 冯骥才
长篇连载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 黄永玉
中篇小说
天鹅旅馆 ∕张悦然
曾经云罗伞盖 ∕尹学芸
肉林执 ∕徐衎
短篇小说
朱鹮 ∕葛亮
他们走向战场
谁与你同行 ∕严平
三朵雨云
为什么嗡嗡不休地骚扰这个世界∕唐诺
明亮的星
多多的省略 ∕陈东东
生活在别处
克莱门公寓74号房间 ∕福劳德·欧尔森（丹麦）
钱佳楠译
《收获》大事记
《收获》总目录（1957.1～2017.5）
